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一次府院之争--六一六事变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和（第一次府院之争）。1917年4月，因对德国宣战一事立场相左，黎、段二人矛盾激化，黎元洪宣布罢免段祺瑞总理职务，段祺瑞则称罢免令非法，策划各省独立与黎对抗。在居间调解的督军团团长，长江巡阅使张勋要求下，6月12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7月1日，原本进京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勋意外拥立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君主立宪制）。

段祺瑞、冯国璋组织讨逆军，很快击败张勋。复辟收场后，冯国璋出任中华民国（代）大总统，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北京民国政府由日本支持的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和美英支持的冯国璋（直系）三大派系共同控制。段祺瑞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拒绝恢复原国会，欲另外筹备“安福国会”。

1917年8月25日，宣布“护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部分原国会议员参加的“非常国会”，组织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这样，中国产生了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

孙中山、段祺瑞先后下达了对对方的讨伐令。10月6日，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爆发。

南北两军，原本北方军力占绝对优势，但北京政府内直皖两系不和，争执、纠纷不断，导致战局多次反复，久拖不决。

1918年8月12日，安福国会在北京召开，9月4日，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冯国璋于当年12月病逝。

1920年7月14日，直皖矛盾激化，引发直皖战争。至7月23日，直系曹锟、吴佩孚，奉军张作霖的联军一方获胜。皖系首领段祺瑞辞职（陆军总长）下野，皖系大将，自外蒙返回参战的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战败流亡，所率数万西北边防军折损大半。

1921年2月中旬，白俄恩琴军击败了驻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西北边防军留守部队，占领库伦。3月中下旬，苏俄红军击败并驱逐了退至蒙苏边境买卖城的西北边防军高在田部，中国军队全部退出了外蒙古，外蒙收复一年又五个月后得而复失。7月，苏军击败恩琴，占领外蒙古。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北京政府，当时总统为徐世昌，国务总理为颜惠庆）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议，此次会议称为华盛顿会议或九国会议。
1922年2月4日，九国会议结束前，中、日两国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条约要点如下：
第一条 日本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
第九条 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的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撤离中国。
第十二条 青岛海关归还中国。
第十四条 日本将青岛济南铁路（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并一切附属产业，包括码头、货栈及他同等产业，移交中国；以上铁路及附属产业，中国以国库券方式赎回，自移交完成后，分期偿付，期限15年。未偿清前，中国政府选任一日本人为车务长，一日本人为会计长，（此会计长）与中国会计权限同等。

2月6日，与会九国签署《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要点如下：
第一条 除中国外缔约各国协定：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三）中国门户开放，一切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
（四）不得谋取特别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之权利，有害友邦之安全。

第二条 缔约各国不得单独或联合订立条约或协定，侵犯或妨害第一条之各原则。
第六条 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愿参战，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

1922年4月30日，胶济铁路全路由中国接防；1922年12月10日，日本从山东撤出了所有军队，中国政府收回青岛；1923年2月1日，胶济铁路全路接管完毕，由中方管理（但中国仍任用一名日本车务长及一名日本会计长）。

直皖战争后，孙中山、张作霖谋划合作反直。

1922年4月28日，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至5月5日，奉军战败，双方签约停战，奉军随后退出关外。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孙中山继续执行联奉、联皖反直的策略。粤皖奉三角联盟约定，粤皖奉三方中任何一方受到攻击时，其它两方“应并力合作，以扫除敌人势力”，“将来向敌人战争彻底或讲和，皆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

1922年6月1日，在吴佩孚推动下，民国第一届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召集两百多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宣布恢复民国第一届国会，恢复《临时约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北京、广州），依法另组合法政府。史称民国法统重光。6月2日，徐世昌通电宣布辞职，表示配合。6月11日，原总统黎元洪入京复职。但是，曾声言“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的孙中山却拒绝辞职，仍坚持其北伐主张。

主张实行“联省自治”，同时主张通过法统重光，和平解决南北分裂问题，反对武力北伐的陈炯明（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与孙中山矛盾激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发动“六一六事变”，驱逐孙中山，孙乘军舰退居上海，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瓦解。

第二节 孙文越飞宣言--奉直讨赤

1922年7月，重视对华外交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越飞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

1922年8月，越飞与北洋政府（黎元洪、曹锟、吴佩孚为首）代表顾维钧展开建交谈判，由于北洋政府坚持苏联撤出外蒙，归还中东铁路等先决条件，谈判不了了之。

其后，越飞一度试图促成孙中山、吴佩孚联合。三方进行了接触、尝试但未能达成合作，原因之一是此前孙中山一直实行联奉、联皖反直的策略。

吴佩孚与苏联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在11月20日回复越飞的信件中，吴佩孚说：“上一次格克尔顾问到洛阳来时已经达成协议，即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

对中国政局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张作霖，苏联与孙中山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1922年11月10日《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中，有这样的内容：对于张作霖，的确，我们是不信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实行两面派政策，他向我们军事指挥部派去代表团，声称他不会支持白卫分子，而实际上他在支持我们中东铁路上的敌人，并在满洲为白卫分子提供安身之地和战略基地。

孙中山是苏联最适合的中国合作伙伴。苏联看好孙中山的潜力。越飞在1923年1月13日从北京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说：“孙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加之他利用最近几个月时间还在扩大影响，所以实际上整个南方，包括土尔其斯坦(即我国的新疆地区)在内，将掌握在孙逸仙手里。考虑到张作霖目前正与孙逸仙联手，孙逸仙很可能会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还在支撑并可能支撑得住的一个省份和北京周围一小块所谓中国正式中央政府基地之外的整个中国统治者。”

1923年1月26日，越飞与孙中山在上海签订《孙文越飞宣言》，宣言声明苏联将协助孙文促成中国统一，而孙文则同意苏军不必立即撤离外蒙。在《孙中山和越飞联合宣言》中，双方就合作愿望和各自立场的具体表达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及国民党与苏联与共产国际正式合作，并推行联俄容共政策。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与共产势力决裂。

2月21日，孙中山击败陈炯明，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继续与北洋政府对峙。

《孙文越飞宣言》签订后，苏联开始给予广州军政府大量武器、财政和人员援助。该年10月，孙文聘请苏联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为政治总顾问。苏俄未来五大元帅之一的远东军魂布留赫尔，化名加伦将军，在1924年8月和1926年5月两次奉派到中国，任广州军政府军事总顾问，参与策划、指挥国民党东征和北伐，表现卓著，深得蒋介石倚重、信任。

1923年12月，苏联驻北洋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即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发表者），与北洋政府陆军检阅使，直系大将冯玉祥，在李大钊牵线下开始接触。

1924年6月，日本新任外相币原喜重郎宣布对华“四项原则”：不干涉中国内政，合理地维护其在华合理利益；同情中国的现状；中日共存共荣，经济合作。这一与华盛顿会议精神一脉相承，奉行“对华不干涉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的币原外交政策，基本上一直贯彻到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阁前。

9月3日，直奉战争前哨战江浙战争爆发。战争的一方为皖系的浙江都督卢永祥，另一方为江苏都督齐燮元、闽粤边防督办孙传芳、福建都督周荫人、江西都督蔡成勋、安徽都督马联甲等组成的直系联军。

9月4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称“援浙即以存粤”，决定执行粤皖奉三角联盟约定，北上援卢。

二周后，北方的奉直势力也都对江浙事件做出了反应。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打响。10月23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于直奉激战之际，率部返回，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前线“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腹背受敌，不久溃败。11月3日，战前中国军力最强者-吴佩孚，仅率二千余人由塘沽经海上遁走华中。直系北京政府被推翻，奉军入关。冯玉祥和张作霖共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府由奉系、国民军和皖系三方势力共掌。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部下杨宇霆、姜登选、张宗昌、李景林分别被任命为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都督，奉系势力向华北、华东大举扩张。

奉系将领，张学良的教官郭松龄，战功卓著却未获督职。郭心怀不平，与张作霖、杨宇霆等人裂隙日深。

9月20日，张作霖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中东铁路条约”，根据条约，中东铁路由苏中双方共同管辖。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共商国事。

12月，张作霖在与美国代办（参赞）迈耶交谈时说：目前最严重的威胁是“布尔什维克问题”，苏联的在华活动已严重危及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孙中山与苏联的联手（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国家也好（，）都是巨大的危险；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与孙中山以及他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合作。

12月4日，孙中山抵天津。在当日曹家花园的“孙张会谈”中，张作霖说：“孙先生，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

1925年上半年，国共两党北方负责人，共产国际中国代理人李大钊，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政治总顾问鲍罗廷，苏联驻北洋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三人先后与冯玉祥见面会谈，冯决定与苏联合作。（冯玉祥联俄）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专门召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孙中山去世和援助冯玉祥国民军问题，会上决定设立专门负责对华外交的中国委员会。

4月17日，苏联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援助冯玉祥等问题；

4月底，苏联向冯玉祥部队派出了军事顾问团，时名邓希贤的邓小平是顾问团成员之一；

5月22日，加拉罕在致苏联领导人的电文中说：“盖奉张之胜利即守旧派之胜利，亦即帝国主义（尤以日本为最）之胜利，深足为苏联之危害。既不将奉张破坏，亦宜削弱之。此时奉张之重要敌人即系冯玉祥。”

5月31日，中国代表顾维钧与苏联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主要内容有：苏联方面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放弃一切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等；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两国共管。

6月5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在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在蒙古境内组建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

会后不久，苏联将步枪18000支，机枪90挺，大炮24门，飞机10架及相当数量的弹药，经外蒙古之库伦运送至张家口冯军驻地。

在年末（1925）的反奉战争期间，苏俄未来五大元帅中的叶戈罗夫被派任驻华武官兼冯玉祥高级军事顾问。自1924年至1926年8月，苏联共援助冯军飞机10架、三英寸口径炮60门、炮弹58000发、铁甲车8辆、机关枪227挺、步枪35000支、子弹510万发。在苏联全力支持下，原本装备落后的冯玉祥集团迅速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了解到郭松龄对张作霖、杨宇霆的不满情绪后，加拉罕与李大钊加强了与郭松龄的接触，李大钊对策反郭松龄，做了大量工作。郭松龄与冯玉祥也关切密切。郭与冯联络的一个渠道是李大钊（李大钊也是冯与南方国民政府的联络人）；此外，郭与冯之间还有一层关系，郭夫人韩淑秀与冯夫人李德全是协和女子大学的同学。

1925年5月底，五卅运动期间，李大钊，赵世炎等在北平组织5万余人游行示威。北洋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罪名通缉李大钊，李携家人逃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兵营，不久，李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工作机关也搬到苏联使馆军营。

1925年10月10日，直系将领，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孙传芳，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反奉，并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得到14省拥戴，就任讨贼联军总司令。

北方的反奉也在酝酿之中。五卅运动后，李大钊派任国桢等到奉天，策动郭松龄反奉。25年10月，在加拉罕和李大钊运作下，时任奉军精锐--第十军军长的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结盟，郭、冯两人还订立了秘约。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今河北唐山滦县）发动兵变，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郭松龄部克锦州，占新民，一个月后攻到了沈阳西南郊的巨流河。原本奉行币原“不干涉”政策的日本，不甘苏俄势力在东北扩张，派关东军(旅顺、大连租借地，南满铁路的日本驻军)介入战事，并警告苏联不得干涉。12月23日，关东军对郭松龄部及郭军控制的铁路线发动攻击，郭军迅速瓦解。12月24日，郭松龄与夫人被奉军逮捕，二人于次日被杀。

与郭松龄联合反奉的冯玉祥先进攻了原盟友，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李景林（李的势力范围包括直隶和热河，李还是著名武术家），再于12月初向奉军进攻，相继夺取了直隶、北京、热河、河南等地的大部或局部。（冯玉祥反奉）

25年下半年的系列反奉战争使奉系实力受到重挫。

苏联是反奉战争的推动者。各反奉势力都与苏联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络，苏联至少对北方的反奉势力提供了武器和顾问，甚至做出了出兵介入的保证。1925年12月，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还以奉军累计拖欠中东铁路管理局债款1400万卢布为由，禁止张作霖军队使用该铁路运输部队和军用物资。1926年1月，张作霖一度命令奉军护路司令张焕相逮捕了伊万诺夫。苏军在满洲里一带集结，威胁入侵哈尔滨。

1925年12月31日，讨贼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宣布中止讨奉，反与对手张作霖联合“讨赤”，讨伐对象为赤化的冯玉祥、岳维峻等国民军。张宗昌、李景林两部结成直鲁联军，也加入讨赤。（奉直讨赤）

为保存实力，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宣布将军队和地盘交给部属。但张作霖、吴佩孚不为所动，仍坚决地讨赤，向各路国民军猛攻。

1926年4月15日，奉直联军夺回北京，张作霖主导了北京政府。4月26日，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枪决了《京报》社长邵飘萍。

战事仍在南口等地继续。1926年8月14日，奉直军攻克南口，冯军西走绥远。由于战火自南方猛烈燃起，讨冯战争遂告一段落。

第三节 北伐战争

奉直讨冯期间，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建议利用直系主力远赴华北，两湖兵力空虚之机迅速发起北伐。

1926年3月，发生“唐生智驱赵事件”（湖南省第四师师长唐生智驱逐奉行联省自治的省长赵恒惕）；4月，远在北方的吴佩孚派叶开鑫等部反攻唐生智；5月，广州政府派兵支援唐生智，21日，唐生智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广州政府任命唐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北伐前敌总指挥。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自两广誓师北伐。

7月11日，北伐军克长沙。

8月22日，北伐军攻克湘北重镇岳阳，进军湖北。吴佩孚紧急自北方赶回。

8月27日，北伐军占领汀泗桥。

8月28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细审鄂、赣情况，十万紧急。万一长江动摇，则赤焰蔓延，将至不可收拾。。。北方之事，不必顾虑，如有需弟之处，必出全力相助。”

8月30日，北伐军攻取贺胜桥。吴佩孚退守武汉。这一天，他致电张作霖：“务望以讨赤为前提，以救国为要义，悉捐一切猜疑，永远同心相卫。”

当天张作霖回电吴佩孚：“。。。现在援师未发，而各方政客，与夫在京汉线争权夺利之徒，谣言四起，大肆挑拨。。。不曰预防赤化，而曰妨害贵军。不知良方今日之公敌，惟有赤党。”（一说这是9月30日的电文）

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誓师北伐，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并宣布遵从三民主义。

10月10日北伐军全部占领武汉三镇。11月8日攻占南昌。

1926年12月1日，受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热、绥、吉、黑十五省区推戴，张作霖于天津蔡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就职宣言中说：“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

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里，挂有“推翻苏联共产主义”、“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结彩标语；安国军在东北散发的传单中写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毒蛇和猛兽，只有安国军才能拯救东北三省人民。”

自1927年1月起，为防止苏联在东北策动反奉武装起义，张作霖对驻东北三省的苏联机构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3月11日，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在哈尔滨的商务代表处；
3月16日，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
3月31日，搜查了东部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

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开进上海，3月23日，北伐军击败张宗昌直鲁军，占领南京。

3月24日，以共产党员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军，共产党员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第六军在进城后，洗劫了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多处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杀害了英、美、日、法、意等国侨民6人。下午3时，被困下关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炮轰南京。是为“南京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电，称事件是中共有预谋的行动。

4月6日，在西方公使团支持下，张作霖派京师警察厅突袭、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自苏俄使馆军营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人，查获了七卡车档案资料。张作霖方面将所获苏俄赤化、干涉、操纵、分裂、颠覆中国的中俄档案文件择其要者整理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向中外公布。（张作霖搜查苏联大使馆）

经军法审判，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人员以「里通苏俄」罪被绞刑处决，李时年38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青帮、洪门在上海“清党”，捕杀共产党人，取缔、驱逐苏联顾问，与苏联划清界限，史称四一二事变；

4月18日，蒋介石、胡汉民等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与原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并立对峙，史称“宁汉分裂”。

4月20日，前陆相，对华“强硬派”田中义一就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5月28日，日本政府决定派兵二千保护日侨，由青岛登陆开赴济南。8月，日军自山东撤退回国。

6月1日，新任共产国际最高代表罗易将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五月指示交给了汪精卫，该指示内有接管国民党军队领导权，建立中共领导的工农军队，惩办反动军官等内容。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等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张作霖任海陆大元帅（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曾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就职宣言中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

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会后冯玉祥以两人名义发通电，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早日驱逐鲍罗廷，实行清党，完成北伐；

6月22日，冯玉祥回到郑州，实施清党（和平驱共）；

7月8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镇压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会议，公开了共产国际分化武汉国民政府，要求中共夺权的《五月指示》。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以和平方式分共，并“礼送”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离境。（七一五分共）

7月21日和8月6日，北伐军先后在临城、徐州败于张宗昌直鲁军，北伐军退往徐州以南。为对作战失利负责，8月13日，蒋介石辞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通电下野。8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复合。

10月，蒋介石于下野期间访日。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两人就反共达成了一致意见。田中希望国民革命军以统一长江流域为终止，停止继续北伐北上。蒋介石未接受此建议。（蒋田会谈）

1927年，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日本大藏省谋划在中国修建满蒙铁路网，与美国摩根财团交涉庞大的借款-拉特蒙借款，在谈判即将达成时，消息被透露。1927年11月29日，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向日本和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南京国民政府也就此事提出抗议。美国政府出面干涉，借款流产。

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恢复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职务。1928年4月，蒋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继续北伐，讨伐张作霖为首的安国军政府。（二次北伐）

北伐军先后攻占台儿庄、临城、临沂，逼近济南。

1928年4月19日，日本内阁临时会议决定出兵山东保护当地日本侨民。4月26日，日军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4月30日，张宗昌北逃德州。从4月30日深夜5月1日凌晨开始，陶峙岳第四十军第三师和方振武第四十一军等革命军部队先后开进济南，济南出现北伐军与日军并存的局面。入城后，一直接受反帝、仇日宣传、教育的北伐军对日本军队、外交人员、侨民有一系列敌对行为。5月3日，还发生了国民军袭击日本商店，虐杀日本侨民12人（据说是贩卖鸦片的浪人）的恶性事件。随后，济南日军开始了疯狂的杀戮报复，数日内，约3600~6200名中国军民被杀，史称济南惨案。

5月5日，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1928年5月底，国民革命军进抵京、津地区。

6月3日晚，张作霖乘火车离京北返。6月4日凌晨，当专列行至沈阳附近皇姑屯车站京奉铁路、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旱桥时，遭遇爆炸袭击，京奉铁路上方南满铁路桥梁的钢板被炸塌落下，将张作霖专列车厢压碎，同行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回到沈阳后不久死去。（皇姑屯事件）

1928年7月1日，张作霖的继承者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第四节 杨常被杀--九一八事变

1929年1月10日晚，奉系元老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被张学良秘密枪杀。杨、常二人死后，张作霖时代老成持重的奉系骨干逐渐为年轻气盛的少壮派所取代。（杨常被杀）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电令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米春霖率领军警突袭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了包括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在内的39人，史称“五二七事件”。

7月10日，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在北京开会，决定对苏强硬、武力接管中东路、防止赤化，即使与苏断交在所不惜。要求命令迅即付诸实行。

当天，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等派军警及中方工作人员2000余人强行收回中东路，接收和查封了沿路的机关及设施，没收了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59人被驱逐出境，中东铁路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被查封，200余名苏联人被逮捕。

7月底，双方发生军事冲突。8月6日，苏联成立了由加伦将军瓦西里·布留赫尔为司令官的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

东北军连战皆败。1929年11月26日，张学良请求停战谈判。12月20日，张学良代表蔡运升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

7月12日，中东路事件期间，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42号通告；11月16日，前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因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被中共开除党籍。

与中东路事件并行，10月28日至11月9日，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会议期间，著名的“田中奏折”被公之于世，披露者为中国代表阎宝航，阎称其“田中奏折”来自张学良秘书王家祯。“田中奏折”中写有“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等刺目内容。随着中东路事件平息和“田中奏折”被抛出，中国国内的反苏情绪逐渐被反日情绪所替代，中日两国互疑、互憎逐步加深。这个至今尚存争议的文件，长期被广大中国人视为日本蓄意侵华的铁证，其对中、日、苏三国关系走向的影响难以估量。

在蒋介石呼吁下，1929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拟在全国范围内裁军整兵，并削减严重超支的高昂军费。军队一向被各派系视为命根子，编遣中各派的重重分歧、矛盾，未能以协商方式妥善解决，于是，北伐结束不足一年，战争便再次来临。

1929年2月21日，新桂系将领夏威、叶琪驱逐亲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3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将李宗仁（国民政府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白崇禧、李济深（国民政府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三人免职，蒋介石调兵讨伐新桂系。蒋桂战争进行至6月下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获胜，新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下野，分别出走香港、越南。

蒋桂战争后，国民党内的反蒋浪潮并未减退，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唐生智、张发奎等人结成反蒋联盟，多次要求蒋介石下野。1930年5月，又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中央政府之间展开，史称中原大战（蒋冯阎李大战）。

1930年9月中旬，阎锡山、冯玉祥两集团接连失利，败势明显。18日，一直观望的张学良通电拥蒋，两日后入关参战。11月初，中原大战结束，蒋、张获胜。张学良占领京、津、冀、热河、察哈尔，主政华北。西北军解体，一部分被张学良整编。

1931年2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反蒋各派遂在广州另组广州国民政府，对抗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史称宁粤对峙。宁粤对峙持续了近一年之久，1932年1月1日才以双方和解告终。

1931年7月，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反蒋挺粤，率军进攻张学良控制的平津地区。张调10多万东北军入关与石友三作战，8月，张学良击败石友三，石友三败走山东。

同月（7月）初，《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捏造新闻，谎称200多朝鲜侨民在长春万宝山被杀，引发了朝鲜境内的反华暴动，中国侨民一百余人被杀害，史称“万宝山事件”。

6月下旬，日本陆军情报科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4人，在大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有说法称中村在为对苏作战作准备）时被东北军逮捕，6月27日，东北军屯垦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私自下令处决中村等人，并毁尸灭迹。

8月，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探知了中村被杀事件。日本外相及日本陆军省强烈要求东北当局严惩肇事者，但东北当局一再隐瞒事实，并在向国民政府报告时谎称“绝无此事”。9月3日，信以为真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回复日方：“中村事件纯属日方捏造，毫无事实依据”。日本舆论哗然。

中村事件使日本军界极为愤怒，少壮派军官开始策划报仇雪耻。

9月11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终于向日方承认：中村震太郎被我军杀死，查明属实，此事实属不幸，希望中日关系不要因此受损。

9月17日，主凶关玉衡被东北军宪兵押送至沈阳，于当日向中日双方代表交代了事件经过。

此时，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人已策划就绪。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独立守备队的一个小分队，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自炸铁路，然后诬称中国军队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地进攻，九一八事变爆发。


（初版作于2018-09-17，此版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