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留洋的中国学生刮起一股归国潮，一千多名理工科高材生纷纷返回大陆故土。他们为中国科技做出贡献，本应受到尊重，却在中共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屡次被打倒在地，丧失了尊严、自由甚至生命。

他们有的怀着学成归来、衣锦还乡的憧憬，有的怀着落叶归根、思乡情切的眷恋，但更多人怀着振兴中华民族的理想，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稳定的环境，欲将一身所学报效国家。只是他们面对的故土，已经变成中共依靠谎言和暴力统治的党国。等待他们的，必然是鸟尽弓藏的命运。

大名鼎鼎的萧光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因承受不住文革的残酷迫害，含冤服毒而逝；3天后，妻儿也随他而去。他的境遇，几乎是这群海归精英中最惨烈的一位。

一心报国 难辨中共用心

生长于日本，成材于美国，萧光琰是一位少年得志的科学奇才。他9岁便通晓中日英三语，12岁入读日本顶尖私立中学，19岁未读高中便考入美国坡蒙那大学，22岁毕业并进入芝加哥大学化学系，25岁拿到物理化学博士学位，27岁被破格提拔为研究员，进入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并连续四年获得美国石油行业的最高荣誉“石油金质奖章”。

在美国，他与美籍华人甄素辉结为夫妻，生活和美。然而到1949年，萧光琰29岁时，他加入中共统战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从此生活轨迹被改变了。中共在建政初期，人才紧缺，便利用海外华人的爱国之情，动员他们“回国大显身手”。萧光琰从未到过中国，但总想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受到了中共诱骗，他认为这是为国效力的机会，决心返回完全陌生的家园。

甄素辉曾苦心劝阻：“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但他却把中共当作亲人，认为帮助中共就是帮助国家，因而不顾妻子的反对坚持回国。

出发前，萧光琰联系中共教育部，询问中国石油工业需要什么材料，他愿意收集起来带回去。得到答复后，他不惜花费数千美元，购置一批复印设备，与妻子没日没夜地寻找、复印、整理国家需要的“科技情报”。1950年底，这对夫妻带着世界最先进的石油技术，来到举目无亲的中国。

经过鉴定，萧光琰冒险带回的材料非常珍贵，一下子弥补了中国石油技术的空白。他很快被分配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每个月领120元工资，挤公交车上下班。萧光琰却以苦为乐：他终于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

海归“异类”屡创科研奇迹

回国初期，中共给予他一定的优待，但萧光琰一家生活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仍然感到诸多不适。在北京暂住时，夫妻俩看到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与“万岁”标语，是在美国见不到的“奇景”。到大连安居后，甄素辉想买幅装饰画，在商店里只能找到毛泽东画像。工作之余，萧光琰喜欢打网球、跳舞，穿戴、饮食都非常讲究，这让受党文化毒害的同事、朋友非常不理解。

最要紧的是，萧光琰把美国严谨高效的工作模式搬进实验室，制定一系列“清规戒律”。他还经常不留情面地指出同事在工作上的疏漏，为此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在民主国家里习以为常的文明生活与工作态度，让萧光琰成了研究所里的“异类”。

好在他是个典型的技术人才，只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让他钻研石油技术，就可以踏实地生活下去。因而，他在中国工作十几年，频频取得重大的科研成果。

在确定提炼石油的催化剂时，他坚持使用催化效率高、回收率高的铂重整技术，一度成为中共宣传的五项最重要的科技突破之一。从回国到6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29篇学术论文，其研究课题对石油工业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1961年，他开发出生物催化剂，领先西方国家40年。1964年，他又凭一己之力，耗时4个月研制出超高转化率的催化剂，为石油制取攻克技术难题。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为石油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竟在四年后含冤死于中共之手？其实，早在他回国9个月时，他便受到中共打压，拉开了悲剧命运的序曲。

遭遇人生第一次打击

1950年，朝鲜发动对南韩的侵略战争，企图借助苏联与中共的力量，扩大共产势力，这就是中共宣传的“抗美援朝”战争。次年，毛泽东为战争造势，在国内发动相应的“思想改造”运动。具有留美背景的萧光琰第一次成为被中共批判的对象。

起初，人们不敢和萧光琰说话，紧接着，有人在会议上公开把他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给他扣上“卖国”“崇洋媚外”“十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罪名。他被质问的最多的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萧光琰无法理解这些毫无根据的责问，气得摔眼镜抗议，给领导写信“讨说法”，换来的是人们更多的质疑。

他的朋友、研究所党委书记白介夫，曾道破运动的玄机：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崇尚思想自由，一直被中共视为潜在威胁。在夺取政权后，中共便发动思想运动，逼迫大批“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以确立其领导地位。但是萧光琰不懂政治内幕，凭正义的直觉为自己的名誉抗争。当发现有冤无处诉时，他为此失望焦躁，彻夜难眠。有传言说他出现自虐行为，用头撞暖气片发泄心中抑郁。

运动结束后，萧光琰变得沉默寡言。单位的中共官员们达到了整人的目的，于是变换一副脸孔，给他做“思想工作”并道歉。萧光琰果然以为之前的磨难是场误会，沉浸在重获中共信任的喜悦中。这时，他的女儿降生，给小家庭带来阳光和欢乐，让萧光琰重拾在中国生活的信心。

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1957年，中共又搞起了整风运动，引诱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提意见，以达到罗织罪名的目的。单纯的萧光琰再次落入中共圈套，以为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拿着中共鼓励“大鸣大放”的文章找领导谈话，说他以前受到的批判是错误的。

还不到半年，政治风向立转，中共在全国发起抓右派的行动，萧光琰的研究所也召开党委会，确定右派名单。有了上次被打击的教训，萧光琰又变得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以躲过变换无常的政治风波。所幸他没被划为右派，但在接下来的运动中，他一直承受着无休止的侮辱与迫害，直至去世。

运动下的凄惶岁月

1958年，萧光琰卷入了“拔白旗”运动。“大跃进”后，中共把具有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士划为“白旗”，加以批判、斗争。萧光琰由于“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与工作方式，长期受他人非议，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打击对象。一时间，研究所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有“学阀作风”，“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

萧光琰在苦闷与徬徨中迎来新年，参加单位的新年晚会。其中，一个名为《洋博士现形记》的活报剧带给他始料未及的伤害。剧中人按照他的特点化妆成小丑，用夸张和侮辱性的台词、动作，对他进行嘲讽。听着周围人的哄堂大笑，萧光琰只感到羞愤且无地自容。他曾伤心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

之后的很长时间，萧光琰精神消沉萎靡，无法工作。60年代初，中共暂缓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对“反右”、“拔白旗”中的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萧光琰又像孩子一样振奋起来，并表示“再不颓废了，要拼命干”。就在他刻苦钻研、准备为石油领域拼命奉献时，十年“文革”如疾风骤雨般从天而降，最终带给他灭门之灾。

文革一开始，萧光琰就被批为“臭老九”，14岁的女儿被定为“黑五类学生”，从此生活变得一团糟。为了让他随时接受“群众”监督，领导安排几户陌生人住进他家，占用卧室以外的其它空间，与萧家夫妇共用厨房和厕所——他们几乎毫无隐私可言。

夫妻俩为人彬彬有礼，即使面对这帮闯入者仍保持风度。他们从不与那几家人抢炉灶做饭，总是等到最后，以致于常常错过吃饭时间。有时候饿了，萧光琰只能喝水、吃饼干充饥。但屋里的“邻居”们总是带着歧视的眼光，刻意与他们保持距离，表示与他们“划清界限”。

萧光琰还天真地幻想，这场运动迟早会结束，便一直默默隐忍着，和妻子、女儿互相扶持、鼓励著熬过了两年。1968年，文革转向“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工宣队”进驻研究所。这时，就连一向不通政治的萧光琰也预感到局势的恶化。

骨肉分离 相会九泉

10月5日，工宣队里的20名彪形大汉，全副武装冲进萧光琰家，查抄、抢掠，拿走一切值钱的家当，甚至把甄父留给女儿的家传戒指也抢走了。这群暴徒还绑架了病中的萧光琰，与其他“牛鬼蛇神”一同关进牛棚；甄素辉被强行调去农场参加“劳动改造”。温馨的三口之家，一瞬间支离破碎。

离开相依为命的家人，萧光琰也失去最后的精神支柱，眼下的日子愈发难过。工宣队为了工作成绩，污蔑他是美国特务；为了挖出有力的“罪证”，他们每天对他拳打脚踢，甚至用特制的刑具“三角带”猛力抽打。萧光琰痛苦地高声惨叫，招致工宣队的无情讥讽与辱骂。一个队员还根据当地人“白”“博”谐音的方言特点，给他起了侮辱人格的绰号“白屎”，以讽刺他的博士身份。

接着是没完没了的严酷“审讯”，被迫“彻底交代问题”。他们问他：“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因为写不出具有轰动性的材料，他只得一遍遍地自我检讨，前前后后竟然写出二十几份材料。

12月6日，萧光琰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鞭打，变得精神恍惚，一连四天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会给出路的……”10日晚，又经历了一次严酷的皮鞭审讯，他终于不愿再忍受非人的折磨，偷偷服下大量安眠药。11日早，工宣队派人喝令萧光琰起床时，发现48岁的他已停止呼吸。

自杀消息一出，工宣队也深感不安，立即搜查每个收押者，防止他们继续“畏罪自杀”。同时，他们为壮大声势，硬是宣布萧光琰的死，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的选择”，并贴出“特大喜讯”，高呼“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的论调。

工宣队又把甄素辉叫到研究所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得知丈夫的死讯，她表现地异常平静。甄素辉看着丈夫的遗体，请求放两天假，回家照顾许久不见的女儿。两天后，邻居们在卧室发现，甄素辉母女躺在床上蒙着被子，紧紧相拥像是酣然沉睡。原来，她们和萧光琰用了同样的方式结束生命，离开这个被中共玷污的国家。

曾经，萧家的才子满怀热情回到祖国，14年后，他带着一身伤痛绝望辞世。他的故友白介夫用沉痛的笔调深情说：“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国人之痛，非独萧光琰一人。“海外归来的是特务”，是文革期间对归国科学家杀伤力最大的诬陷。根据仅存的资料记载，50年代从美国返回大陆的科学家中，自杀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等7人，身陷囹圄者不计其数。还有更多人，没能留下任何记录，真相永远隐匿在官方有意捏造的历史之下。

为什么一心报国、淡泊名利的海归博士，会在国家用人之际屡遭劫难？为什么远离政治、专注研究的科学功臣，会成为斗争运动的受难者？非是泱泱大国容不下知识精英的生存，而是中共一贯虚伪、残暴的本性引发时代的悲剧。文革是中共肆意践踏人权、毁灭文明的本性大暴露。重新挖掘文革背后的故事，将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今天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