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二十三） 严峻的一课

【公孙明按：这篇文字写进了周恩来的两面三刀，华国锋的无耻，和汪东兴泄漏了他是周恩来直属的特务的事实，也写出了江青的纯真！】

对于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八点的表现，有各种记载，现抄录几段。
　　御用文人范硕在他的吹鼓手之作《叶剑英在1976》中写道：“突然，几个不速之客，未经请示，出现在尊贵的殿堂大厅里。‘女皇’斜睨一下门口，打量几个‘来客’，厉声喝道：‘你们来干什么？’……‘来客’提出最后要求：‘请交出保险柜的钥匙！’江青不答，拒绝交出。……江青不高兴地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随后，她要了一个大信封，气鼓鼓地把自己随身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写上‘华总理亲启’，交给了行动组人员。”
　　痞子作家叶永烈在《江青传》中是这么写的：“江青那里，张耀祠常去。尤其是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差不多他每天要上江青那里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他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走了进去。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也许在看文件），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这一回，张耀祠与往日不同，他站在江青面前，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说了以下一段话：‘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她似乎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一天。江青慢慢地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进钥匙，再把信封两端用封条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比较上面这两段文字，似乎第二段可信些。但它们都反映了一个事实：江青面临巨大事变，处乱不惊，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风范。特别可贵的是，江青深知，革命档案的重要性，面临着生死关头，仍然要保护党的机密，不肯把保险柜的钥匙轻易交出，以免被坏人窃取利用，篡改党和国家的历史。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江青也许觉得事情很正常，党内斗争嘛，“隔离审查”是经常发生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也给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等人隔离审查过吗？总有说理的时候，总会和群众见面，总得给自己申辩的机会呀！可是江青大错特错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们，修正主义的头子们，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们，一切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给无产阶级革命派讲理的机会的，更不敢让革命左派见群众。他们怕真理、怕阳光、怕人民群众！他们的一切只能暗箱操作，秘密进行，叶剑英在反革命政变过程中的表演，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诡秘和无耻。这给善良的人们敲了警钟，也给江青上了异常严峻的一课。

　　首先，江青回忆起对华国锋有好感的过程。1967年3月，华国锋从湖南来北京，几次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湖南的运动和刘少奇的问题。他对江青说：“我们湖南为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出了刘少奇这个大坏蛋而感到气愤和耻辱。湖南必须把刘少奇批倒斗臭，不然就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实话，我这次是要拿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同刘少奇斗了……”江青不光听其言，还要看其行。看来，华国锋对刘少奇的问题是做过认真研究和调查的，不然他不会说得那么准确：1936年春天，刘少奇到天津时，他使用的干将是他的秘书林枫和林枫的老婆郭明秋。刘少奇经常对别人说：“郭明秋政治上开展，政治性很强，聪明能干，起了很大作用。她在政治上比林枫还强。”华国锋接着揭发：很多人都认为，刘少奇和林枫的老婆不是那么干净……江青制止华国锋的发挥，说：“我们批判刘少奇还是应该严肃点，不要像群众组织那样搞丑化低级的东西。”华国锋赶紧转了话题：“据我所知，刘少奇1936年担任了北方局的书记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以前我总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没多大本领，感到别人能管一个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的工作，而我却不行。现在看来这完全可以。我领导一个国家是完全能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确是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可能他就要搞政变，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江青沉吟地点点头说：“不管他刘少奇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不是要把他彻底打倒吗？现在问题是在全党全国范围之内揭发他的罪行。能不能把他打倒，关键是材料啊，主席跟我谈话时专门讲了这个事。应该看到，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集团，有一帮子坏蛋。”华国锋赶紧接着说：“是的，他那个集团是根深蒂固的，是有历史性的。刘少奇早在北方局的时候就有他的团伙，在晋冀有彭真、刘仁、刘澜涛、胡锡奎、杨秀峰、林铁、蒋南翔等；在晋绥有林枫、乌兰夫、杨拉森、李青玉、李雪峰等；在东北有欧阳钦、李运昌；在鲁豫有邓小平、薄一波、杨献珍、吕正操；在陕甘宁有高岗、习仲勋、杨尚昆、阎红彦、王林、彭德怀等。”
　　还有，1975年，华国锋已经调到中央工作，在追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操纵、制造、散布的政治谣言时，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他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谣言很恶毒，比如有人造谣说：1972年美国的一位女教授采访江青同志后，写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泄露了党的许多机密，毛主席看了这本书后，提笔批示：‘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大家不用多说，肯定是谣言了。我们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毛主席从来没有这么一个批示，更没有所谓的周总理保护江青同志这一说。我看，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造的烟幕，其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毛主席和敬爱的江青同志。我已经指示公安部用很大的干劲来破这个案。”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江青对病中的毛主席说：“中央不能没有人主持工作，原来是王洪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大家反映他不太老练；春桥同志目前还不宜出头露面。我看还是让华国锋同志主持工作比较适宜，他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在和刘少奇斗争的时候也曾经立过功，和林彪斗争时他表现得也很好。相比之下，还是华国锋同志成熟些。”毛主席又听取了张春桥等政治局成员的意见，才下决心建议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就在江青被捕大半年后，那天天气清朗，寒气逼人。江青披着军大衣正在牢房里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时在她面前消失了很久的华国锋出现了。他见了江青，把帽子一摘，露出明晃晃的大背头，和当年的毛泽东留的发型非常相似。这和一年前留着小平头，对毛远新、江青，甚至连对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都点头哈腰的华国锋，简直有天地之别。监押地的警卫林立，军容整齐，哨兵们井然有序地侍立两旁，监管人员们恭而敬之地迎接了这位“英明领袖”。华国锋低声地问江青：“还认识我吗？”音调里含着杀气。江青一见华国锋那个装腔作势、趾高气扬的样子就感到恶心，但是他是经她多次要求才大驾光临的，所以一开始就没有破口大骂他，只是坦然地点点头：“我大概还不会健忘若此吧。你现在身为党中央主席，想的应该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要把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事看得太重了，当然，我们之间并没有个人的仇怨，这你不否认吧。”华国锋听了这话，一股愠怒之情直冲脑门：好啊，直到眼前你还想教训我！于是，华国锋声嘶力竭地说：“我来到这里，就是要劝你向人民投降。你承认不承认，你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你看看现在的全国人民，听到把你抓了起来，大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人民早就把你恨透了，你还自以为了不起哪。你一点都没有自知之明，我告诉你，现在你回头还为时不晚，否则，你的下场是不言而喻的。”看到华国锋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江青却哑然失笑了。“你笑什么？”华国锋觉察到自己沉不住气而失态，感到十分懊恼，于是立刻镇静了一下，反问江青：“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江青还想使他能够幡然悔悟：“你好好想一想，你所说的人民都是些什么人？你的权力是谁给的？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和帮助，你能当上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那些走资派们会利用你，把你抬得这么高吗？难道你就这样忘恩负义吗？你对毛主席的感情，对文化大革命的感情，对革命造反派的感情，难道就是这样的吗？毛主席把国务院的重任托付给你，你却不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事业为重，反而和毛主席亲自领导我们打倒的敌人相互勾结，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我死而无憾，只可惜一个好端端的革命事业就葬送在你这个叛徒手里了。”华国锋被“叛徒”二字烫得浑身发抖，几乎是从牙齿里发出这几个字：“你太放肆了！你有什么资格侈谈毛主席的革命事业，你才是毛主席的叛徒呢！你既然没有诚意，我就不和你浪费口舌了。你就在这里待着吧。”说完，悻悻然，急匆匆，扭头而去。

江青看着这条丧家犬的狼狈相，感到一阵惆怅。看来，自己确实认错了人，推荐错了人，华国锋比周恩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她想起了1974年夏天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有些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态度，据我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受过冲击的干部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三个指头的缺点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重新工作后，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了可贵的努力，也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注意。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如果一味地纠缠江青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陈旧老帐，就会犯新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只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分裂。”
　　虽然华国锋已背叛了革命，江青还是想拉他一把。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当这封信展放在华国锋面前的时候，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心惊肉跳：“国锋同志：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是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可惜，江青的苦口婆心换来的是华国锋的驴肝肺，他没看完就撕掉了。
　　对于汪东兴，江青可以说知之甚深。不了解真相的人们，总认为汪东兴是在执行一件特殊使命，好象他对毛主席的确忠心耿耿，始终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造舆论，说他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似乎老人家有所授意。其实，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连他们自己也感到难圆其说。
　　在江青眼里，汪东兴不过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只是唯上级命令是从的警卫人员，当然是高级警卫人员。她认为，汪东兴既然是毛主席的警卫人员，那理所当然也是自己的警卫人员。所以，她从不把他放在心上。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开始的时候，汪东兴到江青那里办事，江青留他吃饭，他连坐都不敢坐，更谈不上说话了。而汪东兴也当着江青的面几次表态：“你的一言一行，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都要无条件地执行。请江青同志放心，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你和毛主席的人。”
　　汪东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有较好的表现，他写的《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毛主席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江青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几段：“1947年3月19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队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省的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能比上的。’”“在这个时期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1948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她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刘少奇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而应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1950年6月7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所以，江青一开始认为汪东兴是紧跟毛主席的人，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对他的举动，反而有所忽视。
　　不但江青，到后来连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把他当外人，中央工作的人都客气地尊敬地称他为“汪主任”，只有他们几个亲切地直呼大名。对此，汪东兴却不以为然，不认为是亲近而感到不尊重他，所以他背地里经常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坏话，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走着瞧，我迟早要出这口气。”
　　由此看来，汪东兴对江青怨恨已久，只不过江青浑然不觉，认为大家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连性命都可以不要，那有时间去计较这些小事呢。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她根本没有想到汪东兴会找她算帐。
　　正因为汪东兴有这种心态，又处在特殊位置，所以成为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的拉拢对象，成为反对江青的急先锋。
　　在文化大革命中，汪东兴曾被林彪集团拉拢过去。1969年九大时，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主席说：“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并派叶群到汪东兴家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投桃报李，汪东兴对叶群说：“她（指江青）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毛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又说：“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指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忠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到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汪东兴参加华北组的讨论时，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接着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热烈希望毛主席继续担任国家主席。刚才陈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严重的。我们党内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毛主席知道后，把汪东兴叫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说：“你们想逼我上梁山，我偏偏不上你们的当，看你们怎么办？你在我的身边，为什么有事不向我讲，你想改换门庭就给我滚！”汪东兴腿肚子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了：“主席，我错了。我不了解情况，我上了人家的当了。主席，我向你检讨。”说着，大哭起来。毛主席更加严厉地说：“你汪东兴明明知道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为什么你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事到如今，汪东兴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推到叶群身上，基本上把他与林彪、陈伯达、叶群的一些谈话交代出来。
　　其实，江青对汪东兴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和目睹，她曾向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说：“这个人跟我这么久了，脾气和性格都适应了嘛，有感情了嘛。我看他不会造反吧。再说，换一个人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他有点把柄在你们手里也好嘛。我们再继续帮帮他吧，让他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在实践中再考验考验吧。”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汪东兴主动揭发邓小平，他向江青说：“我对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了，毛主席根本离不开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战友和学生。这些话，使邓小平没有捞到半点稻草。”当时，江青对他的话，虽然有所怀疑，但也认为汪东兴有点进步。她想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要注意多团结人，不要疑神疑鬼，所以就没有再向汪东兴深问什么。
　　想到这里，江青认为汪东兴的叛变似乎有着必然性。

在审讯室里，江青望着汪东兴，含笑不语，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使这位有奶便是娘的无耻之徒感到忐忑不安，连刚才进来时强挤出来的庄严和假笑都消失了。好几秒钟，周围一片沉默。这是一种革命权威和小人得势的胜利者之间的较量。汪东兴首先强打精神地说：“江青，这几天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考虑什么？”江青一仄脑袋，音调里带着极大的愤怒和鄙视。“好啊，看来这件事你完全知情。我要提醒你汪东兴，不要走得太远了！”汪东兴一阵脸红，喏喏地说：“该走什么样的路，党中央自会决定。我只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什么什么，你们能代表党中央？”江青嘲笑道：“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只有我们才能代表党中央，你们是谁？竟敢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全党。再说我有什么错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和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你说我有错误，那么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汪东兴气急败坏地叫道：“你反对周总理？”接着拿出一些材料给江青看。江青略微看了一下，便微微笑道：“这都不是事实。”她坦然地说：“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事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我承认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都是维护他的，他也同样维护我。我从来不反对他，、也没有反对他，他也没有反对过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造谣、挑拨，我感到很可怜。至于说我反对毛主席，那更是荒诞无稽了！”“中央希望你能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来，以便求得党的宽大。”说这几句话时，汪东兴有点乞求的味道了。江青冷笑道：“你说这话，实际上是让我当叛徒，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承认你们的作法合法，好让你们盗名欺世，哄骗全党全国，是不是？告诉你，没门！我早就做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便我明天死去，我也认为自己值得！”
　　那天，汪东兴代表专案组又来到江青的牢房。他还没有说话，江青就指着汪东兴的鼻子斥责道：“你们给我定了多少罪？给我捏造了多少罪名？你们不感到脸红吗？华国锋和你汪东兴的心都叫狗吃了？官位和权势真的就那么重要，连点人性和良心都不讲了？你们好好想想，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包括我，那一点亏待了你们？为什么现在还不悬崖勒马？我正告你和华国锋，不要走得太远了！”不知怎的，原来准备好的许多话，汪东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放下一份《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的材料，急匆匆、灰溜溜地走了。江青等汪东兴走后，看了那份材料，不禁感到有点哑然失笑：“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4月7日，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策，‘四人帮’极为不满，疯狂反对。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在批邓问题上另搞一套，千方百计地要把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搞下台，要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搞下台……”江青看完之后，随手在供给监狱的当天报纸上写道：“真是活见鬼，华国锋当代总理和总理是我江青亲自向主席推荐的。明明是忘恩负义，偏偏倒打一耙，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鬼花招。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又，我倒后悔推荐了这么一个叛徒，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可笑，毛主席几时把你华国锋选定接班人了？难道让你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要接毛主席党中央主席的班？无耻！华国锋、汪东兴已经和资产阶级复辟派完全走到一起了，批邓的口号也喊不几天了。他们和一切叛徒一样，绝没有好下场。”
　　华国锋、汪东兴的日子确实不好过。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虎视眈眈，他们剽窃来的江山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肯就范，更使他们如梗在喉。华国锋召开所谓的政治局会议，一心想给江青定个“叛徒”的罪名，可是拼凑的材料又遭到与会人员的质疑和反对。韦国清开了第一炮：“你们发现了她（江青）写的或她（江青）签名、按了手印的自首书或履行了其他手续吗？”吴桂贤接着说：“究竟会不会有自首书那样的罪证？这是问题的关键。”吴德也大着胆子说：“仅凭现在的材料就定江青是叛徒，似乎有些勉强。”连汪东兴也对证明材料发生了怀疑。会议实在进行不下去。华国锋着了急，赶忙找汪东兴商量。华国锋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江青掌握毛泽东的东西太多了，对党的高层情况也了如指掌，不能让她活着出去。”汪东兴说：“必须加强防范。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党内国内出现反对力量，整个形势就会发生急剧变化。”于是，他们两人又一次亲自检查了关押江青的地下室，才稍稍安心地回到办公室，继续他们的密谋。
　　华国锋突然向汪东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毛主席当年对江青，究竟是什么态度？我们这样揭露和批判江青，会不会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呢？”汪东兴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是江青自己的言行首先损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我们对她采取的种种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最好的办法。”对于这种混蛋逻辑，华国锋苦笑了，但表示满意地点点头，“也只好如此吧。”华国锋转脸看着摆满案头的所谓揭发江青的材料不无忧虑地说：“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江青一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臭。华主席啊，”汪东兴的语调显得诚恳而又热切，“‘四人帮’已经让我们搞得人心丧尽，他（她）们经营十年，一定得罪了不少人，可以说他（她）们弄得天怒人怨，这并不为过。所以，这是我们实行反击的最好机会。材料嘛，可以再发动一下，肯定会有不少人跟着我们走的，还怕没有人证？现在，上海、山东、江苏就做了不少工作。”华国锋感动地说：“要把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统统提拔起来。现在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岗位上，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这次斗争就是出干部、出人才的时候。”他忘记了刚才的沮丧，有些得意忘形，从沙发里站了起来，竟然模仿着毛主席当年讲话的姿态和样子，鹦鹉学舌地说：“这场斗争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他停顿了一下，问汪东兴：“这样讲，行不行？”汪东兴说：“很好，不过要结合江青他们。”于是，华国锋又摇头晃脑地讲起来：“这场斗争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许多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汪东兴看着华国锋的样子觉得很可笑，他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和背台词的语言，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戏剧舞台的小丑演员。当然，汪东兴心里很清楚，自己就是政治历史上的小丑角色，那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的话语，正是他们自己的画像。更何况华国锋所用的词汇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好多都是拾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牙慧。“这些帽子和罪名，可以很容易很自然地扣到任何一个被打倒者头上。”汪东兴想，所以他向华国锋建议，把刚才的一番讲演整理整理，马上向全党全国进行传达贯彻。华国锋高兴地接受了。
　　又有一次，华国锋看完汪东兴送来的揭发材料，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杀伤力，有些还会给江青起到抬高她的作用。还是不要公开吧。”汪东兴接口说：“对，我们要控制一切消息的扩散，有些材料传出去会把事情弄糟的。”华国锋严肃起来：“凡是有利于‘四人帮’的材料和消息一定要严加控制，不能给他们以半点可乘之机。对那些不自觉的提供者，也要提防。你要把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等人看紧点，不能让他们乱说乱动。”这些不打自招的口供，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捏造颠倒是非黑材料的一批大坏蛋的丑恶心态。
　　为了揭发江青，华国锋、汪东兴真是用尽了心机，不惜重用叛徒、特务、腐化堕落分子，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分子，其中汪东兴策动、鼓励保健医生李志绥，就很能窥见一斑。1976年10月7日深夜，汪东兴派车把李志绥拉到中南海。“出了什么事了？”一见面李志绥惶恐地问汪东兴，汪东兴把他拉进一间房内，神秘地说：“这回你可以放心地睡大觉了，再也没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志绥脸上一片狐疑。汪东兴高兴地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江青和她的同伙正式抓起来了。怎么样？你高兴吧？”“我当然高兴，本来她要抓我的嘛。现在变成她了。”的确，由于李志绥道德败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正要办他的学习班，进行批评教育，现在翻了个，他怎么能不高兴呢。“那就好，现在中央要你组织主席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来揭发江青和她的同伙。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谁不揭发也不行。”汪东兴露出了一脸凶相，异常严厉地说。其实，不用汪东兴威胁，李志绥早就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怀有仇视心理，这是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现在正心里乐呢，但又装出一付需要别人启发的样子：“可我又能了解她的什么事情呢？我又不是她的同伙，她有什么事情从来不和我讲。我没有可揭发的呀。”汪东兴这头蠢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人人都要揭发，人人都要批，谁和她划不清界限谁就是她的一伙的。你们就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破坏毛主席的医疗，迫害主席的罪行，反正怎么说都行，但一定要有份量。”于是，李志绥等人炮制了一篇篇弥天大谎的揭发材料。
　　华国锋、汪东兴的表演，给在狱中的江青补上了沉重而又严峻的第一课，也使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从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江青的反思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她感到自己只可做个革命者，不配当个政治家，白白在毛主席身边生活了近四十年，竟然没有识破骗子，竟然没有做好对付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她被自责痛苦地熬煎着。同时，她也决心用余生来证明自己无愧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称号，用自己的凛然正气去进行另一个战线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