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5日15點40分，她的手錶停了。不久，她的生命，也停了，就在那個下午。

40年後，胡杰扛着攝像機，來到中國社科院昌運宮宿舍社區。他走進了王晶垚的家，追尋她的故事。

死亡前奏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位於西城區二龍路，離天安門廣場和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很多中共高幹的女兒都先後在該校就讀。卞仲耘在那裡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因為沒有正校長，所以她實際上是學校的最高負責人，也自然成了“黑幫頭子”。來到這所“皇家女校”，是卞仲耘的劫數。

文革開始後，學校越來越混亂。6月3日晚，西城工作組派了五人工作組進駐附中，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成立，停課鬧革命。學生們組織了戰鬥小組，穿上軍裝，紮起皮帶，有人甚至把辮子剪了。這些女孩子爭先做“革命”狀，大搖大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字報，鋪天蓋地，逼校領導交待罪行。

卞仲耘沒有“罪行”可以交待，所以她不怕。她1941年上大學時入黨，1945年參加“革命”，曾經在晉冀魯豫解放區人民日報社工作。擔任校黨總支書記後，她每一次去區委和市委開會，總是認真做筆記，返校後再把上級的精神仔細傳達。大伙兒都願意找她談心，信任她。她怎麼可能是“階級敵人”呢？然而，工作組不放過她，學生們也不放過她。

6月22日，天氣炎熱，工作組主持召開了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群情激憤。卞仲耘被押在台上，另外三個校領導被撅在台下，面向群眾，90度大彎腰。外校教師袁淑娥上台，動手扯她的頭髮。幾個高年級的學生跑上來，用學校自製的假步槍捅卞仲耘，她們幾槍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

6月29日，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敘述她在那一次批鬥會上遭受的羞辱和折磨：“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突然遭受這樣的拷打，加之早上和中午都沒有吃飯，下午滴水沒有進口，臉上身上汗流如注，身體實在難以支持，一再癱倒，甚至暈倒在地上。這時，就有人用一盆冷水往我頭上澆，用手揪我的頭髮，把我從地上拖起來，還叫恢復原來的姿勢。像這樣，暈倒了，用冷水澆頭，再揪著頭髮拖起來，共有三、四次。”

6月23日，袁淑娥帶着100多個女附中的學生到卞仲耘家裡貼大字報。她們從大門外貼到屋裡，每一張都有房門大。大門上的大字報寫：“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媽的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8月5日

早上，卞仲耘坐在床邊，對王晶垚說，她要去學校了。夫妻對望着，不約而同的，伸出手來、握了握手。

她走出家門。在那個普通的單元房裡，有她的丈夫、四個孩子，還貼著許多張咒罵她的大字報。她是“黑幫”、“惡霸”、“毒蛇”，她是一校之長。

丈夫不希望她去學校上班，他甚至曾建議離開北京，因為前一天，她被學生打了。當時，她和幾個校領導幹部正在辦公室里“學習”，突然闖進來七八個學生，氣勢洶洶地罵道：“黑幫！不許動！”她們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掄起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那些女學生下手真狠。

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卞仲耘再也無法開口。旅德學者王容芬在文章里引用了幾位目擊者的證詞，於是，有了下面的場景。

據當年女附中的學生王友琴說，批鬥於下午兩點開始。當時，卞仲耘等五位學校負責人跪在大操場的台子上。她聽見有人喊“到木工房去拿棍子！”之後，圖書資料員林莽先生從圖書室的視窗看到，“身穿草綠軍裝的女學生們，戴着紅底黃字的紅衛兵袖箍，腰扎釘頭皮帶，腳蹬翻毛牛皮軍靴。她們全副武裝，手持木棍或木槍，押著5位學校負責人游斗。走在最前面的卞仲耘，她一手拿鐵簸箕，一手拿根木棍兒，臉上塗滿墨汁。紅衛兵強迫她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是走資派！我有罪！我該斗！我該死！砸爛我的狗頭！’她喊一句，就敲一下簸箕，反反覆覆來回來去喊。聲音小一點兒，紅衛兵的木槍和短棍就打過來。”

“卞仲耘挨打最多，一個紅衛兵一腳踢到她肚子上。卞仲耘捂肚子，紅衛兵的牛皮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尖聲大叫。幾翻折騰，卞仲耘倒在地上。紅衛兵們擁上來，罵她裝死，好幾隻牛皮靴往她身上亂踢。紅衛兵們踢累了才住腳，又喊：‘砸爛她的狗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一個大高個紅衛兵便把穿着翻毛軍靴的腳踩在卞仲耘身上，做出雕塑劇的姿勢。打累了罵渴了的紅衛兵坐在一旁吃冰棒，嘻嘻哈哈狂笑。”

“紅衛兵們命令卞仲耘等人搬磚挑土運沙子。你搬過來，他再搬回去，勞動改造。林莽再次見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東邊的女廁所外面。紅衛兵把他帶去那裡，讓他給卞仲耘找打掃廁所的笤帚。林莽看見卞仲耘的襯衫上有血，後來才知道，紅衛兵打人的棍子頭上全釘著釘子。當時，卞仲耘已經站不住了，一隻手扶著過道的牆。”王友琴一直記得，那天宿舍樓白牆上，有一大片血點子，還有一個血手印。

“林莽把笤帚遞給卞仲耘，她還沒接住笤帚，就出溜到地上，雙目緊閉。一個紅衛兵朝她吼叫：‘你又裝死！起來！’ 她起不來了。 另一個紅衛兵去盥洗室端來一盆涼水，兜頭向她潑去，沖得她全身都是水。”

“林莽最後一次見到卞仲耘，是在女生宿舍正門，也是紅衛兵帶他去的。他看見卞仲耘仰面躺在正門台階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是水，抽搐不止。紅衛兵命令他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一輛平板車。抬起來時，卞仲耘鞋裡的水嘩嘩往下流。”

同時被批鬥的副校長胡志濤在《八五祭》中回憶：“一輛平板車推過來，在我的身旁停下。‘你看！’我一看，車上蓋滿了大字報，上面還壓着一把大竹掃帚。‘你把它掀開！’我用雙手拿下掃帚，又一層層地揭開大字報紙。‘老卞！’我幾乎叫出聲來。她的兩眼直睖睖地瞪着，已沒有反應，嘴巴張著，呼嚕呼嚕地吐著粗氣，兩隻胳膊紅腫，上面布滿了一條條傷痕。我用手摸摸，滾燙滾燙。我忘記了自己的傷痛，也忘記了自己的處境，急忙向周圍的學生呼求：‘她的瞳孔已經擴散了，快！快！趕緊送醫院搶救！’平時，她們是我傾注滿腔心血培育的學生，朝夕相處，親如家人，但現在她們卻完全失去了人性，失去了理智，凶神惡煞似的向我吼叫：‘黑幫！你不好好改造，也是這個下場！’我被她們推搡著關進了辦公室。”

卞仲耘死在了平板車上。她是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

晚上9點左右，王晶垚回到家裡，接到學校電話，說卞仲耘受傷了、被送到郵電醫院。王晶垚立刻帶着三個孩子趕往醫院，長女王學隨後趕到。在那裡，一家人看到了卞仲耘的遺體：遍體鱗傷，臉部、雙腿、兩腳浮腫。

王學回憶說：“母親頭上右後方有一個血窟窿，右上臂也有一個血窟窿，血還在往外滲……我和父親到另一個房間抱頭痛哭。回家後，父親看到從醫院拿回來的母親內褲上的大便，痛不欲生，抱頭趴在涼蓆上，把蓆子啃爛了。”

在醫院，王晶垚與女附中革委會紅衛兵代表發生爭執，拒絕解剖屍體，因為對方要將死因歸於死者生前患高血壓、心臟病。最後，醫院屈服於在場紅衛兵的壓力，在死亡證明上填寫了“死因不明”。在王晶垚的一再堅持下，紅衛兵負責人之一劉進在一張字條上寫下了她和其他6人的名字，第一個是宋彬彬。

王晶垚透露，當天晚上，鄧楠、鄧榕來到他家，告訴王晶垚，以後只能講卞仲耘是高血壓因病死亡，不能說卞仲耘是被打死的。

無言的照相機

1966年8月6日，王晶垚購買了一架相機。他從各個角度拍攝了妻子的屍體，全身的，半身的，頭部的。他也攝下了孩子們在母親身旁的哭泣，還有屍體火化時，焚屍爐煙囪里飄出的一綹青煙。他覺得，那是妻子的冤魂。

痛苦的回憶，全部收藏在那個舊皮箱裡：一件皺巴巴的血衣，背後依稀可見用墨寫的“打倒”二字。一條皺巴巴的內褲，沾著失禁的糞便。一條滿是泥土和血污的褲子，一雙濺著血跡的襪子，一些曾經用來擦拭傷口的紗布塊。還有一個二寸見方的小盒子，盒子裡是妻子的一縷頭髮和一塊手錶，手錶的指針停在3點40分，金屬錶帶扭裂了。王晶垚的那架老式相機也在箱子裡，另有一封匿名作證的信件。這些便是當年集體謀殺案的證據。

1973年，卞仲耘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里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但是無果。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並且控告了校外人員袁淑娥。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

2009年，一些原師大女附中學生為卞仲耘建造了一座銅像，原本擬定在像上題寫“歿於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文革暴力中”，後因前紅衛兵們反對，最後只寫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2011年，銅像揭幕儀式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舉行。

《我雖死去》

2006年，中國大陸獨立電影人胡杰走訪了王晶垚老先生，聚焦卞仲耘副校長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件，製作出68分鐘的紀錄片《我雖死去》。胡杰說，在編輯電影的過程中，有安全部門到家裡正式通知他，影片中不能收入鄧楠、鄧榕對王晶垚講過的“不能講卞仲耘是被女學生打死的”那段話。

《我雖死去》在大陸被禁，不過一直在網路上熱傳。觀眾為真相所震驚，他們對王晶垚的不幸深表同情，也向胡杰的勇氣致敬。

2008年10月23日至28日，德國科隆大學東亞系舉辦了“素顏中國－中國紀錄片電影節”。紀錄片《我雖死去》受到熱烈好評，被認為最具震撼力。舉辦人士稱，這部影片其實應該成為中國人了解歷史、了解自己的一部經典影像教材，就像“文革博物館”不應該只存在於呼籲中，而應該落成並成為反映中國現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面明鏡。

在此片最後，字幕打出了王友琴統計的“北京教育系統部分文革死難者名單”。一個個名字，一排又一排，一頁又一頁，是故事最後的沉重。而這份名單，並非死亡的全部。

“紅八月”反思

在十年浩劫中，“紅八月”寫下了動亂初始的驚人血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紅衛兵便開始以抄家的方式進行“橫掃”，抄家之風起於北京、迅速波及全國。全國被抄家的總數接近一千萬戶。之後，拷打和殺戮跟進，對付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公安部長謝富治說：“民警要站在紅衛兵這邊……把五類分子的情況提供給他們。”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乒小將在一個月內就打死1772人。學者丁抒評說：“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帶。殺與自己無冤無仇的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王友琴在《恐怖的“紅八月”》中寫：“ 8 月 1 日，毛澤東寫信向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表示‘熱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 6 月 2 日出現的學生小組，都積極‘批鬥’原學校幹部、教員，併集中攻擊文革前的教育體制，大力鼓吹血統論。 1966 年 8 月是紅衛兵運動的高潮之月，在全國各學校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他們被稱為‘革命小將’，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發出的中央［66］395 號檔，撤銷了劉少奇關於制止“亂鬥”的 310 檔。這個檔只有一句話：‘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 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銷這個檔。’這等於是給紅衛兵頒發了暴力許可證。”

“1966 年 8 月 18 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紅衛兵的盛大集會。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在城樓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問了她的名字後，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會後，《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發表了《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一文，文中註明宋彬彬已經改名為‘宋要武’。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把學校的名字改成了‘紅色要武中學’。”

就是那一所“要武中學”，已經在13天前，見證了第一例學生打死教師的恐怖。

王友琴說：“校園暴力發生在全國各地。在多年的調查中，迄今還沒有發現有一所學校沒有發生暴力迫害。”“1966 年 8 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標姓名堆在一起被運往火葬場。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校長高雲和北京第 31 中的書記杜光，都是在被紅衛兵打昏過去以後就送去了火葬場。火葬場的老工人發現他們還沒有死，沒有燒他們。他們又回了家。當時大量屍體積壓，火葬場來不及焚燒，只好在屍體堆上放了冰塊，血水橫流。”

在十年文革期間，關於卞仲耘的死，不見任何報導和記載。迄今，那些當年參與打死卞仲耘的女紅衛兵們，無一人受到刑事與民事責任的追訴，也沒有任何一人對卞仲耘之死表示過懺悔和道歉。

在悲劇發生幾十年後，關於購買相機給亡妻拍照一事，王晶垚對媒體說：我就是要讓後來的人看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多麼黑暗的一頁！

王晶垚曾說：“這樣一個典型的慘案，一個人的生命沒有了，一個家庭被摧毀了，不僅僅是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遭遇。耶穌扛着自己的十字架，我是在幫着扛十字架，我現在還扛着。這樣一個歷史事件，我有責任，只有我有責任，包括我的孩子在內，他們所理解的，所感受到的，所想到的都不能和我一樣，因為我是親身經歷者，如果我不把這些真相揭露出來的話，那就是沒有盡到責任。用我一句話，我就白活了。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

責任，僅僅是死者親屬的嗎？當惡毒的語言、殘忍的舉動、無情的皮帶和棍棒肆意傾瀉、揮舞時，當罪惡假“革命”之名大行其道時，當往日的“硝煙”散去、兇手拒絕反思痛悔、罪惡源頭仍被供為神明、許多人仍處於恐懼和麻木時，一代又一代人離真誠、關愛、良善越來越遠。

我們，是否告別了昨日的荒唐與瘋狂？滔天罪行，到底應由誰來承擔？那些不諳世事的紅小將們，獻出了對“黨”和“主席”的無限忠誠，最終陷入罪惡的狂濤。紅色的海洋，席捲了整個社會。王晶垚曾說，其實他們終歸無路可逃，“天羅地網”啊！“鬥爭”的巨瀾，橫掃一切，幾十年不止。躲得了這一劫，躲不過下一浪。高高在上的整人者，一夜之間可能就被打翻在地，成為“人民公敵”、“死有餘辜”。“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紅色恐怖，摧毀了恆定的世間準則。為了“鬥爭”，消滅心中的善，放縱人性的惡。紅旗下的誓言，把最真的信任獻給邪惡，賭上了良知和生命的永遠。

那一片綿延67年的血色，是中共帶給古國的恥辱，是華夏子民的痛與哀。穿過千萬個悲劇，尋覓正本清源的路徑。光明，將如何穿透黑暗？如果真相只能永遠是“禁聞”，這個民族，要如何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