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一别天涯远——小鲁周年祭(上)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与夫人粟惠宁带着孙子孙女在三亚过完春节，准备第二天返京——3月2日是儿子陈正国的40岁生日。没想到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突然袭来，亲朋好友谁也没想到。大面积的心肌梗死夺去了他的生命。

“小鲁走了一周年了，我们想把他的骨灰运到上海，与爸爸妈妈安葬在一起。他走前走後发生了不少事，好在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在心理上也对他有个交代，让他终获安宁。”大哥陈昊苏平静的说。“一别天涯远，至情思念深。”在弟弟走後的一年里，他将思念寄托在了诗词里。

“红孩子”

1946年7月30日，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我出生在苏北，二弟（丹淮）出生在淮南，三弟出生在山东，爸爸妈妈一直想要个女孩儿。而妹妹最晚才来，所以取名姗姗”。陈昊苏回忆。兄弟三人名字里包含的苏、皖、鲁三个地点，是陈毅当年的主要战斗场所，这或许也是他对自己戎马生涯的一种纪念吧。

1947年，国共内战烽烟四起，当时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山东地区。中共内部决定把一批家属沿海路转移到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我们渡海时必须躲过国民党军舰的巡逻，上船後，所有人员都躺在床板上，不能走动，也不能讲话。可是一岁的小鲁还不懂事，那天晚上精神又特别好，不想睡觉。所以特许他可以在船舱内任意行动。那天晚上，我们都躺在昏暗的船舱里，只有小鲁跌跌撞撞地穿行在叔叔阿姨中间，他抱抱这个，亲亲那个，人们脸上都绽放出无声的微笑”这是陈昊苏人生最早的一段记忆，当然，陈小鲁已完全不记得。

上海解放後，陈毅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4岁的小鲁跟着全家一起搬到了上海，住在兴国路的一座小楼。陈小鲁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很忙，顾不上管他，顽皮的他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会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到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後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1955年，陈毅一家搬到北京。那时的陈小鲁对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还懵懂不知，只知道“父亲叫陈毅”，但“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因为“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直到後来，他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部长、副总理。才意识到父亲是个“大干部”。虽然身边的同学不乏像他一样出自“大干部”家庭，但那时的陈小鲁更愿意到小胡同儿里串悠，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们一起玩。这样的性格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陈小鲁在2009年接受本刊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父亲陈毅。在他少年时的记忆里，忙碌的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经常跟我们说，干部子弟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看我现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们打出来。别说我了，跟你们更没多少关系”。陈毅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的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很不合身。有一次，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

失序的时代

北京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也许家庭出身的关系，很多学生都对“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校也出了很多日後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但那时的小鲁并不属于这其中的一员。学校组织的辩论，当时的他还“只有听的份儿”。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陈小鲁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感觉自己突然开了窍，开始关心政治。

1963年，陈小鲁进入北京八中上高中。“在此之前，小鲁因为肝炎休学了两年。现在看来，这两年挺关键的，因为他比周围的同学大了两岁，相对成熟一些，到了八中之後就成了活跃分子。”陈昊苏说。转眼到了1966年，陈小鲁上了高三，这群年轻学生选择投入到“革命”当中。各个学校选举了“革委会”主任，陈小鲁获得1100多票，差20票就全票。

绝大多数人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这仅仅是持续10年的动荡的开始。陈小鲁记得，有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陈毅先是感慨，“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然後问小鲁，“你们学校怎么样了？”

陈小鲁告诉父亲学校停课了。陈毅叮嘱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又语重心长地说了句：“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陈小鲁悟出父亲的这番话有点“划清界限”的味道。“後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1966年8月，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宣告成立。陈小鲁後来因为“西纠”而一下子声名大振。“实际上，小鲁并没有加入红卫兵。”陈昊苏说，“他觉得红卫兵并不是什么严格的组织，随便什么人袖标一带，就加入组织了。”那时候，陈小鲁在社会上也招致了不少谣言。妹妹姗姗还记得，在家里经常接到外地打来的电话，求证“陈小虎”是不是陈毅的儿子。

陈小鲁其实还是个孩子。“他穿一身旧衣裤，脚踏懒汉鞋，有时还穿自称用井冈山的布带做的草鞋，骑辆破自行车，一笑就露出两颗虎牙。”陈小鲁的挚友何迪回忆。1967年8月的一个周末，小鲁来找他，告之王力“八七”讲话後外交部的内部斗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父亲陈毅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为了避免互相牵连，陈毅与张茜告诉小鲁先切断与家里的联系。张茜给了他100块钱，让他周末就不要回家了。“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侯门深似海，高处不胜寒。”何迪感慨。

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塑造出了一个打砸抢、无恶不作的“陈小虎”，陈小鲁身处风口浪尖。妹妹姗姗记得，4月14日晚饭後，她和哥哥小鲁准备返校。这时家里突然接到总理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总理要见小鲁。陈毅夫妇非常紧张，在家里焦急地等儿子见总理回来。过了一会儿，小鲁回家，告知家人，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西花厅的家里，安排他到沈阳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总理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去了之後，不要给家里写信，不对外联系、不回家探亲，也不拍照片。表现好了，还是有前途的。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小鲁。“告别的时候，妈妈忍不住流了眼泪”，气氛很压抑。陈毅强忍心头的情感说：“我18岁离开家去法国勤工俭学，你母亲16岁离家参加新四军。现在你都20岁出头了，也应该有这样的决心，出来闯出一片天地。你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永远不回这个家。”

杨德中的儿子，後来也成为陈小鲁39军战友的杨海岩回忆：“当时，周恩来指示我父亲把小鲁送到农场藏起来，还非常具体地指示不要把小鲁放在有北京知青的农场里，要放到部队农场，先不要穿军装。我父亲在京西宾馆见到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把总理指示报告了陈司令。陈司令当场拍板：没问题。”就这样，陈小鲁被送到了39军的盘锦农场。

陈小鲁到部队後压力很大。他是编制外的，没有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此後两年多，陈小鲁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1971年的五一节，陈毅有了上天安门观礼的机会，此时的他已患肠癌。在天安门城楼上，他遇到陈锡联，牵挂儿子的陈毅主动提及：“我儿子在你那里当兵，三年没有给家里写过信啊！”陈锡联当即表示回去立即安排小鲁探亲。

“三年後，小鲁第一次回家——那时的家也快破碎了。当时他引用唐诗：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我母亲抱着他痛哭。父亲很欣慰：‘不错，你经受住了考验。’”回忆过去，陈昊苏也是感慨万千。周恩来总理再次接见了小鲁，表扬他遵守诺言，经受住了考验。

1972年1月6日，陈毅溘然长逝。陈毅去世後，陈小鲁写下悼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後来在赵朴初的建议下，改成了“难得万人泪”。在一些朋友看来，这是他最好的一首诗。

时代的见证

1975年，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粟惠宁结婚。此时的陈小鲁不仅仅迎来他个人生活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很快就看到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在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培训之後，1981年，陈小鲁被派到英国任副武官，1985年回国；1986年底，他又被调到当时改革的热门机关——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社会局局长。陈昊苏说，他们都有那个时代的烙印，纪律性很强，虽然是兄弟，但他并不知道弟弟在做些什么。几年後，政改办解散。陈小鲁尽心尽力的安排好了同事们的善後。

1992年，陈小鲁从军队转业，按当时的规定师职干部转业要由国务院军官转业安置办公室安排。但陈小鲁萌生了自主择业的想法。因为还没有先例，军转办起初不敢贸然答应。陈小鲁後来说服了国家人事部的领导，不由军转办安排，由他自主择业。

“这在当时就等于放弃了铁饭碗，放弃了公费医疗，放弃了福利分房。”陈小鲁的朋友张北英说。陈小鲁只拿到了不到一万元的转业费。“也许会有人说他爸爸是元帅，他家有房子，真实的情况是，陈毅元帅逝世後没有给陈家子女留有房子，小鲁和小惠结婚後一直住在岳父粟裕家。後来在京郊买了一个农民的小产权房，一个民房小院。”实际上，粟裕夫人楚青去世後，陈小鲁与粟惠宁几年前就已搬离了雨儿胡同。

转业後的陈小鲁先是去了海南投身于亚龙湾的开发，但这段经历并不是很愉快。1993年夏天，当时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的何迪办了停薪留职，与陈小鲁一起下海经商，创办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两人向朋友借了十万元，就算开了张。“我租了辆面的，小鲁则骑他的破旧自行车，从此，小鲁真正彻底告别了体制。”

中间女子为洪晃

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陈小鲁与他所在的“标国”做了很多事：帮助引进外资，协助开设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险公司——中宏保险公司；为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做财务顾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广深铁路的上市。“标国”作为顾问公司，其间也经历了各种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陈小鲁後来直言不讳的说：“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磕磕绊绊，陈小鲁这样评价自己走过的路——“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早在1985年小鲁写给别人的一封信里，他就提道：“我的心太软，不愿意拒绝别人。我不适合当领导，我不可能严厉的整别人。”为了一份儿不说违心话的自由而选择离开体制的陈小鲁，不久又脱离了商海。陈小鲁从1998年开始了自由自在的周游世界之旅。

“小鲁是最佳的旅伴，不仅随和，不挑剔、不埋怨，总是开开心心的，而且还时发高见，多有点睛之句。”陈小鲁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单纯的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之美，每到一个国家，他们都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观察、走访、交流，并随时随地的讨论。比如在巴尔干半岛，他们讨论前南大一统好，还是分裂成六个小国更好；在伊朗，他们讨论穆斯林与现代文明的共融性问题„„

小鲁是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好友何迪看来，陈小鲁生于政治世家，也一生被政治纠缠。对于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小鲁并不是引经据典型的，他讲的话非常朴实，非常深刻，没有套话，一看就懂，讲在点上。”何迪说，每到关键时刻，朋友们都希望听到小鲁的分析与见解，他的分析与见解都会在朋友中流传。

右一为秦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