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自杀的上海一家人

（《黑五类忆旧》，第八期）

上海市南汇路10弄15号是一栋三层小楼，以前住着黄育申一家。解放前，黄曾在沙逊洋行当买办，1946年病故，留下妻子谢月仙和二子五女。长子黄宗南，次子黄宗丙，五女分别是黄莉菱、黄秀娣、黄秀润、黄秀珍和黄秀菁。1949年，黄家已经预感到未来飘摇的命运，决心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在即将离沪去港的最後一刻，长女黄莉菱萌生了留沪观望的念头。母亲也不想走了，整天服侍她的三女儿也表示不走了。其他几个儿女见妈妈不想走，也都不想走了，一家就这么留在了上海，买好的７张去香港的船票全作废。谁也想不到，这一念之差，十几年後竟夺去一家11口人的性命。

1966年9月1日，地方党委派来一大群人，高呼口号，将黄家人全部关在一个房间，然後翻箱倒柜地抄家。抄家抄了两天，该结束了，也没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黄家对面是著名企业家荣家的宅第，那里也在抄家。两支抄家队伍不时交流信息，交换经验。抄荣家的人说，他们院子里有口井，井水掏干後发现有东西。黄家院子里也有一口井，抄家者受到启发，也开始一桶一桶将水吊起。井水终于干了，抄家者下了井，一阵摸索，从井底下捞起几十发子弹，还有两把小手枪。这给抄家队伍打了兴奋剂，也使黄家面临着灭顶之灾。

子弹和手枪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家二女儿黄秀娣与美国医生麦克莱恋爱结婚，这位美国医生当过军医，有手枪。黄秀娣与麦克莱194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时，麦克莱把许多东西都留在了他行医的衡山饭店。黄家把那些东西运回南汇路宅子，发现里面有手枪和子弹，就留在家里了。次子黄宗丙从香港回来，看到手枪，觉得留着会出事，上交又怕说不清楚，遂决定自己把枪和子弹悄悄处理掉。本来顺手往外边河里一丢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偏偏他们缺乏深谋和远虑，轻易丢进了自家院子的井里。

黄家井里发现了手枪和子弹，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十分骇人听闻的事。恰在此时，公安局又发现附近有发送电报的信号，认为必是潜伏的特务在与敌人联络。谁是潜伏的特务呢？黄秀菁就成为了疑点。她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很小巧，常常听完节目就放在梳妆台上。有人怀疑这台收音机是收发报机。

９月３日夜里，一片狼籍的黄家，老老少少个个皆成惊弓之鸟。大女儿黄莉菱轻声说：“活着这么苦，大家一起死了算了。”母亲已经70多岁，身体不好，也说“活够了”。就这样，一家人“稍拍即合”，决定一起去死。深夜，一家14口来到楼下灶间里。母亲和长女坐在一起，二嫂石红玉带着4个小孩子在一起，大嫂李淑屏带着2个孩子在一起，黄秀菁和黄秀润在一起，还有黄宗南和黄宗丙，一共14人。灶间的6只煤气开关全部打开，煤气丝丝吐着毒气，大家静静地坐着，等待死神的来临。35岁的小女儿黄秀菁并不真正想死，坐在灶间门口的她，悄悄打开一个门缝。煤气很浓，因有新鲜空气进入，一家人中毒不是很深。半夜，邻居肖先生闻到浓浓的煤气味，知道出事了，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14口全都救活了。

黄家14口自杀未成，又在批斗和惊恐中熬过一年。1967年10月18日，一百多人的一支抄家批斗队又浩浩荡荡地开到黄家，末了还带走了黄宗丙和黄宗南兄弟。10月22日是星期天，大哥黄宗南从隔离室里放了出来，头发已被剪成阴阳头，鞋子、裤脚也剪了，说是奇装异服。黄宗丙也回来了，监管他的人不给他饭吃，还让他在地上爬，不爬就打。黄宗南对全家诉说了这几天受到的污辱，又对母亲说他不想活了，活着还会受侮辱。母亲响应说：“你要死，妈也不想活了，陪你一起死。”黄宗丙也愿意自杀。三女儿黄秀润说她也准备死。黄秀润对妹妹秀菁说：“你如果想死，就到灶间里去。下楼的时候轻一点。”黄秀菁也选择与大家一起死。黄宗南怕这一次又死不了，事先用封胶纸将灶间的窗户贴得严严实实的。

灶间排满了凳子。黄宗南一家4口坐在自家的那只煤气灶前，他自己坐在一只有靠背的椅子里。母亲谢月仙身体虚弱，躺在一只躺椅里。黄秀润还准备了一百粒安眠药。秀菁对姐姐秀润说：“万一这一次又死不了，那怎么办呢？安眠药还是让我吃吧。”黄秀润就将一百粒安眠药全部给了妹妹。黄秀菁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百粒安眠药全吞进肚里。秀菁和秀润一起坐在煤气开关旁边，凳子都没有靠背。一会儿功夫，姐妹俩皆失去知觉，倒在地上。

黄宗丙最後一个下楼来到灶间的时候，大哥黄宗南已有点昏昏沉沉。他轻声对弟弟说：“你轻一点，他们几个已经走了。”他以为母亲、妹妹、妻子等都已经死了。

这次又是邻居肖先生闻到了煤气味道。救护车又来了，十来个人全部被抬到弄堂里，排满一弄堂。这一次，母亲谢月仙死了，长子黄宗南切开喉管抢救，没救转，也死了。次子黄宗丙救活了，黄宗南的妻子、儿子、女儿救活了，黄秀润也救过来了。黄秀菁服了100片安眠药，又吸足了煤气，双管齐下，按常理必死无疑。然而恰恰是安眠药保住了她一条小命。服药後，她很快进入休克状态，心跳减慢，呼吸减慢，吸进去的煤气相对较少，送到医院，经过洗胃，安眠药又洗去了一部分，昏睡42天之後又醒了过来。

这一次死了母亲和大哥，一家人心里悲伤。自杀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黄家不敢表示任何一点哀思，担心招来横祸，只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做七”表示哀悼，一直做到六七。六七那天，黄宗丙对家里人说，他准备去上班了。姐姐黄莉菱心里不放心，一直送弟弟到车站。他没有到厂里，而是独自悄悄去了杭州，住进杭州华侨饭店。休息一会之後，他对服务员说，他要去理个发。後来服务员来打扫房间，只见其一只鞋，不见其人，检查房间，发现他已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了。几天後，杭州公安局来人通知，黄宗丙在华侨饭店自杀身亡。他为什么留下妻子儿女，自己选择到杭州去死？他为什么要等到给母亲和大哥过完六七？没有人知道。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黄家再次遭殃。这次灾难起因于黄宗南的儿子黄汉华。当时汉华20岁，在上海培进中学读书，同学们经常骑自行车到他家来玩，来了就把车停在弄堂里。班里另外两个同学也希望与他们一起玩，可是大家似乎不欢迎他俩。有一次他俩来敲黄家的门，黄汉华让家里的人说他不在家。根据弄堂里的几辆自行车断定，同学们都在黄家，黄汉华也在。这两个同学感到自己不受欢迎，心里不高兴，由此怀恨在心，于是揭发黄汉华和他周围的同学私下议论蓝平（江青），攻击中央文革。“公安六条”明文规定，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黄汉华和他的同学圈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这个小集团中的人，有的跳楼自杀，後来处理时，判刑最高的15年，其余的三五年七八年不等。

黄汉华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母亲李淑屏每天到学校送饭。有一次，专案组的人把李淑屏按在凳子上，举起棍子、鞋子、木板狠狠打了一顿。专案组还想从黄汉华的妹妹黄以华那里打开缺口，逼她揭发哥哥的问题。她说她不知道，他们又按住她狠打一顿。

1968年7月5日，黄汉华突然逃回来了，告诉母亲李淑屏他不想活了。李淑屏也觉得，丈夫已经自杀，儿子又要戴反革命的帽子，自己和女儿也被打伤，活着还有什么指望？妹妹黄以华见母亲和哥哥要自杀，非常害怕。她那年才19岁，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又一直是一个受宠的孩子。她哭着说她害怕，母亲对她说：“你害怕就躲到柜子里。”这个姑娘真的就躲到了柜子里。

告别母亲，黄汉华从三楼窗口一头栽了下去。楼下是水泥地，只听嘭的一声，黄汉华脑壳破裂，脑浆四溅，当场死去。妈妈看着儿子死去，在房间里像疯了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楼下是死去的儿子，柜子里是吓坏了的女儿，是跟儿子去，还是照顾娇弱的女儿？最後，她突然冲向窗口，也从三楼窗口跳了下去。这一幕，对面楼上的一家住户看得一清二楚。李淑屏没有当场死，3天後死去。

黄莉菱和丈夫汪铭璋生有一子一女。女儿汪佩未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胶州中学教数学，1962年考大学时，数学是满分。儿子汪君范，高中毕业後没考取大学，进了羊毛衫四厂工作。黄汉华被隔离审查，汪君范也被卷进这个案子，在厂里被隔离。汪君范将母亲送去的被子撕成布条，乘人不备，于1968年10月15日在隔离室上吊而死，25岁。

黄莉菱强忍悲痛，去火葬场火化了儿子，然後带着儿子的骨灰来到羊毛衫四厂，借口说是来拿儿子的相机和手表，其实是她觉得儿子死得太冤，想为儿子说几句话。汪君范原来在厂里表现很好，人们不知道他已经自杀，见了他的母亲，都纷纷来问长问短。黄莉菱拿出骨灰箱，流着泪说，汪君范已经死了，变成了骨灰。

汪君范之死引起厂里很复杂的反应。整他的人大怒，黄莉菱刚回到家，厂革命委员会派的人就来了，说她是对抗运动，向革命委员会示威，为反革命鸣冤叫屈。他们写她的大字报，列了她许多条罪状，迫她对着群众读这些大字报。黄莉菱毕业于复旦大学，後来长期在街道工作，也是经过一些世面的，最後还是忍痛读了革命委员会写的颠倒黑白的大字报。

文革开始一两年，开始是祖辈自杀，接着是父辈自杀，现在连孙辈20岁的青年人都没了生路。1968年10月18日傍晚，儿子死了刚三天，黄莉菱就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自1966年抄家以来，全家从来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大家边吃边说话，黄莉菱的丈夫汪铭璋开了几瓶啤酒，闷闷地喝着酒。他看上去胃口很好，吃得很多。黄莉菱对幺妹黄秀菁说：“以後你要多听二嫂（石红玉）的话。需要什么，就问二嫂要。”黄秀菁在延安中路幼儿园工作，长久被隔离、批判，一度行为失常。她似乎并未从姐姐的话里听出别的意思，也许那一百粒安眠药已经损害了她的大脑。

吃完晚饭，大家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黄秀菁醒来，天已经亮了。她要吃了早饭去上班，却发现大姐没有做早饭，大声叫，大姐的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急忙去敲门，还是没有声音，推开房门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53岁的汪铭璋吊在房门旁，死了，黄莉菱吊在窗口，也死了，女儿汪佩未在离母亲不远的窗口上也吊死了。黄莉菱和汪铭璋的房间里有两个红木大柜，打开一看，黄宗丙的小女儿黄以华在一个柜子里吊死了，黄秀润吊死在另一个柜子里。这一次，在这一个房间里，一次吊死了５个人。

至此，黄宗南的全家（他自己、妻子李淑屏、儿子黄汉华和女儿黄以华），全部离开了人间。黄以华正值花季，目睹了奶奶和爸爸煤气自杀，妈妈和哥哥跳楼自杀，叔叔上吊自杀，表哥汪君范上吊自杀，她一次次不想死，但最後她实在无法忍受亲人接二连三死去，最後决心与大姑妈一家一起去死。黄莉菱一家4口（她和汪铭璋以及子女汪君范、汪佩未）也全部离开了人间。人们在汪佩未的鞋子里发现一张她写的字条，说她的弟弟们黄汉华、汪君范都不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黄秀润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後，先是在求新造船厂工作，因所谓资产生活方式，要她下乡劳动锻炼。她後来要求辞职，得罪了单位领导，几次申请去香港都没有被批准。她没有结过婚，有一个男朋友，原来准备结婚，文革开始了，抄家、批斗、提心吊胆过日子，婚事就这样推迟了。她最终没有披上婚纱。

黄宗南准备自杀时，曾经向大妹黄莉菱托付：他死後，如果她活着，一定把她的孩子带好；如果她也准备死，一定把他的儿女带走。自从黄宗南离开这个世界後，黄莉菱小心地保护着黄宗南的一双儿女，但是侄子黄汉华还是被打成了反革命，跳楼自杀。她是觉得对不起哥哥，现在她要死了，她不忍心让哥哥的孤女黄以华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次她把黄以华也带走了。

黄家长子黄宗南一家4口，长女黄莉菱一家4口，全部死绝，加上次子黄宗丙、三女黄秀润和母亲谢月仙，黄家一共死了11人。当年的买办黄育申在大陆的後人只留下次子媳石红玉和她的4个儿女，及最小的女儿黄秀菁。石红玉与黄宗丙的4个儿女分别是女儿黄羚华、儿子黄汉义、女儿黄圳华和黄维华。黄宗丙去世时，黄维华才５岁。後来他们四姐弟有一个去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去了澳大利亚。

1972年，黄秀菁和石红玉到无锡买了块墓地，安葬了死去的11位亲人，在母亲、哥嫂、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的骨灰前都立了碑。黄秀菁1972结婚，丈夫10年前已去世，如今只她一个人生活在这座旧宅里。

我采访黄秀菁时，她拿出一本他家的影集给我看。她一直没有勇气整理亲人的遗照，是丈夫主动帮助整理的，还留有题跋。照片并不多，多半是一二寸的黑白照片。按照文革的审美标准，漂亮一点的照片是会被撕碎的，因为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黄秀菁的丈夫在整理这些旧照时曾有一次灵异经历。有一天，他在窗前整理黄家残照，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忽感困倦，昏昏欲睡。见一素衣女郎，飘然而入，面北就坐，凝眉远眺，若有所思，匆忙以纤指蘸茶水疾书桌上，读之云：‘拾得残照贴画图，残阳如血柳如丝。悲欢离合随风尽，骄骨风流只自知。’余心惊自醒，已失女郎所在。然桌上水渍未干，字迹可辨。再看窗外，桐荫婆娑，天际残阳一抹，殷红如血。故此影集，拟题为《残风影集》。”

梦中那个女郎是谁，那首诗的最後一句又有什么深意呢？

黄家的子女辈另有两支到了海外。二女儿黄秀棣嫁给美国医生麦克莱，现居住于亚利桑那州。三女儿黄秀云，1953年到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现居波士顿，有一女陈漪琴，一子陈企平。

黄家的案子最终也平反了，但总体上是极不认真、极不人道的。上海国棉二十八厂领导派人将黄秀菁和石红玉接到该厂，在会议上宣布黄宗南、黄宗丙兄弟与该厂许多其他被整死、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起宣布平反。没有人对黄宗南全家的死亡负责，没有人对黄宗丙死後几个子女的艰难生活负责，没有任何书面的平反文件，也没有人向他们表示道歉，没有人对全家11口人的死亡表示哀悼，更没有追查过打人的凶手，没有追查抄家时物资的流失，没有追查极左分子逼死人命的任何责任。打人抄家时，成百上千的英雄；落实所谓政策时，没有一个责任人。冤无头，债无主。领导说是“四人帮”干的，告诉他们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人死了，就死了，不要有恨气；抄的东西抄了，就抄了，不要有怨气；当年批了你、斗了你、打了你就算了，不要有怒气。不仅不应有气，还要感谢他们为你平了反，给了你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