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辉：傅斯年钱穆慧眼洞穿毛和中共（上）

【大纪元2017年05月27日讯】在民国知识分子中，有两位大师一定要提及，一位是傅斯年，一位是钱穆。前者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有人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相提并论。此外，他富有激情、刚烈、嫉恶如仇的性格，更是在知识分子中少见，人送“傅大炮”的称号。后者亦在史学领域颇有造诣，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还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传播中华文化。

有意思的是，傅斯年、钱穆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的几个著名文人之一。1949年8月，毛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称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

为何这两位文人让毛如此愤恨？那是因为与诸多上中共当受中共骗，留在大陆，饱受中共摧残的民国知识分子不同，傅斯年、钱穆不仅学问做的好，而且颇具慧眼。虽然他们理念不同，但他们都看透了毛泽东和中共，所以在中共夺取江山之际，选择了离开大陆。本篇只说傅斯年。

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1896年出生的傅斯年，先祖为清朝顺治时期的第一位状元，并曾出任宰辅，是以家门显赫。傅斯年亦是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他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国学，据说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

傅斯年从北大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6年冬回国后，傅斯年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后创办了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自任所长。他还积极组织了几次大的考古挖掘，如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其在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多出于这一时期。

抗战期间，傅斯年在兼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抨击贪官污吏，当时权倾一时的孔祥熙就是在其弹劾下落马的。

延安之行 认清毛与中共

抗战后期，日本战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共两党开始考虑政权问题。此时，一些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多为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希冀未来由三方共同执政，因此决定前往延安说服中共。1945年6月2日，黄炎培、章伯钧等民盟成员拉上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共7人联合致电毛泽东，提出访问延安。两个星期后，毛才复电，表示欢迎；而蒋介石亦不表示反对。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6人乘专机抵达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除宴请所有人之外，因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缘故，还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交谈。傅斯年亦有机会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机关，并见到了中共的历史学家范文澜。

7月5日，访问团成员离开延安回到重庆。与黄炎培称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不同，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

罗家伦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当傅斯年与毛漫步到礼堂，看到密密层层、各地献给毛的锦旗时，傅不无讽刺的说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点察觉到，但并没有回应。

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对苏联中共无好感

事实上，傅斯年一直对苏联和中共没有好感。早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他宣称：“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我不能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因为若先向共产党拜了老师，用他那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则自身先站不住，反共之结果，只有替共产党扩张势力耳。”在其眼中，中共与苏联是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斯大林搞专制，因此一旦共产党执政，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变成沙漠，等等。

当傅斯年看到许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十分不安。他曾与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想法，傅斯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离开大陆，并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因突发脑溢血，傅斯年去世。在其追悼会上，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也纷纷前来告别，致祭者共计5,000多人，而挽联、祭文、唁函唁电、纪念文章亦相当多。为了纪念傅斯年，台湾大学将其陵墓安置在校园内，人称“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