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3)

谭合成

卷三

第二十三章  写在东洲草堂的“杀”字

没有了不绝于耳的稚子书声，不见了哦吟草堂的乡儒学究。

“哞——”

一探头，迎接我们的是一声悠闲而宏亮的牛鸣。这……这就是被誉为“二百年来书法第一人”的清代著名大书法家何绍基当年读书习字的“东洲草堂”吗？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大牛栏，关着东门村十几条膘肥体健的耕牛。一股热哄哄的牛粪发酵的气味迎面扑来，十分熏人，我们急急地退了出来。外面的一大块空坪上，有些不协调地长着一蓬状如豪笔的篁竹，漂亮得叫人心跳。

史料载，“东洲草堂”曾遭兵乱毁坏，没想到竞衰败如斯。当年天王洪秀全率义军席卷过后，何绍基曾为草堂被毁悲愤地写过一首七律：“鹤鸣轩本大书房，卿借东洲伴草堂。桂花双撑满树月，桔园添染一林霜。百年讲社成焦土，一曲瀛桥扩水光。环秀孤亭无恙在，谱轩诗境付苍茫。”从诗中看，此处原应有书房、讲坛、回廊、孤亭、小桥、桂树、桔园等等。（1986年）我们到此采访时，除了桔园，其余景物难觅踪迹。农舍间小巷格外仄逼，牛粪混着泥浆布满青石板和鹅卵石的路面，滑滑溜溜，路边的阴沟里乌黑的水中冒着白汽泡，到处弥漫着潮湿霉腐的气味。只有村头的门楼子、庭屋的梁柱、尖顶型山墙，还在顽强地提示当年的辉煌，只是也很颓败了。时间流逝改变一切，吞噬一切，凡人带到这世界上的有形之物，年深月久都会破败，甚至化为乌有。

文化大革命期间，何绍基的故乡已经没有人再练毛笔字了，但字写得很好的人还是不少，这一点可以在东门村的杀人布告和杀气腾腾的大幅标语上看得出来。笔者讲一个笑话，该大队有一个人字写得很不错，写得最好的就是“杀”字，铁画银钩，龙飞凤舞，深得何体精髓。何绍基曾有一副著名的“座铭联”：坐到二更合眼即睡，心无一事敲门不惊。当时有人改了两个字：坐到二更合眼难睡，心无一事敲门就惊。

这是一块由潇水和右溪切割出来的肥腴之地。元结任道州刺史期间（公元763年—768年），曾写过一篇著名的《右溪记》，记曰：“道州城两百余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营溪（即今潇水）。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攲嵌盘屈，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为溪在州右，遂命之‘右溪’。刻名石上，彰示来者。”而我们来此采访之时，元结笔下的美景已无觅处，潇水尚在，右溪则已变成一条毫无特色的小渠沟了。

此地紧靠道县县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是“革联”和“红联”两派斗争风口浪尖的风口浪尖。

1967年8月17日上午，东门公社“红联”政委肖家旺在该公社高车大队唐家生产队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名字较长，叫做各大队可靠的大队干部、党员和部分脱产干部会议。会上，肖家旺作了“战备布署”，一共五条：一、红、革二联的基本情况分析；二、各大队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三、管严四类分子，调皮捣乱的由贫下中农处理，同意干掉就干掉；四、注意叛徒的问题；五、加强领导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一个星期全公社没有发生杀人情况，一直到8月23日受派性斗争影响杀了1人，紧接着24日晚——

静静的潇水河中，出现了两只木船，浆声咿呀，船头犁破溶満月光的江面，悄无声息地向河心东洲方向荡去。每只船上都蹲着两种人：一种手持梭标马刀，一种五花大绑。船到江心，随着一声低沉的命令，两只船上持刀枪的人一起动手，将早已备好的装満石块的竹篓拴到被捆的人脖子上，扑通扑通，一个接一个推进河里。潇水卷起一个旋窝，又一个旋窝，接受一份贡献，又一份贡献。被沉河者并没有被堵上嘴，却无人呼救，无人哀号，无人挣扎，平静得叫人难以理谕。満天星斗，亮得叫人胆战心惊。突然，东门大队的地主分子何积仁站了起来，喊了一句口号。当时夜很静，声音很凄厉，在夜空中传得很远，站在河岸上的人都听得见。声音未落，何某就被推下河中。与他同时被推下河的还有他二十岁的大儿子。这就是当年地主分子被杀时公开呼喊反动口号的著名事件，这件事，曾被作为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材，用来教育人们。何积仁为他的这句口号付出了比自己死亡更沉重的代价：几天以后，他的妻子和12岁的小儿子在几乎相同的地方被沉河。东门公社全家被杀绝的仅此一户。

何积仁到底喊了什么呢，后果这么严重？我们专门向一位参加过当年沉河行动的知情者请教。他有些闪烁其词地答道：“也没有别的什么，就是一句反动口号，恶毒得很。”“一句什么反动口号呢？”“就是什么蒋介石什么什么万岁吧……”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们在村里采访时，有人向我们反映了何积仁生前有这么一段“反动言论”：“蒋介石他倒好，好好一个江山弄丢了，自己跑到台湾吃肉喝酒、洗牛奶澡，搞起我们这些人给他顶缸。”

如此看来整个道县大屠杀（含周围10个县市）被杀的九千多人，何积仁要算杀得最不“冤”的一个。他是我们听到的唯一一个被杀前喊反动口号的人。

然而，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说何积仁临死前喊的是：“你们凭什么杀人？你们这些土匪……”从逻辑推理上看这句话可信度应当比较更高一点，但是……即使如此，何积仁还是杀之不“冤”！因为在被杀人员中敢如此明目张胆攻击“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的还是只有他一人！

有人悄悄告诉我们：何积仁是何绍基家的后人。（何绍基家是道县有名的官宦之家，也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族，他的父亲何凌汉在清嘉庆朝任过朝廷的一品大员，何绍基本人是道光十六年的进士，也在外做过一些小官，何的三个弟弟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都是清代书法名家，世称“何氏四杰”，何的孙子何维朴是民国时期名扬天下的大画家。）其实是与否没有太多意义，当时那个情况，就是何绍基本人活过来也照杀不误，况乎后人!说不定和周敦颐的家乡楼田村一样，杀他的人中也有何绍基的后人。

关于何积仁被杀前喊反革命口号的事情，笔者在道县一中采访一位姓黄的老师（文革中曾是道县“革联”政委）时，也曾顺便谈起过，当时采访黄老师是为了解“文革”武斗的事，并无印证何积仁事件真伪的意思，交谈中，话赶话顺便说了出来，没想到黄老师反应十分激烈：“简直是天方夜谈，完全是造谣，都是‘红联’那帮人造的谣。反正造谣不犯法，这些人造起谣来，你一个正常的人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当时他们就造谣说我们二中（‘革联’总部）是四类分子的窝子；讲我们在二中里面挂了蒋介石的像；讲国民党派了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面暗中指挥；讲我们‘革联’游行的时候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讲农村中杀四类分子就是杀我们‘革联’的阶级兄弟。”

“有这样的事？”我感到一种超出常识范畴的惊愕。

“怎么没有这样的事！他们的谣言还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达的。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是下面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他听到这个谣言以后将信将疑，专门跑到二中来探个究竟。在二中门口碰到了我，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把他带进学校，把全校每一间房子所有的门一张张全部打开，让他看，里面除了有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以外，什么都没有！他们这样造谣就是为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打进二中以后，好杀我们。反正当时杀反革命不犯法。幸亏他们没能打进二中来，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会杀光了去，杀了以后，还会像何积仁一样，扣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黄老师的话当然很有些“派性”味道，但其真实性笔者在道县处遗工作组给县委的汇报材料中找到了佐证。《关于道县“文革”中杀人的情况和查处进度汇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1967年8月8日，“革联”抢夺县人武部枪支后，“红联”退驻农村，掌握民兵武装，两派斗争更为激烈。全县普遍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先杀党员，后杀干部，贫下中农杀一半。”清塘、寿雁、梅花、桥头等区在刑讯逼供下，搞出所谓反革命组织七起（经查证否定），杨家公社谣传有百多名四类分子以及子女上山为匪，杀害贫下中农。于是有的地方的农村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对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采取“先下手为强”，将其杀掉。从8月13日至20日，全县杀155人，这一段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在这期间控制整个农村的“红联”，大肆散布“革联”成员有93人出身不好。“革联”总部挂了蒋介石的像，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等口号，还造谣：“革联”说农村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红联”还扬言：“农村杀了四类分子是农民运动，好得很！”“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这样一来，更助长了农村中的杀人风，发展到区、社召开杀人会议部署动员杀人。当时支持“红联”的权威机构县人武部和县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放弃职责，不加制止，极少数领导干部甚至同情支持，致使杀人形成高潮。（这份汇报的落款日期是1984年12月25日。）

东门乡政府座落在潇水边，与河心的东洲正好在一条垂线上。我们在这里采访了现任东门乡党委书记蒋××和纪检组长冯××，他们向我们简述了东门乡文革杀人的概况，还特别讲了该公社乌家山大队的一个悲惨故事。

1967年9月2日，乌家山大队有个民兵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名单身青年妇女坐在茶山里歇脚。面生，不像是这附近人。见有人来，该妇女显得神色有些紧张。高度的革命警惕性驱使该民兵上前拦住盘问。妇女闭口不答话。该民兵看到她的手臂上好像有绳索捆过的痕迹，断定不是好人，立即将她带到大队进行审问。开始，民兵们厉声问她：“什么人？”“什么成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睁着两只惊恐不安的眼睛，总是不作声。后来，把马刀架在她脖子上问：“再不说，就一刀宰了你！”这才战战競競地开了口，好像说是“广东的”。听口音也像是那边的人。但由于双方口音都很重，他们的话她好像听不大懂，而她的话他们也听不大懂。民兵们想，这女子莫非装聋作哑，在大队问不出个名堂，干脆送到公社去。于是派了四个民兵押着她，送到公社民兵指挥部。公社民兵指挥部事情多，人手不够，不愿意再揽这档子事，叫他们原自押回大队去。只好又把她押回大队来。当时，正是黄昏时分，但白天长，离断黑还有一段时间，一行人走到大队乌家塘边上，四个押她的民兵看看到天色已暗，动了邪念。其中一个叫郭成仕（根据处遗工作组查证落实，郭成仕在文革“乱杀风”中，多次强奸轮奸妇女，充当杀人凶手。该大队共杀14人，其中7人系郭亲手杀死。另据东门公社乌家山大队第五生产队（林家村）村民林志平揭发：1967年8月，其妻施亦娥被郭成仕、张有福等人轮奸后，用刀捅进阴道杀死，丢进道县一中那边的一眼红薯窖里。）的提出：“这个女人连公社都不收，押回大队也是枉然，不如就在这里搞了她，开开洋浑。”其余三人欣然同意：“搞就搞吧。”于是四个人就在塘基边上，扒光这名妇女的衣服，将其轮奸了。轮奸后，其中一人对郭成仕说：“搞都搞过了，放她走算了吧。”郭成仕说：“不行！回过头她来找麻烦怎么办？”几个人一想有道理，问：“那，怎么办？”郭成仕说：“好办得很，就说是四类分子，搞死算了。”于是由郭成仕带头用锄头和石块将这名陌生的受害妇女打死，弃尸塘中。后来，又一想，怕尸体臭在塘里，闹出意见来，又返回来移尸到附近的茶山里，挖个坑草草埋了。土埋得很浅，连个脚都没有完全盖住，后来被野狗刨出来，拖起残肢满山跑，其情惨不忍睹。

该妇女，体型廋高，年纪约在25至30岁之间，广东人（又一说是衡阳人）。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处，谁也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只身闯入1967年8月道县这座人间地狱更是一个謎。在今天道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册上，只留下如下记载：外地无名妇女，年纪约三十左右……

蒋书记和冯组长告诉我们，东门公社在文革“乱杀风”中共杀78人，其中新立大队杀11人（自杀1人），公社“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东洲山大队杀4人（自杀1人），原区武装部长刘厚善、原区妇联主任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下关大队杀19人（自杀3人），刘厚善、魏素英负有直接责任；东门大队杀11人，原公社武装部长罗书文、原公社会计蒋英栋负有直接责任；埔口大队杀5人；乌家山大队杀14人，原公社公安特派员何梅山、红联头头肖家旺负有直接责任；白泥塘大队杀4人，原公社副书记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双塘大队杀4人（自杀1人），黄长庆负有直接责任；高车大队杀6人（自杀1人）。本文中所说的直接责任说的是直接到该大队煽动、督促、部署、指挥杀人和直接点名杀人,开会煽动、电话批准等等都不算。

蒋书纪和冯组长还告诉我们，东门公社中唯一没有杀人的是北门大队，原因是该大队党支部书记丁金龙对于杀人的问题一直“没有考虑成熟”。

但是，没有杀人并不等于没有死人。该大队一个名叫冯飞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因历史问题和海外关系，多次受到批斗，于1967年“杀人风”中“畏罪自杀”。国民党最后一任道县县长蒋贤南也是北门人，蒋伪县长自民国38年（公元1949年）9月上任后，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1949年11月6日，与道县部分开明绅士决定通电起义；10日帖出起义布告，宣布道县接受和平解放。人民政府成立后，蒋贤南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告老还乡。因有和平起义这一章节存在，历次运动对他触及不是很大。但，文化大革命他在劫难逃，多次遭到批斗。1967年10月，蒋伪县长自恃起义有功，写了个报告给进驻道县支左的47军6950部队反应情况要求以起义人员对待，又被打为诬陷翻案，再次受到严厉批斗，之后“畏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