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啕大哭的家伙

“家伙”是管教干部称呼犯人的人身代词之一，其他还有东西、货色等等。

1976年10月某日, 我正在地方国营雷马屏农场通木溪中队服刑劳改，还当着什么水稻班班长之类的小头目，那时正是这个高寒山区收割水稻的大忙季节，也是水稻班长最苦最累的日子。我们由四个人组成的一架拌桶正在水田里割的割打的打，累得鼻塌嘴歪。地点又在距队部最远的一座小山背后，为了将我们挞下的谷子尽快送回队上晾晒，我们这个桶还多配了一个搞运输的，他的任务就是不断挑湿谷子回队，以便尽早进行晾晒，因为这个季节，雷马屏的晴天是十分稀有的。

我是班长，全班犯人的劳动调配是我的职责，根据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我绝不会在我身边安排一颗定时炸弹，一条专打小报告的“虫” ，哪怕他是个来来去去挑运谷子的“流动人口” ，在劳改队呆了十多年了，我还看不清班上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吗？

今天为我们挑运谷子的人名叫王京良，年龄四十左右，刑期十二年，反革命罪。反革命罪只判十二年已不可多得，五个人一张拌桶，如果分成五个反革命犯，一不小心就能分成一架“世纪桶” 一一五个反革命，每人判二十年，刚好一百年。

王京良是个工人阶级，捕前在成都一家国营钟表厂当工人。当工人以前，他是成都街头摆摊修表的个体户，因为是承袭父业世代相继，积累着父辈传下的若干经验，技术上存有某种优势，在成都修表界也算小有点名气。后来公私合营，国家把他“组织起来” ，弄进了国营企业。这种人因为从小吃技术饭，对没技术的人，不是看不起就是看不惯。加上他过去是自由自在的个体户，现在是厂长车间主任小组长管辖之下的“一颗螺丝钉” ，企业像官僚机器般运转，靠吹牛拍马吃饭的人，管理着真正干活的人。对此王京良越来越不满，少不了在车间里发点牢骚吊点二话，这些支言片语必有积极份子及时向党汇报，所谓的反动言论日积月累在书记的笔记本里已近极限，当时机成熟新帐老帐一起算，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久，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王京良被指称犯下“造谣煽动” 的反革命罪，批斗以后被判刑，送到了雷马屏农场。

受到判刑的打击以后，王京良谨言慎行吸取教训，但他从内心并不认为自己真的犯了什么罪过。有一次干部批评某一个犯人说那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天后他私下对我说∶“我经过两天的考虑，觉得这个现象很正常，因为人鬼之间语言不同，又找不到二者之间的翻译，不说鬼话怎样交流？”能向我谈这些话，证明王京良对我是信任的，事实上我们虽然没达到推心置腹的程度，彼此的信任是一直存在的。在劳改队这不仅很珍贵，而且很重要，识别人，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特别重要。

那天，大约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田野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奏出了阵阵哀乐声，我们知道伴着哀乐，播音员用沉重的语调宣读的讣告，通常是某位国家领导人逝世的消息，远处发出的广播声听来简直只是哇哇哇的叫声，听不清每个音节吐的什么词，根据当年中央领导人的年龄情况和最近去世的情况，肯定不少“知道点政治” 的人猜测，这次可能是毛主席去世了，只是没有一个敢把这个后果严重的猜测说出来，原因一目了然，因为毛主席太伟大了，伟大到不该死的地步。

又过了二十分钟左右，王京良挑着空箩篼来到田坎上，我们把拌桶推到田边，他向我示意叫我去一旁有话对我说，我叫同伙们赶紧往箩篼里装谷子，我和王京良去到五米左右的远处，这时他小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但你只能蒙在被子里笑一一毛老头翘辫子了。”我心里一阵狂喜，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它甚至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是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的局面却相当严竣，也很关键，故谨言慎行十分必要。

同桶的另外三个反革命从我和王京良的异样表情中已看出问题，有人说犯人都是“人精” 就反映在这些察颜观色的本领上。“啥子事？”紧闭着的三张嘴却用六只眼睛向我提问，我如果一言不发也可以，但是在劳改队付出的代价将是对友谊的亵渎和对信任的玷污，没人愿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我说∶“刚才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这个事情很严重，任何人都不准笑”。

收工的时候，我们一个个哭丧着脸从中队部门前走过，我看见我们的指导员一双眼睛已经哭肿，正在给立在门前的一个大型花圈上贴着白色纸花，其他的干部、家属也都眼泪汪汪张罗着制作花圈的事，总之气氛十分肃穆，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出。

这时，从队部院子的中央传来阵阵呼天喊地的号啕大哭声，其声音之洪亮竟可以用悲痛欲绝四字来形容，但其声调特点似与队上任何干部的音色不同，出于好奇我就停下脚步多看了一眼，原来这个号啕大哭者竟是我梦想不到的王京良，其哭声其动作因为夸张而给人一种做戏的感觉，但是又有谁敢揭发他是在伪装极积呢，当时我不仅想了∶“这家伙怎么可以这样呢？”

可是片刻以后我又想∶“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在这个时候， 谁又敢把他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