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之弟临终明白自己恶魔缠身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因为正是他这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为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并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同年9月，在张学良的介绍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1938年10到延安，其后参与了中共在日军后方有限的游击战争。

中共建政后，张学思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是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并罢免了其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1967年7月，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在关押期间，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虽然病重如此，但他还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流通。张学思请求将窗上的牛皮纸撕下，但被拒绝；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绝。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虽然周恩来下令全力抢救，但由于其长期被折磨，病情加重，于当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于右任女婿文革厄运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他的女儿于芝秀嫁给了深得其欣赏的屈武，而屈武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后，于右任前往台湾，其夫人高仲琳、女儿于芝秀则留在西安，女婿屈武则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并出访十多个国家，还在1952年加入民革。仕途还算一帆风顺。

不料文革爆发后，屈武即成为批斗对象，主要罪名有三：一是“里通外国”，在苏联十二年，一贯亲苏，自然是“苏修特务”；二是“反革命两面派”，虽身在革命阵营，实际对国民党感情深厚，为于右任夫人祝寿是为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三是“包庇叛徒”，在新疆帮张治中营救的131名中共人员均为“叛徒”，将他们送回延安是蒋介石的“阴谋”。

因屈武对上述罪名坚决否认，由此被认定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遭到严重迫害。1968年8月，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监狱。在关押期间，屈武的妻子于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冲击，先后离世。

文革结束后，屈武被中共平反，1992年去世。

胡适之子上吊自杀

胡适，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38年至1942年抗战期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57年后出任台湾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其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影响都不可小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和中共为了铲除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将胡适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与之相关的不少人被关、被打成“右派”，甚至被害。这其中就有胡适的次子胡思杜。

胡适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和胡思杜。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年，当他与父亲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时，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其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但自认为没有做过对其有害的事情、不会被其怎样的胡思杜决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后离去。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告诉了毕业后去唐山交通大学教书之事，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违心的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说，在唐山工作期间，胡思杜一直认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为父亲“赎罪”。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份子上当，这其中就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文革期间，担心红卫兵抄家，胡思孟就将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至于那份“ 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

此外，胡适的亲侄子语文教师胡继光，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

结语

本系列所列举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和亲属只是中共残害中国人历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说，中共成立后，尤其是在建政后，没有什么人能逃脱其魔掌。从中共内部到中共党外，从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马前卒到中共的统战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绞肉机，将所有的人置于同一部机器下，蹂躏、虐杀、残害。这样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