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宇祥 

陆贽，字敬舆，唐朝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幼年时即勤学、有操守，十八岁中进士，任翰林学士、宰相。他恪尽职守，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也因此屡遭贬谪，但他坚持为民请命，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敢于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其论谏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与金石不朽”。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唐德宗即位后，泾原军哗变，德宗逃往奉天，军阀朱泚率十万大军进行围攻，形势极其危急。陆贽上书《奉天论叙迁幸之由状》，对德宗的过失进行劝谏，应“接下从谏”，“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提出皇帝要远奸臣、亲近忠臣；广开言路；以德修身，去除自私之心等数条措施。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太宗从谏如流的风范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而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陆贽劝谏德宗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 

在德宗出奔的途中有献瓜果的人，德宗竟想授以试官给予嘉奖，陆贽加以劝阻说：“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用。”指出如果滥施赏罚，“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 

德宗在逃难途中，有大臣请求为皇帝加尊号，德宗很高兴，可陆贽认为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指出：“此乃人情向背之秋，陛下宜深自惩励，收揽群心，痛自贬损……不可近从末议，重益美名。”使德宗以改兴元年号而作罢。陆贽还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了感动人心的罪己诏——《奉天改元大赦制》，特别宣布对那些朱泚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对兵丁百姓，实施赏功、减税、免征；并且宣布皇帝自己要节食省用，为全国作出俭朴的表率。该诏书颁布后，前线将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叛乱者纷纷倒戈、上表谢罪，唐室转危为安，陆贽被人们称为“救时内相”。 

德宗在奉天之围解除后不久，感到私用不足，设立“琼林”“大盈”二库以贮存四方贡物，陆贽对德宗不敦行俭约的骄奢之情加以谏止，上书《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讲述了天子不应聚财：“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而叛之”。指出在奉天之围刚解除的情况下，此举还会引发新的祸乱。他赞扬了德宗初行的俭约行为，力劝德宗见善思齐，改过成德，废止私库，散财于公，不要贪物敛财，而应以天下为公，说：“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而不私其心。”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撤了二库，将其中的贡物还给了国帑。 

贞元八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严重水灾，死亡二万多人，百姓流离失所。陆贽急急面呈德宗，要求朝廷立即赈灾。但德宗以“闻所损殊少，即拟优恤，恐长奸欺”，不肯赈恤。陆贽立即写了《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上奏，详细列举灾情，并写道：人君之道，当一心为民。虽居于九重深宫之中，忧虑的应是天下贫困百姓。如今水灾泛滥，延绵数十州。如怀疑谎报灾情，也应当遣使巡视核查，焉能置之不理？ 

陆贽倡导仁政。强调人君治国在于“明其德威”，而“致理之体”则应“先德后刑”。他主张约法省禁，反对密网严刑，认为法禁繁杂、科条严峻，会使“吏不堪命，人无聊生”；要做到“止塞绝讹”，就必须“削去苛刻”、“务于利人”。他主张信赏必罚，反对轻爵亵刑。认为行赏要“先卑远而后贵近”；行罚要“先贵近而后卑远”。如果“非功而获爵”，则是“轻爵”；“非罪而肆刑”，则是“亵刑”，这是导致国家衰乱的重要原因。陆贽重视整顿刑狱，朝廷派大臣到各地检查工作，他提出把刑狱作为考核重点之一，检查文书案卷的内容以考核听讼是否公正；检查监狱囚禁的盈虚以考核办案是否及时。要明辨是非，反对枉直不分，认为凡有举报，都应详细审察，弄清情实。此外，他在论罪量刑方面提出了据法原情、宽平执法、罪疑惟轻、胁从不问、鼓励改造自新等主张。 

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任何馈赠。他的母亲去世，在三年的丁忧期间，各地藩镇都纷纷赠送厚礼，数量达几百份，可他一份未收。平日与官员们交往，总是一尘不染，如水之清淡。德宗知道后对他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意思是说他过于清慎廉洁，可以不收受贵重物品，但接受些小礼物也是可以的。德宗此话却引出了陆贽两千多字的奏章，说明天子不该劝宰臣纳贿。陆贽说，公卿大臣之间的交往，难道一定要靠财物的赠送，才能说关系好？如果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利于小者必害于大，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及，必及金璧。”进一步指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他这篇义正词严的宏论，使德宗无话可说。 

裴延龄是一个擅长阿谀逢迎、弄虚作假的小人，德宗却认为他善解人意，任其为户部尚书，掌握着国库的钱粮开支大权。裴延龄结党营私，千方百计投皇帝所好，巧立名目，盘剥百姓，将利用各种手段敲剥取盈的钱藏在另一个库中，专供皇帝挥霍。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而陆贽却“独身当之”，上书《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论裴延龄奸蠹书》，列举了裴延龄诈伪乱邦的七大罪状。后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因直谏被贬为忠州别驾。 

陆贽谪居僻地，仍心念黎民，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遂编录《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供人们治病使用。他先后向皇帝写了近百条奏疏，体恤民生。他写了近万字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力劝德宗爱护百姓，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认为上至君王，下至士人其职责在于“志于道”和“喻于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源自《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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