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种人” 王春瑜 一：赵舟良 赵 舟良，原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大）政史系学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师院红卫兵分成二派，一派是保护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陈云涛同志，陈老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入党，在湖南参加过农民运动的老党员老革命。一派是坚决要打倒陈云涛，诬陷陈老是叛徒的造反派组织，名曰“千钧帮”，其中有名铁杆成员，叫赵舟良。此人外形丑陋，脸上有疤，大扒牙。历史系成立革委会后，他竟然当上革委会委员，而且大权在握，动不动就召集全系师生，传达市革委会领导讲话精神，开口闭口“景贤，秀珍”云云，似乎是他的干爹干妈，肉麻之至。我因参与策划上海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简称复旦大学“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赵舟良是监督组成员，从此对我疯狂迫害，最使我不能容忍的是，1973年冬，我正在挖一口深井，棉袄棉裤上挂满冰块，我接到家兄王荫大哥（1943年入党的老党员，离休干部，已故）的电报，说老贫农的老母已病故，要我速回老家奔丧。我立即向系革会请假。赵舟良闻讯，公然立刻召集系全体教师开会，批斗我，大骂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为你母亲奔丧!”, 我闻言悲愤至极，当场哭泣起来。赵舟良竟大骂我是用眼泪骗取革命群众的同情，勒令我继续去挖井。多亏师院党委知道后，认为我并未判刑坐牢，可以回家奔丧，但被赵舟良这样折腾，当时交通又不便，等我赶回老家，母亲已下葬，以致未能见母最后一面，造成终生遗憾。“四人帮”粉碎后，系内几位老教授联名向校党委揭发，他们都遭到过赵舟良的毒打，党委很快宣布开除赵舟良党籍，定为“三种人”，在系办公室做行政工作。我在全校大会上被宣布平反，我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了文章。赵舟良老婆闹着要离婚，他见好日子永远失去了，很快得了肝癌死去，此等文革催生绽放的人性恶之花，算是“恶有恶报”之又一实例也。 二：余之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余之道现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后调历史系，由党总支委员做到总支书记。1963年，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余之道召集全体研究生开会，动员我们畅所欲言，对形势谈看法，对党提意见，不做记录，更不会进档案。我和几位同学见余之道说得很诚恳，便如实谈了自己一些想法，批评共产风不切实际，中央明显地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等等。我的另外二同学赵某某、张某某（已故），也谈了不少。赵某某谈的更多。我们发言后，余之道还讲话，说我们马列主义水平不低，感谢我们对党的信任云云，但他事先却让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杨典求及其爱人小马，对我的发言作了详细记录，并添油加醋，如把一位老教授说的“马克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写过一部（资本论）嘛！”移到我的头上。“文革”中，我的档案被非法公布出来，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我太狂妄了，连马克思也瞧不起，真是冤哉枉也！ 1979年国庆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大规模学术讨论会，分好几个组，开幕式由于光远副院长主持。他说只有开幕式，没有闭幕式，各组可自由地、充分地讨论，爱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我觉得党史问题太多，便去党史组。主持会议的是原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他说，最近我看到一本党史，是上海复旦大学余之道编的，书里居然说我党在延安时期的核心是江青，这是典型的伪党史嘛，会议简报，被胡耀邦同志看到，他很气愤，作了批示，余之道很快便得到严肃处理：开除党籍，定为三种人，真是活该！这是对两面三刀，毫无党性的余之道的严肃惩处，也是对余之道的最好教育。 2017年1月13日于老牛堂。 注：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