宋以敏整理 《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

摘要

那时的共产国际，神圣哪！王明在苏联时很活跃，到处讲话。因为他是国际书记处书记，地位高嘛。康生在国际工作时就喊“王明万岁！”我们在莫斯科治病时，钟赤兵还奇怪，怎么喊王明万岁，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呢？

周恩来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周恩来是谁当权就拥护谁。他善于迎合领导。他崇拜一个人也不得了。过去非常拥护陈独秀，拥护向忠发、拥护李立三。在苏区的时候，他同博古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李德也是崇拜的。武汉时期他同王明在一起，王明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名义号令全国。再后来是崇拜毛主席。

我和闻天在长征路上始终没有同居过，就是怕生孩子，直到瓦窑堡才同居。结婚的时候毛主席跑了来，说不请客就不承认。那时大家的关系是比较随便的。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他做过一首打油诗，大意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当今在皇位，爱江山又爱美人。因为闻天是总书记，毛主席说我是风流娘娘。我不承认是娘娘，说贺子珍才是娘娘。陈云同志开玩笑，也叫我“娘娘”，我不同意，他说，是毛主席说的嘛！到凤凰山后，毛主席开玩笑，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总是讲，我要进皇宫了，见皇帝，见总书记请示嘛！赖传珠的爱人孙湘是刚来的，也爱讲“进皇宫”。我说什么“皇宫”哟！她说，都讲是“皇宫”嘛！

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总书记。闻天说过，选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是利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国际背景。当时对共产国际是很迷信的。大家都相信共产国际。李德并不是因为高明大家才服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那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高极了。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别的什么。许多人都支持六届四中全会，博古有几年力量很大。毛主席当时是靠边站的，还受到一些人反对。很多人都对毛主席不服，连林彪都不服。毛主席当时是跟着闻天的，有事就推着闻天出来讲话。对遵义会议，要看怎么讲。论思想是毛主席的，但是出头的是张闻天。当然闻天讲的又都是同毛主席先商量过的。后来从安排日程到通知开会，闻天也都是先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所以毛主席说他善于归纳。

在中央苏区，博古是总书记，谁都称他为总书记。他党政都抓，但在法律上，选举时选的是书记，没个“总”字。当时我在青年团。青年团每次开常委会，博古总是作为总书记，代表党来参加。他会随便开玩笑的。博古、凯丰、我，大家都年轻，比较活泼。一直到遵义会议，大家都喊他总书记，没有谁讲他是负总责。遵义会议后，大家就把闻天叫作总书记了。叫闻天总书记，一直叫到1937年12月会议。

遵义会议后，实际上也是以张闻天为首。毛主席脱离中央队“三人团”后，就只管在前方打仗，其他什么事都不管。到陕北以后，有几年都是闻天在管事。他的地位在毛主席、周恩来和刘少奇他们的上面，是领导他们的。我们在保安和搬到延安以后一段时间，中央就在我家里开会。那时我家住得离中央很近，他们开会也不回避我，我也就听到一些。整风之前，闻天和毛主席合作得还是蛮好的，一直到1937年年底我离开延安去莫斯科养病的时候，都是很好的。毛主席有问题就找他谈。这段时间，毛主席经常来，洛甫不在，就让警卫员到处喊，叫他回来，说毛主席来了。参加中央会议的人有博古、周恩来、杨尚昆等。那时的会开得不错。大家谈得都很随和，热烈。

瓦窑堡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发高烧，住到保安去了。长征时把原来的建制打乱了，到瓦窑堡才重新建制。军队、工会、青年团，各归各的口。在瓦窑堡会议上，把军队和党政分开了。那时毛主席在军委，只管打仗。中央的事，后方的事都归闻天管。毛主席就是打仗，游击战，比较高明：怎么打，怎么迂回，怎么保存力量，把敌人算得清清楚楚。也不完全是就他一个人高明。彭德怀、林彪也出了主意。林彪还是比较高明的。林彪是在黄埔受过军事训练后参加北伐的。彭德怀也是懂得军事知识的。还有刘伯承。毛主席是总结起来，综合了意见，看听哪一个的。军事方面，他对中国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对党政这些东西，他不管。

当时，大家有事就找闻天，不会去找毛主席。郭洪涛、关向应、二方面军的就都来找闻天。交通员来往送信，从别处带信来，都是直接找闻天。王林是第一任交通员，他只认识闻天，不认识毛主席。后来的交通员鲁本也是一样，也是找闻天。到延安后，地方上的事，那些人还是到凤凰山来找闻天嘛！后来，大概要抬毛主席嘛，就变成大家有事都去找毛主席了。历史就是这样的，好事都往一个人身上堆。闻天做得对的，做的好多事，好像都不是他做的，说是毛主席做的。

到陕北放刘志丹这些人，是他们直接写信给闻天的。在陕北负责的是郭洪涛，一开始就是他来接头的，程子华过后才来接头。陕北肃反也就是搞矛盾。这一派排挤那一派，那一派排挤这一派。习仲勋那时候年轻，怎么招架得住。习仲勋、马文瑞那些人都被关起来了。中央派朱理治来当特派员，其实是形式主义。当时是地方势力大，他插不进来的，朱理治也是背黑锅。闻天知道了陕北肃反的事，就找他们开会谈。闻天说，一个都不能杀，叫他们把人放了。

毛主席当时在直罗镇，在前方打仗。当时打仗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巩固根据地，是没有办法站住脚的，所以必须打几仗。毛主席要集中力量打仗。他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一起，完全管军事。后方的事，他当时根本不管，不会去解决地方上的问题，仗还没打完嘛。那时陕北连个电台都没有，军委和中央之间根本不会有来往电报。毛主席在吴起镇就和中央没有联系了，到下寺湾才联系上的，怎么能通知“刀下留人”？这件事，郭洪涛知道得最多，现在他也还敢讲一些。

王明1937年年底回延安，闻天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但是继续当总书记，继续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只是我1939年3月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中央已经不再在我们家，而是改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我回来时把共产国际的整套密码在脑子里死记下来，回来后写给了中央。我不再在少共中央，调到中央秘书处当了处长。因为工作关系，我可以看出，中央的事情，处理日常的事务，还是由闻天管，电报还是由闻天批。那时也看不出毛主席和闻天之间有什么大问题。对这些事，闻天不大多讲，我也不问。

一直到1940年，闻天都是很忙的。那时他还兼任宣传部部长、干部教育部部长，朱光是副部长。是1941年开始整风，闻天去晋西北作调查后，才不管中央的事的。后来不讲张闻天当过总书记这件事了。闻天是很清高的，人家不提他就不提。他无所谓的，懒得讲。过去错就错了嘛，后来正确就正确嘛。他不像博古。博古受不了，王明更受不了，因此挨整。后来斗闻天，把他的功劳拿给人家，他也无所谓。

在闻天当总书记的时候，是毛主席来找闻天商量问题的时候多。那时毛主席对闻天也很尊重，称他为“明君”。说他办事公道民主，开会做总结时也把他的意见总结进去了。

刘少奇在陕北时是向闻天请示问题的。那时他对闻天是毕恭毕敬的。他一回到延安就到闻天这里来汇报工作。是闻天找刘少奇谈话，分派他工作的。研究和组织白区工作，要派刘少奇去，就是闻天决定，和少奇谈的。关于61人出狱的问题，是刘少奇请示他，他和毛主席商量后，由他批准的。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刘少奇也不可能自己做主，是一定要向闻天请示的。他在延安常到我们这里来，我招待他吃饭，搞些辣椒什么的东西给他吃。他是湖南人，要吃辣椒嘛！

刘少奇的好多东西都是在我们的窑洞里，在闻天这里谈的。他对哲学的兴趣很大，也找闻天谈。我还按他的要求帮他借哲学书，从马列学院找人给他讲哲学。我笑他：你都成了黑格尔了！刘少奇说过，他自己有的问题钻得深，但是不像洛甫那样善于概括；往往会上有许多意见，洛甫就能很快概括出几条，这是因为洛甫有理论。要能概括就要有理论水平。所以刘少奇说他要学理论，光有经验还不行。刘少奇对刘彬（刘英的弟弟，当过刘少奇秘书，当过冶金部副部长）也说过：我这人喜欢钻，钻得深；洛甫善于综合。可是，后来刘少奇对闻天也不公正哎！

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周恩来和闻天都是很好的。闻天当总书记时，周恩来是很尊重他的，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来我们这里。整风后才不大来了。他是经验主义嘛。

周恩来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周恩来是谁当权就拥护谁。他善于迎合领导。他崇拜一个人也不得了。过去非常拥护陈独秀，拥护向忠发、拥护李立三。在苏区的时候，他同博古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李德也是崇拜的。武汉时期他同王明在一起，王明以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的名义号令全国。再后来是崇拜毛主席。

周恩来这个人是机敏的。顾顺章叛变，是他下决心赶快转移的。他在上海拥护向忠发，说：向忠发是工人，组织过暴动。实际上向忠发是个傀儡，开会时一言不发。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事情都是周恩来这些人在做。向忠发叛变，是他发现的。向忠发穿着缎子长袍缎子马褂，自己有老婆，又搞小老婆，逛窑子，什么也不懂。周恩来对向忠发也注意安排，但还是出了事，被抓了。这是陈琮英告诉我的。她就住在向忠发的机关里，和向忠发一起被捕了。向忠发的小老婆跟她关在一起。她警告那个小老婆，千万不要承认她是向忠发的人，承认就要被杀头的。那个小老婆还能听她的话。陈琮英没有文化，但是政治上很坚定。她不承认是共产党，只说是当保姆的。她带着远志，远志那时还很小。审问她的人叫她签字，她到处乱写，表示没有文化；又捏远志的屁股，小孩子就哭，于是停止审讯。敌人觉得：这样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是共产党？也没有根据。敌人就把她放了，还给了她五块钱。所以，国民党的官也不一定都是坏的。

闻天和陈毅在延安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一起跳舞，陈毅还到我这边下围棋。陈毅这个人很豪爽，很随便。我喊他风流将军。

整风时没有把陈云算成经验主义。陈云同志和闻天的感情很好，常来我们的住处谈工作，谈问题。他有一次说：我现在体会到，书要一本本地读，读一本就要弄懂它一本。解放后他住在北长街那边，他们两人还常有来往。

潘汉年和闻天很熟，平时同闻天老是叽叽咕咕地谈，两个人是最要好的。闻天当宣传部长时，潘汉年当过副部长。陈云对潘汉年也是很好的。潘汉年回到陕北先向闻天汇报工作。他就住在我们窑洞里，我同闻天住在坑上，他支个行军床睡觉。吃饭也在我这里。他同毛主席也谈过一次，是闻天带去的。潘汉年还送一支钢笔给闻天，硬把它插到他的口袋里，说：我在外面搞得到，你在这里没有笔，只拿个毛笔，连铅笔都搞不到。他见我们没有衣服，就送给闻天一件针织的线衣，不是毛的。衣服小了一点，就把衣服送给了我。男同志也不懂得买东西。我说这是男衣，他说没有关系。他叫“小开”嘛，总想给人送点东西，进来不好带，检查很严，又没有钱。潘汉年被关起来后，闻天和我讲，说潘汉年是什么什么的，政治局都不传达，我到现在都不相信。我说你不问一问？他说，问有什么用啊？毛主席问都不让人问的。

任弼时搞白区工作，闻天支持他，所以就出来了。闻天不支持他，他就出不来。

康生对闻天也是毕恭毕敬的。

刘晓、刘长胜每次回来都向洛甫汇报，要求给他们指示。

那时候要搞学校，学生来了学什么，人们都到我们这里来，找闻天问。最后要搞鲁艺，院长谁来当？那时康生已经到枣园了，他要闻天当。闻天说：不行，我兼职太多，不合适，你来当。在鲁艺问大家的意见，大家还是赞成闻天当。他的威信不一样啊！当然应该是他当啊！后来叫周扬来当院长。

周扬是文化人，在白区“左”了，和冯雪峰弄不到一起，调进来了。在延安时他的处境很难，和闻天谈得来。我们是老乡，他们夫妇两个是经常来我这里的。文革开始后，周扬被关了起来。“四人帮”倒台后，在彭德怀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了周扬。他问我：“洛甫同志怎么样？”我说：“不在了。”他很难受。这次和他谈起过去的事，他说像是做梦一样的。后来我也去看过他。他生病后，先前还可以讲讲话。我说要想开一些，我们党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笑一下，不怎么讲话。再去看他，他就根本不讲话了。

在陕北，文化人互相斗得不得了。文化人喜欢闹意见。这个人来告状，讲那个人；那个人又来告状，讲这个人。丁玲，还有别人，都跑到闻天这里来，很复杂的。

闻天反对“左”，是支持冯雪峰的。冯雪峰非常崇拜鲁迅。闻天也很尊重鲁迅，说鲁迅是对的。冯雪峰和闻天很好。是闻天派冯雪峰去上海的。冯雪峰每次回来闻天都同他谈话，一谈就谈老半天，谈鲁迅。鲁迅送了一条火腿，不好带进来，他们就在西安分着吃了。但是冯雪峰既看不惯周扬，又不赞成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他就跑了，不干了。但不干了也没做坏事情，就是消极了。

伍修权在遵义会议后向洛甫表示要求离开李德，洛甫同意了，他就下了部队。

冯文彬到青年团负责，是闻天调来的。到陕北后赖大超当少共中央书记，我当宣传部长，胡耀邦是组织部长。张浩建议由我任少共中央书记。我说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又让我当团的总书记，多不好啊，还是刘道生当好。后来刘道生当了，但他是军队作风，实在抓不起来。耀邦和我一起去找闻天，反映了这个问题。耀邦推荐冯文彬接替。后来青年团就彻底改组了。

王明回国

1937年11月，我去莫斯科治病经过兰州办事处，正好斯大林派专机把王明送到了兰州。那时斯大林对王明是保护得很厉害的。苏联飞机不熟悉地形，要是落在敌人的飞机场就完蛋了。因此先要在延安降落点的地面上布置好标志，周围插上红旗什么的。中央回电报说布置好了，飞机才起飞的。那时张浩才打通国际路线。因为形势变化大，要搞统战了，季米特洛夫就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央工作。

陈云同志是和王明一起回来的。王明住在兰州机场的苏联机关里，不能出来。他非常神秘啊！比毛主席还神秘。陈云同志可以来办事处。他穿便衣把我们几个要去莫斯科的人招到一间房子里，讲王明同志回来了，他现在不便出来，要我慰问这些经过长征的红军同志，送给我们两百还是四百块美元，说这是王明同志给的。陈云那时对王明好尊重的。我们这才知道王明回来了，但这是绝对的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的。王明给我们钱，表示他地位高，慰问我们嘛！我们觉得组织上很困难，我们不要，把钱交给了谢老。

我当时感觉，王明一定是回延安来当领袖的。根据当时的气氛，王明必然是领袖。王明在理论上有一套，因为在共产国际搞的时间久嘛。人也比较聪明，思想来得很快，讲话没有稿子，一套一套的。

那时的共产国际，神圣哪！王明在苏联时很活跃，到处讲话。因为他是国际书记处书记，地位高嘛。康生在国际工作时就喊“王明万岁！”我们在莫斯科治病时，钟赤兵还奇怪，怎么喊王明万岁，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呢？王明在国际有威信，四中全会有功劳，带着统一战线那一套回来到处讲，气焰很高。谢老回延安讲了王明回来的事。延安高兴了：共产国际回来了！王明回来了！当时迷信共产国际啊！

我去苏联治病，还在莫斯科养病的时候就知道闻天的地位变了。去的时候，王稼祥做翻译，向共产国际介绍说，刘英是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1938年，少共国际知道了我是团中央书记处的组织部长。当时我们已经把青年团改组为青年救国会。他们就问我，少共中央是干什么的，搞救国会又是干什么的，要我去做个报告。王稼祥答应了，说他们有翻译，我就去了。这次王稼祥向共产国际介绍我的时候特别提到，中共领导体制有点变化，加强集体领导，不设总书记；洛甫不再称总书记，但还是主持日常工作负总责的书记。他说到洛甫时，还看了我一眼。我做报告时翻译翻得不清楚，我讲也讲得不清楚，他们就要我写个书面报告。我写好报告交给王稼祥，他在批语中提到张闻天是书记处书记之一，告诉我，好像洛甫不当总书记了。

闻天不当总书记这件事，其实就发生在王明1937年回国召开12月会议之后。我看，闻天想辞掉总书记，和王明回国有关系。王明在12月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中国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书记处增加书记，以毛主席为领袖。他从共产国际带回来的十六人名单，排第一的是毛主席，他自己排第二，把闻天排在老后面。对闻天，他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毛主席原先对王明的印象是好的。在开四中全会、打AB团肃反、富田事件等问题上，王明支持了中央苏区一方面军。王明这次回来，一开始毛主席也很欢迎，称赞王明他们回国是喜从天降，增强了力量。那时消息闭塞，张浩回来带回一些，王明回来更是带了不少外面的情况来，而且中央当时对共产国际还是很崇拜的。后来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王明提出不同意见，和毛主席发生争执。虽然表面关系还维持着，两人已经搞得不协调了。

毛主席和王明有矛盾，要解决。说是王明有共产国际支持，所以还要解决同共产国际的矛盾。闻天讲，我干脆不当总书记，挂个名不好做结论，共产国际那些人都是很厉害的，过去我可以做总结，毛主席还表扬我总结得好，把其他人的意见全都总结进去了，还说我是“开明天子”，现在不好办。

毛主席和闻天都看出来，王明是想当领袖的。闻天就提出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王明，因为王明在国际的地位比闻天高。闻天是不在乎什么地位的。毛主席不同意，说领导变动要等“七大”，到那时再正式改组。到1938年7月六中全会，那时王稼祥正好也从莫斯科回来了，说季米特洛夫讲，要树毛泽东当领袖，王明不行；中国党还是毛主席，打游击打天下还是他行；王明理论上行，但他四中全会后就去了苏联。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要毛主席当领袖的意见后，闻天又说，他不当总书记，让毛主席当。但毛主席还是说，不到时候。当时王明还在，康生还跟着他嘛！还没有把王明搞掉嘛！毛主席说，现在就先这样：过渡时期还是闻天负责，当不是总书记的总书记。毛主席就去同王明谈，不要去争当领导，说连他自己都不当总书记。

所以闻天同中央几次讲要辞掉总书记，但实际上还没动。总书记不总书记的，闻天还在负责，只是增加了几个书记。秘书处在杨家岭，还是归他管，放中央档案的挑子也还在他那里。毛主席还是在军委。王明在统战部，也在杨家岭。后来我们也从蓝家坪搬到杨家岭去了。

闻天回来后同我讲：会转到毛主席那里开了，他只负责召集会，总负责的实际上是毛主席了。

这些情况外面并不知道，好多人还是把闻天叫做总书记。

王明那时是妇委书记，在女子大学当校长，爱出风头，到处演讲。他总是抢镜头，当然，这同他个子小也有关系。闻天不愿意照相，总是站在后面。王明也很会讲话，有煽动性。三八节的会场挂王明的像。

有一次中央妇委委员开会，有我和蔡大姐、曹轶欧、孟庆树，张秀霭。我们开会讨论庆祝三八节的事。会开到很晚。当时我们不赞成在三八节的活动中突出个人。那天开完会已经是夜里12点多钟。回去路过毛主席窑洞，看灯还亮着，我说进去找毛主席。我和蔡大姐向毛主席汇报开会的事情，他听后没有做声。我对毛主席说：妇委应该再参加些别人，不要都是老婆；工作上扯到老婆有不同意见，不好讲话，麻烦，多有不便。毛主席说，女的都是老婆嘛。毛主席虽然看似不在意，但意见是听进去了。他注意了这个问题，觉得王明出风头，搞他自己的势力。

毛主席本来很想马上开“七大”改变领导。但是他决定一步一步来。他知道那时开“七大”，不一定能拿得下王明。王明借助国际威信高啊！于是延安就搞整风，算总账。讲是要搞和风细雨，惩前毖后，实事求是，把过去的历史总结一下，但是搞着搞着就厉害起来了。

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

我不反对延安整风，可是反对审干、肃反、搞抢救运动。肃反抢救没有抓到一个特务，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

1939年3月，我从莫斯科回来，1940年生孩子难产，休息了一阵，当了洛甫的政治秘书。

我参加了整风学习。和闻天一起从晋西北搞调查研究回延安后，杨尚昆叫去参加学委会，又参加了抢救运动。

刘少奇是为了参加“七大”回来的，他支持整风最积极。他过去一直被打成右派，长征时他就是跟着走，在党内没有什么地位。他对从苏联回来的这些人很恼火，但是无可奈何。我们对他倒是无所谓的。整风一开始，刘少奇就给毛主席写信，说一定要搞总结，白区工作一定要总结，对白区工作的“左”的错误，应该从路线上检讨；总结经验，提意见，进行批评，都可以；这不是针对有教条主义的这些同志，他们还是领导同志，批评之后，还是可以做领导工作。毛主席就利用这封信发难，把刘少奇重用起来，刘少奇一下子就红了。毛主席把刘少奇信里的意见告诉了闻天，闻天赞成和同意。闻天是被动的，觉得“要作检讨就作检讨”，没有觉得是什么问题。可是，一整风，莫斯科回来的就都是教条主义了，连乐少华也挨整，说他们也是教条主义。乐少华是邓小平的连襟。

我没有问题，因为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被整的。

任弼时是秘书长，支持整风。他还是比较正派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任弼时主持，闻天对草稿作了很多修改后，由毛主席拍板定稿的。乔木说是他自己写的。这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树立毛主席的。

王首道整风学习时是我们的组长，我是到他家里去开会的，不和闻天一个组。延安整风一起来反教条主义，他就把书都从窑洞窗口里扔出去。后来闻天说，怎么连马列主义的书都不读了。书还是要读的，不读书怎么能行呢？马列主义的书还是好的，看你怎么读嘛，不是不读书。当然，闻天也不多讲，讲多了没有用。这些人不听他的，听毛主席的。可是毛主席还是读书的。

9月以后，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闻天同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等七八个人一个组，在我们住的窑洞开会。我负责招待他们。他们一来开会，杨尚昆就要茶喝。那时茶叶很少，彭真给我们弄了一点，我只给他一个人泡一杯，其他人就喝白开水。他们学习两条路线，大家都实事求是，讨论问题很随便的，都是态度和蔼。不追究个人责任，只是就事评论，治病救人，所以比较平心静气。主要是对王明的右倾进行批评，为“七大”报告做准备。学习两条路线以后，从理论上、政治上大家的认识都清楚了。闻天情绪很好。他学习党的历史文件，总结历史经验。对“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发了言，也感到四中全会“左”的一套是错误的。这个发言没有记录，但他自己有提纲，延安撤退时毁掉了。乔木同志说，闻天在延安写有一个党的历史的材料，向我要，我说已经没有了。总之，那时是和风细雨，学文件，大家都作了总结历史经验的发言。

博古、凯丰态度很好，都服从真理。那时王明称病，不参加会。他不承认错误。毛主席对王明还是进行说服。后来在大会上揭发王明的问题，孟庆树沉不住气，要把王明抬出来到会上去辩论。那次开会，我就坐在毛主席旁边，孟庆树一下台就趴在毛主席的腿上哭，说：揭发的不是事实，连在莫斯科的事都揭了，有些事不是王明的责任；王明病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整他。毛主席当时不动声色。我看得出，毛主席是下决心了，不迁就了。

经过学习，闻天觉得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少，希望到下面去锻炼，做些调查。我也向富春提出了下去锻炼的要求。毛主席支持他下去。他1942年初带了个调查团下到晋西北调查去了。后来林枫回到晋绥地区，说调查团对当地工作的成绩看得不够，不欢迎这个团。1943年3月，我们实际上是被赶回了延安。在这个期间听说整风中对闻天有些意见，他没在乎。

回到延安后，因为王明生病，闻天就去看了他。王明在他面前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我跟毛主席讲了，洛甫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相当高，曼努伊尔斯基说，中国的理论家要数伊斯梅洛夫（张闻天的俄文名字）。毛主席听了以后发火了，说：他是什么理论家呀，从外国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他特别反对你。闻天听了没做声。他认为王明是在挑拨毛主席和他的关系，可是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挑拨的。我让闻天把王明说的这些话告诉毛主席。他说这个问题不好讲，回避了。

大家放开揭发后，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都写了检讨。闻天写检讨写得认真，里面谈了王明挑拨他和毛主席的关系的事。闻天认为王明有野心，是在挑拨、制造派性，自己没有上当，但是应该告诉毛主席。闻天承认自己有错。写好了先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了很满意。

我们从晋西北回来，审干抢救已经开始。我们回来后继续住在蓝家坪。这是一个院子，里面有四五个窑洞，中间是会场。我们和任弼时、刘少奇住隔壁，任弼时在我们右边，刘少奇在左边。“七大”以后我们搬到枣园。毛主席一直住在那里。那个时期，闻天同毛主席的关系还好。

我搞过工人运动，同毛主席、刘少奇、王震这些人是非常熟悉的。刘少奇的秘书是王鹤寿的哥哥，他被捕过，坐过牢，被咬为特务，要审查，已经被关押在西北公学。我从晋西北回来后，刘少奇就要我兼任他的政治秘书，叫康生找我谈。康生对我还好，知道我经过长征，同毛主席熟。但是我不愿意当刘少奇的秘书。

审干时，康生是总学委的实际负责人。中直机关学委会的负责人是杨尚昆和李富春。王首道是秘书处的组长，邓洁是行政处的组长。一开始我没有参加学委会。杨尚昆在开会的时候看到邓洁。邓洁是在白区工作的，被捕过。凡是被捕过的这些人，都靠不住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要审查。所以不能让他参加学委会的重要会议。杨尚昆决定叫我接替邓洁当行政处组长。他说是发现了个积极分子，一定要我当这个组长。康生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经过苏区和长征来延安的，我可以拍胸脯担保，别的这些人，我一个也担不了保；白区来的，你能相信吗？我说，我搞不了这个东西。杨尚昆说，你就搞一搞嘛。杨尚昆是比较客观的。他说：好多青年不是两条心问题，是思想问题。他这样一讲，我松了一口气。小主任除了我和王首道，还有夏耘，后来当了冶金部副部长。他原来是陈云的秘书。这些人都是政治上可靠的。

延安十天大会，是康生主持，在中央礼堂开的，主要批王明。但是他病了，没有来。闻天说，康生在莫斯科时那样捧王明，后来看毛主席要整王明了，康生转得快，马上给王明列出60条教条主义表现。闻天看了这60条后对我说，康生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整得过分了。康生是个小人，他刚从苏联回来，要看看毛主席的意志是怎么样的。他是投其所好，投机分子。王明1937年回来时，康生看到他捧毛主席，毛主席也很欢迎王明，就没有对王明怎么样，后来才变的。你“左”，我更“左”，要什么有什么。一方面是毛主席的意志，一方面有苏联的经验。原来搞情报工作的是李克农，康生也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神经过敏，神乎其神，特务搞得越多越好。那时毛主席相信这个东西，也比较相信康生。所以不光是康生的问题。康生没有毛主席，行吗？

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在大会上发言，由下面的同志起来揭发。大会上你讲什么，我讲什么，都是派了任务的。

后来分组开会。华北组批彭德怀，批他的百团大战和主张自由博爱口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老总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其实彭德怀不反对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张。1959年后，我听闻天说，毛主席议论彭老总有反骨，迟早要反，不如现在就整。他对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惯。他讲直话。别人不敢讲，他敢讲。

十天大会，开得轰轰烈烈，登峰造极。康生要突破一批，首先要柯庆施坦白。他们怀疑他老婆自首过，是叛徒，生怕把他放出去，他会把老婆放跑。王鹤寿在大会上向柯庆施提问题，他回答得清清楚楚。他说，老婆是老婆，我是我，她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

妇联就这样造谣，讲柯庆施的老婆曾宪兰跑了。没有跑嘛！他们打了她。蔡大姐也出来劝人家。我说，你也来劝干嘛？她说不搞出一个不行，搞不出来受批评啊！曾宪兰实在受不了车轮大战，没有办法了，神经错乱了，就乱讲了。她半夜三更偷偷跑出去，跳到一个枯井里自杀，死了，这连我们都不晓得。他们明明知道她已经跳井自杀了，还是到处找，还找到我家里来了。

妇联搞得很“左”。搞一个劝说运动，斗不下来就不让下来，交代了就戴朵红花，解放了。那好嘛！就坦白嘛。那么多的女孩子就都坦白了。他们敲锣打鼓，一会儿就敲一阵，过一会儿又敲一阵。斗争不能停，里面是换人的，被抢救的坐着不能睡。有的人神经错乱了就讲了，有的就瞎讲起来。妇联就搞出了那么多的“特务”。凯丰的老婆，那个离了婚的，也被怀疑。讲她是有目的地打进来的。这个问题她讲不清楚。乔木搞她的时候晚上打了灯笼，搞车轮战，疲劳战术嘛。他动员我去，我懒得去。我就自己去劝她，她就哭，说：“我爱凯丰啊！我什么目的都没有的。我很单纯的。”她实在讲不出，一面讲一面打瞌睡，拚命抽烟。后来得神经病死了。

中央党校搞得很“左”，有吊起来逼供的。

有些“顽固分子”，像滚绣球一样的，送到西北公学去。西公在一个山沟里，和保安处一样，都是关押人的地方。康生叫他们写材料，天天写。

康生说，李富春他们中办一个也搞不出来，是右倾。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处也搞不出来。李富春催我们催得厉害呢，说我们右倾。我们完成不了任务，有百分比的。我们只搞了吴亮平的姨妹子，要她写，什么也写不出来，突击她，突击了好久，突不出来，怎么交代？王首道反映，她年纪轻轻地到这儿来，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活动。王首道还问过我：秘书处一个也搞不出来，这是我思想有问题，还是什么事；人家怎么搞的，介绍点经验吧！我说我也没有经验，我也搞不出来。可能是没有吧？可是，人家又搞出来那么多！

有公正的人。任弼时、刘少奇、张闻天是公正的人。他们都找李富春、也找我了解情况。

十天大会，任弼时去听，去看了，就发现了问题。弼时是好的，他有经验，说没有那么多特务。八七会议时我就认识弼时。他来湖南，是我招待的。他非常谦虚的。他来向我了解情况，我就向他反映说，有些人讲，说是特务，又搞不出来；说不是特务，他们的社会关系又是那么复杂。我也是有些怀疑的。弼时说，复杂不一定有问题。

任弼时是二方面军来的，同毛主席、同四方面军没有瓜葛。在苏区，任弼时不赞成搞公开斗争那一套，说他右倾。他一直戴着个右倾的帽子。实际上他是正确的，不是右倾。可是那个时候你不“左”，就是右嘛。那时，他工作倒是工作，实际是靠边站的，陈云同志代替了他。他讲要特别注意团结，一方面军、四方面军是个大家庭，不搞山头。毛主席讲，要承认山头，要消灭山头。为什么承认？当时革命根据地，需要山头，山头是自然形成的。但现在，不要再搞你是一方面军的，我是二方面军的，他是四方面军的。这不好。是一家人，消灭山头。当时一方面军看不起四方面军，二方面军看不起一方面军。这个事毛主席还是对的。一方面军正统啊！吃得开。四方面军被排斥。李先念这些人，都被弄去学习了。

刘少奇也经常找我问问。他说，你们突击的一个医生，过去我一直隐藏在他家里，没有出事嘛！要是特务，我能不出事？他的表现是好的，到苏区来也是老老实实的，没有同什么人来往。我就相信他讲的这些。

闻天没有参与学委会的活动，人家也不会让他参加学委会。他从农村调查回来后，每天到西北局上班，搞边区工业与财经的调查。那时西北局研究室是贾拓夫负责，他把闻天的调查材料拿去印发。闻天躲开了抢救运动。他有怀疑，说遍地是特务，哪里有这么多的特务？没有具体材料嘛。他同康生辩论，讲斗争厉害，没有办法就编嘛！知识分子能写嘛！写了就轻易相信？康生就住在我们窑洞隔壁，拿来一本本材料给闻天看。闻天看了之后还是不相信，说这里头有许多是假的。康生说，那是真的啊，他们保证不翻案啊，已经斗出来好几个了。他讲得天花乱坠。闻天看讲不通，就不再说什么了。闻天先是采取超脱态度，后来看了那些材料，又听我反映，就对任弼时讲，要慎重，知识分子还是追求真理的；不一定能在他们当中发现特务；延安圣地，抗日旗帜，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来的。

周恩来没有参与延安审干和整风，他有锻炼，比较稳。我问他：你记不记得当时是你批准我们一些人学无线电的，有人后来牺牲了；现在人家攻击我们这些学无线电的；无线电是共产国际搞的，都是绝对秘密的；十几个人，都是你批的。周恩来承认，是他批的，没有问题。但是对那些人也还是在查。周恩来自己也被动。他搞统战，又长时间在白区工作。白区大部分是“红旗党”啊！周恩来自己还讲不清楚。他不敢讲话，不敢出头作证明。当时他就住在我窑洞外面附近，只给工农讲课，到勤杂人员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也申明，抢救搞不下去了。

任弼时把意见反映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还是听得进去的。十天大会开了三天就停了。再开下去，就都是特务了。毛主席写出了个审干决定。这九条最受抓人者的欢迎，因为实在抓不下去了。

整风中人人检讨，把人整垮了。闻天讲，你看老杨（尚昆），人都瘦了，讲他什么主义，他紧张了，灰溜溜的。毛主席对杨尚昆是很厉害的，说他：你这个人是没有角的，你像个橡皮球。就是讲杨尚昆软嘛，和稀泥嘛！其实毛主席的棱角也太厉害了，杨尚昆倒是比较稳的。

检讨不过头不行，就是过了头还是不行。王明就不够，没有过关，就作为重点了。整风也使一些人之间结了怨。薛明和叶群就是在那时结下怨的。

整风时“七大”还没有开，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选举。中央委员名单，毛主席都是同闻天商量的。闻天说，毛主席负起责任了，来商量了。“七大”代表对王稼祥意见大，在预选中，他没有选上。毛主席说，这些人都落选了，连候补委员都没有上，再选时要把这些人都列上去。他同闻天商量，闻天还在考虑。毛主席讲话是很风趣的，喜欢和人开玩笑，他对我又是很随便的，就说，你是娘娘，也讲讲你的意见。我说娘娘已经下野了。他说，皇帝下野，娘娘没有下野，你也是三代元老了。我就说：列都列上，选不选得上是人家的事；邓发你就不要列了，这个人杀了好多人，肃反，他是保卫局长嘛！我那时就有意见。

“七大”预选时落选的，一个是李维汉，一个是邓发。王稼祥是另外的问题。我问过耀邦：王稼祥对遵义会议是有功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反对他？耀邦那时是总政干部部长。他说：主要是军队的代表反对王稼祥当中央委员；好多干部对他也有意见，我还在拚命为他做说服工作，说要从大处着眼；他这个人很刻薄，整人很厉害；他又长期不工作，大事也不管。

闻天参加了“七大”的两条路线斗争，又写了检讨。他当选没有发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