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3)

谭合成

卷一

第三章 “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杀人布告

我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但却无法不信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神秘之手在我和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之间作着某种宿命的安排，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处心积虑，妙到毫颠。它第一次让我窥视这场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那时我还是长沙市某中学的一名在校学生，为了逃避下放农村的命运(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跟着表兄(1964年下放湖南江永县的老知青)和几位回第二故乡“抓革命，促生产”的江永知青到与道县毗邻的江永县躲风头。路过道县，在这里下了车，会几个知青朋友。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道县县城只有现在十分之一大小，冷冷清清，一道青石垒成的城墙，墙脚青树翠蔓，参差披拂，墙外一弯碧水。潇水和濂溪河交汇于此，潇水南来，抵城西南隅，和由西而来的濂溪河相汇，而后绕过城墙的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其状宛如一张弯弓。站在城墙上，可见道县二中后面的铁索桥和潇水上游方向的水南浮桥。浮桥长135米，宽4米，由40只木船竹缆相连而成，船上架木梁，梁上横铺木板，再以两条两千多公斤的铁链压两侧。是道县通往宁远、蓝山的重要桥梁。县城里，街道不多，大约就十几条吧。街道两旁多是青瓦木板结构的两层楼房，楼房大多都有一个伸向街心的楼台，把一条本来不宽的街道挤成细细一线。房子虽然古色古香，奇怪的是很多窗户都用砖砌得只剩窄窄一条，甚至有些门也是这样，看上去很不协调。但路面很有特色，水泥路、柏油路很少，常见的是一种用河卵石铺嵌而成的花阶路，很结实，宽约3-4米，状如玉米棒子，所以道县人又把它叫做“包谷路”。行人不多，商店更少。唯一的一座长途汽车站前有一口水塘，塘边用树枝搭建了一间棚子，办了个饭店，好像叫做什么“红星饮食店”，我们在这里吃的中午饭。简陋的店堂里摆着几张八仙桌，每张桌子配四条板凳。烟熏火燎的墙面，红红绿绿的贴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最新最高指示，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标语，其中一条至今还记得清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我们点了几个菜，烫了一壶米酒，坐下来用餐。其它菜都没有丝毫印象了，唯有那份水煮活鱼叫人难忘。价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量大得惊人，鱼肉肥嫩鲜美，令人食指大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吃鱼喝汤的样子，旁边的本地人用怪怪的眼光死盯着我们。（如果当时我们知道了这些目光的真实含意，恐怕连肚子和肠子都会呕出来。幸亏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身上出了什么毛病，自查了一番，又相互打量了一番，没毛病呀！心中不免生出几分鄙夷之意：乡巴佬，不就吃餐饭嘛，在得如此！

酒足饭饱之后，我提出在县城逛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观光观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来到农村和偏远的县城，看着什么都觉得新奇，可是表兄等人早已看得不爱看了，提不起一点兴趣。最后决定，爱逛让我一个人去逛，他们在汽车站等我。于是我就一个人绕着县城逛起来，这里瞧瞧，那里看看，那神气颇有几分不法分子踩点的味道。当时“文化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期正在过去，“破四旧”、“大字报”等等已成明日黄花，但遗迹随处可见。青砖垒砌成的古城墙围住的老城区，横直不过一公里，残垣、牌坊、碑刻、楼台，随处可见。位于南门城墙上的寇公楼匾额已被凿毁，油漆剥落的大门锁了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楼是上去不了，但站在城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波光潋滟的河面和远树含烟的河洲。从城墙下来，绕过一座已经彻底砸烂的青石牌坊，从一孔城门洞穿过，来到河边，再行不远，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水南浮桥。浮桥北侧码头，怪石嶙峋，清流击石，卷珠激玉。桥头的两座青石宝塔，已被打倒在地，只剩两个残座，但风景依然美得叫人心痛。从水南浮桥踅回来，在县城边一个门洞边的墙上，我惊讶的发现了一张布告——“贪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布告！布告的内容很简单，文字也不多，形式大致如下：

布　　告

查反动地主×××、×××、×××……罪大恶极，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反攻倒算，抗拒改造，出工不出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

院　长：×××

副院长：×××

×年×月×日

布告根据回忆写成，行文可能与原件略有出入，但内容绝对一致。有一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每个“死刑犯”的名字都被朱笔郑重其事的勾过。还有就是字写得还不错。

我的心禁不住怦怦乱跳，肾囊猛地缩成一团，头皮阵阵发麻……我把布告又看了一遍，以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也没有错误领会布告的精神实质。尽管对文化大革命中层出不穷涌现出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新生事物早已见怪不怪，但，这张布告，这个“法院”，还是让我感到莫名惊诧!它是哪种“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它剥夺一群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简单扼要、明目张胆？我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而是一场恶作剧，充其量不过是一纸恐吓文字罢了。

回到汽车站见到表哥等人，我立即神秘兮兮地把自己的“重大”发现告诉了他们，谁知他们一点都不惊讶。表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不但这里杀了人，我们那边（指江永）也杀了，只不过没有这边恶。”道县的知青朋友更是一脸曾经沧海的表情：“这算什么罗，比这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村子就杀过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的，血肉横飞，乡里人喊‘天女散花’。”可是问起为什么杀人，究竟怎么杀起来的，都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他们早在六月份就跑回老家长沙回城闹革命去了，杀人的时候，根本不在这边，知道的事情都是道听途说的。

说来说去就是几句话：杀四类分子。杀得血湖血海。一蔸（家）一蔸地杀，连吃奶的毛毛子（婴儿）也不放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

离开道县到江永后，我又专门找到一名叫刘克思的知青去请教。刘克思是江永知青的风云人物，一直扎根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他马列著作、毛主席的书读得多，政治思想水平高，应当对道县杀人事件有所了解，有所思考。刘克思说：“这是阶级斗争激烈化的必然后果。”其余云云，却把我越说越糊涂。现在回想起来，也难怪，他自己尚且“昏昏”，又何能使我“昭昭”呢！

据刘克思说：“道县文革‘杀人风’的起因是道县极少数四类分子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成立了一些类似‘黑杀团’的反动组织，企图杀害贫下中农，被发现了，贫下中反过来杀他们，结果杀得不可收拾，出现了后来的滥杀局面。”刘克思的这个说法，经不起最简单的追问，记得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他的回答竟然是：“听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讲的。”其余的问题还用多问吗？实际上，刘克思的说法倒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它是当时道县官方对道县杀人事件起因说法的一个流行版本，类似的版本还有几个，大同小异。还有一个稍微晚一点的版本，就是道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受广西杀人事件影响而发生的。有证据表明，这都是杀人者为开脱罪责而捏造出来的谎言，事实的真相不但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完全相反。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谈到。而此刻让笔者心头发凉的是，像刘克思这样的人，书不可谓读得不多，人不可谓不精明，为什么竟会对这样明显漏洞百出的谎言不去质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