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军宣队（全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终止了两派分区而治，互不来往的局面，北京高校进入了毛泽东指示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阶段。军队是要杀敌立功的，没有战争，就要从人民内部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消灭了才能立功。1968年，北京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被军宣队迫害致死的教授，研究员，远远超过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害死的。北大文革初期死了两个教授，御林军8341进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迫害死了24名教授。

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当然不会放过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的罪名有三：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搞个人迷信。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大国沙文主义。三， 1965年2 月北京市召开抗美援越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揭发我在金水桥上说，“我要有只枪就好了”。（我没说过，死不承认）军宣队最拿手的就是镇压反革命，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打击对象，新帐老帐一块算，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由贫农出身的班领导对我宣读勒令，要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交出全部日记和书籍。召开班级批判会，每天交一份检查（这些检查在1980年全部退还给我了，保存至今）。1968年12月，我们这一届全部分配完毕，只留下几个挨过批斗的不予分配，其实就是军宣队为自己留面子。如果把我分配了，就等于说他们整错人了。公开的理由是留在六九届参加“斗，批，改”。而且我一分配，工资就46块，比工作20年的三级工还高，出于嫉妒，他们也不想让我逮这个便宜。

五系六八届一共留下五个人，其中一个是谭震林的儿子谭淮远，老红卫兵司令。他老爹在台上时，他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爸爸被打倒了，他就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再加上此人什么都不吝，不把军宣队放眼里，怪话多，也给关了进来。一个是个军队子弟，叫章盾之，文革初期是老红卫兵政委，破四旧神气的很。他知道很多内部消息，散布不少反对林彪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他是我们之中唯一在全系批斗会上被押上台的，而且不予分配，下放内蒙插队。最后一个叫王作强，出身于北京工人家庭的红卫兵，运动初期京工的红卫兵在北京抄家出了名，被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抄家。他抄出资本家的金元宝后见财起意，装在裤兜里。没想到裤子太破，兜里有个洞，元宝掉出来了，给中央文革丢了脸，也被劳改。他自持出身好，是经济问题，总要表现的比我们这些政治犯优越。

六八届都离校后，我们五个就集中在一间寝室里，每天起来面对毛主席像认罪，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对着毛主席像，念毛主席语录）。白天在系里的菜地掏粪种菜，晚上不许出门，离校要请假。2012年以前，北京西三环从魏公村路到西，北三环拐角处，有大片绿地，那里是五系雷达场，当年我们的菜地。北京西三环尺土寸金，那片地居然一直绿到2012年。因为五十年那里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北京市没人敢批准盖楼。然而李源潮把南航校长调来当北理工校长，北京被郭金龙一帮江苏帮控制，批准在有放射性残留的地皮盖楼。

我和谭淮远虽然同系同届，却不同班，他原来比我高一级，因病休学一年。以前从来没什么来往。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看见他是8月18号晚上，他带领本校的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见面后，回校代表红卫兵向全校师生汇报的欢迎会上。当天我也在天安门前担任标兵，就是用人把广场分成十条通道，每十米站一个人，群众游行队伍分成十列纵队，从这些通道穿过，防止有人越过标兵线涌向天安门，造成拥堵混乱。从建国以后，标兵一直由我校师生担任，北京市民学生年年游行，训练有素，标兵线只不过是个路标，从来没发生过游行队伍越线的事。然而外地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就全乱了套。毛主席一露面，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涌向金水桥，走过去的往回返，没进来的往前挤，检阅后光鞋就运走好几卡车。

毛主席检阅游行时，有时候会离开城楼，或者休息，或者会见一些人。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看不见毛主席，就会挥动语录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是晚上谭淮远带队汇报时，只说“我们想见毛主席”。加上新闻报道中，刘少奇排名从第二降到第八，我都感觉中央可能有什么变动了。当游行队伍走过我面前，碰巧毛主席不在主席台，有些人就会问，毛主席在哪。我回答了一句：“毛主席下台休息了”。碰巧被10米外的另一个同学听见，就又成了我一条“恶毒攻击”罪状：“要毛主席下台”（别笑，这事在外地可能就是死罪）。

从那以后，我和谭淮远在一间宿舍住，接触机会多了，对这个阶层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六级部长级以上才算真正的高干，有专车（一般是吉姆牌）不像现在，当个县长就觉得自己是土皇上。那时候的高干子弟大多学军工，集中在我们学校和哈军工，以研制新武器，保卫国家安全为己任。不像现在的官二代，整天就想发财，玩女人。我们学校的校友早期的有李鹏，叶选平，我入校那年曾庆红刚毕业。谭淮远算是级别最高的高干子弟，还有邱会作儿子邱路光，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女儿，国防科委赵尔路中将的女儿，省部级干部的孩子连名字都排不上。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在北京那些高干子女眼里就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

谭淮远最大的特点是随和，没架子，和谁都是嘻嘻哈哈的，侃起来云山雾罩。而且出言幽默，毫无忌讳。他说，日本战俘说共产党好，优待俘虏。八路“大大地坏，拼刺刀铁炮地给（开枪）”。他身体不好，但干活总挑最脏最累的。掏粪时，他把粪桶从粪坑里提上来倒入粪车，粪汤溅在身上也不躲，如果粪桶里有砖头什么的，他伸手就拿出来。拉粪车他总是架辕，我在一边拉。如果挖开一个新化粪池，他会兴奋见人就大声嚷嚷，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不过那年头劳动光荣，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

高校的“斗，批，改”，就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造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行九，简称臭老九。不过当毛泽东重复了样板戏坐山雕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的日子就好过点了。为了改造臭老九，工宣队的一个头头整天给我们做报告，又臭又拽。每逢开会，谭淮远带个小马扎一坐，就开始织毛衣。这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来的本事，毛衣织的相当有水平，还有一套一套的经验介绍。一个大男人，留着胡子，歪戴帽子，叼根烟卷，专心致致在在那里织毛衣，谁还听报告啊，全场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宣队头头干生气没辙。全场的女人都在织，总不能只管他一个吧，可是女人织毛衣谁在乎啊。谭淮远织毛衣，是那个时代我们最开心的小品。

从谭淮远抽烟，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状况。刚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抽中华，6毛一包，然后牡丹，5毛一包，后来改群英，4毛7，然后是大前门，3毛6，，飞马，3毛。最后是没牌子的白皮烟，9分一包。最惨的时候是把平时留下的烟头剥开，用烟斗抽里面的烟丝。然而他很坦然，经常带一盒烟头去开会，当大家面剥出烟丝抽烟斗，我猜他是故意的。无论吃，穿，烟卷，他是有什么算什么，我从来没听他抱怨过。我试着用他烟头里的烟丝卷烟抽，难抽极了，可从来没听他说白皮烟不好抽。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经常谈一些烹饪技巧和方法。那年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也只有他有研究厨艺的条件，他父亲有特供，家里有厨师。他不仅会欣赏美食，也跟厨师学习烹饪。估计现在家里有厨师的高官子女，只会挑剔口味，没有人会下厨当学徒。谭淮远不光会动手烹饪，还有理论。他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做鱼一定要放酒和醋。酒是乙醇，醋是乙酸，一起加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酸乙脂，是一种芳香醇，所以特别香。炼猪油要放水。他还拿来菜谱给我抄，我的烹调兴趣就时那时候开始的。此外，他还拿来王力的《诗词格律》，胡乔木诗选给我抄。有一次军宣队的一个小兵来给我们训话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很快要去莫斯科支左了（莫斯科他发音“马死扩”，不知道哪里的乡下土话。

虽然我和谭淮远在意见宿舍住了8，9个月，但交往并不多，但他帮过我一个大忙。我在新疆串联时认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钢琴演员，我从新疆回来后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我被打成反革命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我说，你是军人，和我这样的人来往会给你政治上添麻烦，以后别给我来信了。没想到她给我回了信，说她相信我是清白的，是值得信任的，她愿意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她这封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关怀的温暖，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让我终身难忘。1969年初，她回北京探亲时给我来信，希望我去她家做客。

可是，对我来说，进城看她谈何容易，来回车票4毛，而我一天的饭钱才5毛，我又没有自行车，真是心有余而钱不够啊。我知道谭淮远有辆车，可我平时和他没什么来往，那个年代自行车是贵重财产，一开口就找人帮这么大的忙，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我硬着头皮找他借车，他一听原因，二话没说就让我把车骑走。回来后，他还跟我调侃。我说她哥哥给我一根大前门烟抽，谭淮远赖兮兮地说：“那是让你走前门，别走后门”。后来我发配东北当了苦力，她转业回北京在什刹海少体校给自由体操伴奏，我自惭形秽，再也没有勇气去找她。

我们在校劳改一直到1969年9月底，其他的难友都分配了，就剩我和谭淮远。最后有两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们，一个是水电部一局，说起来是部直属局，其实就是在山沟里修水电站。另一个是首钢迁安铁矿，当矿工，都是苦力。但是迁安离北京近，怕我们威胁首都安全。我和谭淮远被一起发配到辽宁桓仁回龙山修浑江水电站。那里是水电工人有句俏皮话：“过了回龙山，母猪赛貂禅”。其荒凉可见一斑。

行前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离桓仁最近的火车站是通化，我想，建这么大的电站，一定会在通化有个转运站，输送水泥钢材，我就买到梅河口转通化的车票，果不其然，那里每天都有发往工地的运输车队，就把我连人带行李直接捎到工地。我到水电站工地报到时，谭淮远已经来了。他选择了最短距离，坐火车在南杂木站下车，坐客运公司的车到了县城，再转到工地，自己搬行李，累的他够戗。

我和他一见面，他就向我介绍工地的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这里食堂装菜用碗，因为汤水多，饭装盘子，窝头叫饼子。一天两顿窝头白菜汤，早饭棒子面糊糊咸菜。那年代讲艰苦奋斗，越是艰苦越向前。窝头好歹也是粮食，比四清时在山东临沂吃晒干的地瓜藤蔓强多了。我们都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苦，而是勇敢地迎接了挑战。我分配在混凝土浇筑队建大坝，他分配在山洞开挖队，都是最艰苦的一线苦力。我们的工棚隔一座山，彼此见面的机会少多了。

我听说他领了工资后又开始抽牡丹烟了，开山洞打风钻一天还有2毛的劳保补助，他为人豁达潇洒，出手大方，老有一帮年轻民工跟在他后面蹭免费烟抽。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交往就是他借我的《鲁迅全集》好几个月不还，送回来已经又脏又破。这个故事写在我另一篇文章《我读鲁迅全集》，这里就不重复了。

林彪出事后，他正好在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在火车里大谈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乘客听他这么说，全都吓跑了，不知道到了哪站，军人上车把他逮捕了。那时候这新闻还是绝密，当地官员都不知道。核实他的身份后，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好把他放了，告诉他别乱讲。他那张嘴哪是几个地方小吏能管的住的。他一路走哪里说到哪里，把个小小的桓仁县和水电局搅的天翻地覆。

后来知道他工伤失去了一根手指。听说是因为矿车滑坡，工人阶级和贫农民工一看危险全跑了，就他这个“反革命”拼命顶着，结果被矿车压断了手指。1971年那个电站的山洞挖完了，他们开挖队转移到吉林丰满水电站，去挖一条战备泄洪洞，一但打仗，可以把水库蓄水从洞里排出，听说他在丰满的时候水电部就要调他回北京，但他反而不肯走了，非要水电局赔偿他的手指头。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那点赔偿金，而是要出出在水电局受那些势利小人的恶气。1973年底，我也调离了水电局，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谭怀远于去年8月去世，他上学晚，又留过级，我想他应该是1941年生，75岁。当年我们一起劳改时他就病病歪歪，脸色黑黄，能活到75也算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