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发动文革的第一项重大成果就是宣告了刘少奇政治上的死刑，刘被全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人们一般认为”叛徒“一词对于刘来说主要指的是叛党背叛革命，好像还不是叛国。而实际上，毛决定打倒刘少奇很可能还有这样一个考虑，那就是毛认为刘与苏俄有非同寻常的关系。

   毛朱二人在1949年前都没有去过俄国，周恩来做过短暂停留。刘在莫斯科呆了好几年，回来后可能多多少少隐隐约约有点中共与俄共之间联络员身份的味道。刘后来回延安没过几年就火箭般地升为中共顶层的二号人物，原因当然是几方面的，但大概与刘具有莫斯科纽带这种特殊身份有莫大的关系。中共要生存发展还必须依靠俄国。

1964年十一月，周恩来贺龙率领中共代表国去苏联参加他们的国庆，在宴会席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那位曾率领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苏军元帅过来对周和贺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弄下去。周立即严正抗议回国后当然也做了汇报。毛这种人当然会想到，如果他被赶下台，谁又是苏共眼中合适的人选取而代之呢？刘是很明显的继任者，所以两年后给刘戴的另外一顶大帽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不过那时人们还没有看到这顶帽子里汉奸的含义。

话又说回来，“汉奸”这顶帽子在文革的时代比“反革命分子”的分量好像轻一些，因为党和革命群众都认为叛国还是没有叛党或背叛革命的性质严重。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他们的故居相隔大概只有一百里地左右。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或晚清时期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占有近似无可比拟的特殊的地位，这当然是由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位巨人的缘故，没有他们就没有晚清渡过一次又一次危难回光返照，就没有洋务运动的开头。

所以一百多年前，湖南人杨度很牛逼地在《湖南少年歌》中呐喊：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朝的覆灭也跟湖南人有密切关系：国民党同盟会中坚份子中对颠覆清朝起过重大作用的有湖南人黄兴蔡锷和宋教仁。

曾国藩是清朝一等学士打败太平军的头号功臣，但也惧怕左宗棠三分。在军事上，两人不分伯仲。曾公著作等身但左公才思敏捷，曾性情言谈稳健，左言辞犀利性情刚烈。有一次，曾公战败后投河自尽被士兵救起。左宗棠，一个还没有朝廷正规官衔的师爷，跑过去劈头盖脸一顿大骂：“你这猪脑壳，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这猪脑壳真是给湖南人丢尽了脸。”

如果曾国藩的功绩是挽天朝大厦于倾倒，左公的功绩就是让帝国免于四分五裂。先是任甘陕总督彻底平定了无人应付得了的长期大规模的回民叛乱，后又率领湘军屯田西域收服新疆，使大清近六分之一的疆土免得落入他人之手。

左公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死在福建，当时正筹划应付法国海军的威胁。谁可以想象得到，在事业之初建功立业之前左公就已是声名在外，成了不少汉族达官贵人眼中今后肯定会一鸣惊人治国的奇才。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就这样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死后，梁启超评论左公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否认左公为奇才，没有说得过去的道理。一品大员两江总督陶澍在左公还是一穷教书匠时确认他为奇才，主动提出联姻。林则徐听从别人推荐，路过长沙请还是年轻穷教书匠的左公一述，就马上认定这位布衣书生就是今后平定治理新疆唯一胜任的人选。

当然，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如果仔细扒扒左公的前后一生，汉奸这顶帽子戴到这位历史巨人的头上好像也比较合适。不要忘了，美国纽约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在剿灭太平军过程中起过的不小作用，而左公与“洋枪队”就曾有过密切的合作。

还有什么比与外军勾结，联手镇压本国民众更是典型的汉奸行为？

          左公另一个“污点”是，当扫平新疆成为定局时，他的副手提议把俄毛子赶出伊犁。俄军当时在伊犁的兵力大概千人左右，左公手中握有几万重兵，还是下不了决心，害怕俄军增援因小失大。最后还是清朝花了几百万两银子才赎回自己的领土。

      设想朝廷黑暗皇上昏庸有小人得志出了佞臣，向皇上进谗言说左公与俄毛子勾结弃朝廷国家利益于脑后，一项通敌汉奸的罪名就可能“坐实。”确实，左公真是在出师报捷之前曾被人构陷，亏得多位大人物力保才免除一难，保住了这位朝廷和国家的绝对栋梁之才。

      那些真正为侵略者卖命的人当然是汉奸，但是眼下中国的情况是竟有许多人把相信普世和民主思想并为之呐喊的人都指为汉奸。这些任意给自己同胞戴黑帽的人没有想想，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所有与中国文化官方教条冲突的外来思想都是异端邪说，那么受西方民主思潮影响推翻清朝的革命者都是汉奸，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是汉奸，当然中共高层那些还想推动民主的是大汉奸。

       中共十八大政治文件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果说这个理念暗指与西方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性，是不是这个理念也有些汉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