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劳改队，如果缺少了君临天下的劳改干部，就缺少了主旋律。当然劳改干部也是人，一般说来，水平低，文化低，较缺人性;当然也有例外。这里准备提出几位来见识见识。

　　冷面冷血管教股长

　　对劳改队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人, 像管教股长这类专业性很强的官衔,他们肯定是十分陌生的。顾名思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是专门负责管束教育犯人的国家干部,虽然劳改队的所有干部,不论是管生产管生活的都有责任管教犯人,但分工毕竟不同。

　　在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场部有管教科,那里有比股长高一个档次的管教科长,我所在的大队,便出现了这位我今天要忆及的股长,而在我所在的中队,还有一位股长下面的管教干事,科长高高在上,除了在一年一度的公判大会上见到他主持会议以外,平时很难见到他。干事就在身边耳提面命朝夕敦促,但我却对他印象十分淡漠,唯独这位不远不近的股长却令我没齿难忘。

　　按常规属于大队的股长应该住在大队部,而他却住在我们中队,那是因为他的老伴在我们中队当会计,两个孩子也住在母亲身边的缘故,反正我们中队到大队部步行也不到20分钟。

　　既然前面已将他的妻子称为老伴,可见股长也并不年轻,一头花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足以证明他年龄已50开外。因为我是犯人,他是国家干部,或者说我是被专政者,他是专政者,我们之间像两个世界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私人交往。因此除了他的姓氏和官衔以外,其他如年龄籍贯文化程度个人经历等等,我并无可靠消息来源。

　　在我过去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经透露过一个“隐私”说,我一生中,挨过两记耳光。反右的斗争会上,被南充县团委一位年轻但并不美丽的女干部打过一记;“隐私”中的另一记便是这位股长恩赐的。今天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纪念这一记耳光,对一个任人践踏的犯人来说,挨一记耳光就像被蚊子叮咬一口似的微不足道。真正值得我追忆的到是这位股长的那张脸,据说几十年前,前苏联的电影大师伯恩斯坦访问好莱坞的时候,曾有美国记者问他：“苏联人会笑吗?”我的这位中国藉股长会不会笑我不知道,相处十多年,我从来没看到他笑过一次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此可以证明,面对数以千计的阶级敌人,我们这位股长是绝对严肃认真坚决地作着斗争的。

　　从他说话的口音上判断,他是河北人,并且是距首都不远的河北人,这样说的原因是,他虽然说着普通话,但京味儿不足。像他这类由北到南的干部,当年被称为南下干部,用现代词汇来表达就叫离休干部。使我对他另眼看待的是他是个知识份子,从他对犯人的训斥讲话中,你能感觉到那股文绉绉的味道,下流话不多,连珠妙语则不少。

　　既然住在我们中队,进进出出也顺便关照一下中队犯人的改造,多多少少可以增加些专政的力度。有一天,我因狂泻不止,请了病假,蜷缩在上铺上休息(农场犯人睡的大通铺,分上下两层)。他突然走进犯人的寝室,看见下铺的床沿上坐着一个面色苍白、正在轻声哼吟着的犯人,这犯人的脚边有一个木盒算是犯人用的痰盂,里面盛着消毒用的石灰,石灰上面则是东一团西一块的鲜血,股长那不苟言笑的铁面对着面色苍白的犯人问道：“你为什么不出工?”犯人扶着床沿缓缓站起来,用颤抖着的手指着痰盂说：“报告股长,我在吐血。”股长手指着木盒痰盂说：“好,你今天就在家吐血,你的任务就是把这个痰盂吐满。”这时我赶紧将伸在上铺边缘的脚向里收缩,深害怕他发现上铺里还有一个我,万一他针对我的病情下达任务,令我当天将粪池泻满,对我来说,又将是一个难题,而我身边的难题早已堆积如山了。

　　古人说,物伤其类,或者如成语所说兔死狐悲,这位股长也是读书人出身,他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满口的引经据典足以证明此说不虚。他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读书人凭他的满腹经纶和看问题的入木三分,一旦下决心收拾另类读书人,其辛辣程度肯定比没读过书的人厉害得多,其中某些典型事例,甚至可奏终生难忘之效。

　　我曾经在中队负责植物保护喷洒农药的劳动,经常使用一台机动喷雾器,它是以汽油为燃料的小型内燃机,运转时机体温度很高。有一次我因为操作不慎,右胳膊被机体上的消声器烫起了一个大型水泡,在四下无人的田野,只好用一块擦拭机器的破布将伤口包扎起来以便继续劳动。傍晚收工时,我背着这都机动喷雾器向队部走去,在临近队部的路上,突然碰见了这位足智多谋的股长,他似乎正站在路旁等我,可我并不知道, 更不知道他明察秋毫的革命警惕性已盯住了我身体上的某个部位。

　　按规定犯人在路遇干部时必须远离,以避免发生恐怖袭击行凶报复之类的突发事件。也许我的绕道行走更剌激了他的革命警惕性。突然他大声喝令：“站住!”我立即遵旨站在路边,他向我身前靠近了两步,指着我缠着胳膊的破布问道：“你这是什么联络符号?”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一个最为意想不到的问题,我除了对股长的联想能力五体投地之外,便只好向他解释说明原由,他却似乎一句也听不进去,反而用更大的嗓门吼道：“我问的是你这是什么联络符号?”我顿时感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句民谚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今天使我有理说不清的并不是蛮不讲理的兵,而是一位蛮不讲理的“秀才”。我只好解开充作绷带用的破布,将伤口亮给他看,他淡淡地瞟了一眼后未置可否,却抛出一句咬牙切齿的话：“你给我小心点。”掌握着犯人生死大权的管教股长的这句话,是可以让犯人患神经衰弱症的。

　　不久,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干部们也分成相互对立的两派,而且相互指称对方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其队伍中还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有传闻说,我的这位管教股长也被对立的一派指称是汉奸,是汪精卫之类的卖国贼。不过,从我内心来说并不相信,虽然从年龄和籍贯上看,这位股长在中国大量出现汉奸的抗日战争年代已成年,而且生活在已经被侵华日军占领了的沦陷区,似乎具备了当汉奸的客观条件。但我仍不相信,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解放后各机关开展的三查三整、民主运动、内部肃反以及反右斗争等等,一系列以干净彻底揪出隐藏在机关内部的阶级异己份子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其决心之大,工作之精细,乃至这位股长纵有天大的本领,要成为漏网之鱼的概率也几乎为零。

　　在他被诬为汉奸的那些时日,他似乎显得益发苍老,背也驼了下去,铁青的脸也更加铁青,但我并不同情他,虽然挨冤枉是个值得同情的事。那是因为我是犯人,犯人是没有资格同情干部的,更何况我认为他对人过份刻薄。

　　那时正在“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犯人们在干部的指令下,利用冬季的农闲,将某些坡地改为梯田,这就像修公路铁路一样,少不了开山放炮,我又奉命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炮工,这是因为干部们知道我在劳教队修过三年铁路,对开山放炮还有那么点经验的缘故。

　　我们所开的田块在队部背后的小山上,傍晚收工前,我装了九个炮眼并且眼看着它们一一爆破完毕,便匆匆返回队上，找厨房解救我的辘辘饥肠。

　　临近队部时,我突然听见管教股长在队部的院坝里大声吼叫着：“去炸嘛,炸仓库嘛,炸楼房嘛┅┅”路边有犯人战战兢兢地告诉我,有一块爆炸的飞石将股长房顶上的瓦片打穿了一个洞,这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意外事故。接着又听见股长大吼一声：“张谋回来没有?”我便立即收回去往厨房的脚步而改向队部跑去,他一看见我就用曾经指过我胳膊上的破布的手指指着我的脸部：“你放的什么炮?你指着我的房子炸,你他妈的也想搞阶级报复。”我心想,如果我真有本领用这种普通的爆破方式,去命中预先选定的目标,可能我早已弄到国防部搞科研去了。因此我说：“报告股长,我不是故意的。”他却冲上前来打了我一记耳光,其声音十分清脆,我脸上有火辣辣的痛感。同时他用更大的嗓门吼道：“我看你还狡辩。”这时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勇气,竟然也大声吼道：“我是国家的犯人,不是你私人泄愤的工具,你凭什么打我?”他被诬为汉奸一肚子气,我他妈的被诬为反革命更有一肚子气,老子真想跟他拼个鱼死网破。这时他那读高中的儿子跑出屋来,将他死死抱住,他那老伴也就是我们队上的会计(她却是全体犯人拥戴的善菩萨),一边掀我离去,一边悄悄对我说：“不要理他,他心情不好。”当然,不愿给蚊子再叮一口的我也就叽叽咕咕地走向了厨房,因为被蚊子叮咬不致影响食欲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事后我得知,这位股长因政治经济文化种种复杂的原因,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他和我们中队的干部关系非常不好,以致干部院内近十户人家,连出来打圆场的干部和家属一个都没有,眼睁睁的让一个可怜虫打了另一个可怜虫一记十分动听的耳光。我不知道这一记耳光是不是能使这位股长心情变得稍稍好一点,不过最少也给了他一个补偿,证明了他依然是一个有资格打人的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