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9-6 自由亚洲电台

梁京评G20、中国崛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法新社图/粤语部制图）

此次G20杭州峰会有一个作用，就是迫使各国领导人和精英们把各自的内政外交烦恼暂置一边，共同聚焦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和面对21世纪的中国挑战。原因之一，就是东道主习近平可以说是尽了全力让这次峰会产生震撼性效果，从而宣示中国不容忽视更不容挑战的大国地位，宣示他要形塑21世纪的中国和人类面貌的意志和决心。

我相信，习近平主持这次峰会的心情，可以用毛泽东的一句诗词来形容，就是“风景这边独好”。你可以嘲笑习近平，却无法回避如何理解和面对中国挑战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Mike Morell在评论伊斯兰极端主义时讲过的一句话让我一直难忘，他的大意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对美国和世界秩序确实是威胁，但中国才是真正的挑战。可惜，他并没有展开分析。美国精英们当然对中国有很多分析和争论，但许多内容都没有拿到台面上来。这固然有策略性考虑，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谁也说不清，谁也没把握。

大家都知道，中国挑战最深层的原因，来自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但如何解读中国历史和文化，如何把这种解读和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包括中国挑战联系起来，且令人信服，非常不易。

我注意到张五常最近在议论中国经济学的困境时，强调了“人类有自我灭亡的倾向”。此话出自多年宣扬人人为己的市场经济的知名学者，很不寻常，更有意思的是，张五常还大谈起人权与产权的矛盾，让当年《卖桔者言》的读者们不能不感到时代真的变了。

已经有人指出，21世纪人类面对的最大威胁，就是与20世纪相比，人类掌握了更多自我毁灭的手段，不仅能造核弹，还能改变生命基因，包括人类基因，更能大批生产具有学习能力且不知疲劳的“机器人”替人类做各种选择。这些技术的伦理和道德风险，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人类对“技术发展必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

在这个大背景下的中国“崛起”为什么会带来“中国挑战”？我的理解是，中国文明是一个有很强自我毁灭倾向的文明，中国崛起大大增加了人类自我毁灭的风险。虽然自我毁灭并非中国文明独有的倾向，但中国独特的政治秩序带来的杀戮规模之大，频率之高，在西方崛起之前以致晚清都非常突出。不容否认，西方文明的崛起过程在全人类范围内制造过大规模的人为灾难，而且，今天许多威胁人类生存的技术手段也是西方发明的，但同样不容否认的是，这个过程也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觉醒，尤其是推动了有利于和平的民主政治秩序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崛起付出了极大生命代价，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中国崛起带来中国对世界的挑战，一大原因是中国既抓住了美苏对抗的机会，从苏美两边先后得到了大规模的知识和技术转让，中国又抓住了冷战后这一轮全球化的机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抢占了重要地位。但现在看来，中国经济成就的主要根源，谋略成功远大于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的更新。

于是我们看到，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导致大规模人间惨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文化近年来飞速复活。这种理念和文化的再生能力和对现代技术，包括对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令人惊讶。习近平的自信，实来自于这样的判断：中国统治者现在不仅可以把压迫性秩序的成本强加给难以反抗的社会，也有能力把统治成本转嫁给外部世界。比如说，G20机制对中国滥发货币的约束力就越来越有限；而且，中国统治者还可以对外部世界发出这样的威胁，为了维系中国政治秩序的“特色”，他们不惜与整个世界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