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很复杂，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和分析。我的近日文章“三十年后悼六四”分析了八九民运和包括它的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多方面因素，包括两个国际因素和五个国内因素。下面再做一些观察和分析。

1. 八九民运与相似者

与八九民运最相似的是香港的雨伞运动（2014年9月26日至12月15日）。

八九民运的起因之一，是邓小平压制了86民运（学运和知识界请愿活动）之后，秋后算账，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追究参与的学生、知识界人士和支持政治控制放松的党内官员。雨伞运动的起因是中共背弃对港人的契约承诺，要持续对特区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挑选。

八九民运被六四大屠杀扑灭，大量参与者遭到监禁和政治迫害。雨伞运动遭受87颗催泪弹镇压和开枪警告，最后以少数坚持静坐者被抬离而告终，但也有一些参与者遭到监禁。由雨伞运动被秋后算账可以知道，即便八九民运自行和平结束，大量参与者还是会被秋后算账，遭到监禁和政治迫害。

与八九民运相似度低一些的是波兰1956年起义、匈牙利1956年革命、布拉格之春、波兰1980年代民主运动、东德1989-90年民主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罗马尼亚89革命、苏联1991年反政变运动等。八九民运面对的是从毛泽东个人独裁共产政权（全面极权主义政权）演变而成的邓小平个人独裁半共产政权（政治极权主义政权、国族社会主义即纳粹或法西斯政权），苏联和其附庸国民主运动面对的是共产政权。

八九民运是和平非暴力运动，波兰1980年代民主运动、东德1989-90年民主运动、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苏联1991年反政变运动等也是，而波兰1956年起义、匈牙利1956年革命、布拉格之春、罗马尼亚89革命等发展到了暴力反抗。

与八九民运相似度更低的是面对威权政权的民主运动，如始于葡萄牙1974年康乃馨革命的南欧和拉美革命、1980年代的东亚（韩国、台湾和菲律宾等）革命、1990年代的南部非洲革命、2010年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的阿拉伯之春（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

极权政权与威权政权的主要差别，是前者有深入到最基层的执政党（共产党、纳粹党、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外围组织，基本扫除民间组织，而后者并非如此。

2. 1989年的中共政权与相似者

与八九民运的对手——中共政权最相似的是越共政权、老挝半共产政权、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等半共产政权。其他半共产政权没有遭遇过大规模反抗运动，没有给中共政权提供可学习的镇压经验。

纳粹政权用党和外围组织、警察和秘密警察发现和镇压异见者、大规模监禁和屠杀某些少数民族（犹太人、吉普赛人、黑人等），为中共政权提供了经验。中共政权的模仿见之于对异见者、穆斯林和藏人的大规模镇压、监禁和屠杀。

美欧左派指控的美欧极右派，大多并不是纳粹政权和中共政权这样的国族观极端种族主义的极右派，而是本国族优先的激进右派。

与1989年的中共政权相似度低一些的是当年苏联及其附庸国（包括古巴）共产政权、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共产政权、已灭亡的中共政权附庸柬埔寨共产政权。这些共产政权为中共政权提供了镇压经验，包括波兰军警对波兰1956年起义的镇压、苏联军队对匈牙利1956年革命和布拉格之春的镇压、用党和外围组织、警察和秘密警察发现和镇压异见者、柬共政权把首都金边全部市民驱逐到农村和取消货币、苏联把某些少数民族驱逐到西伯利亚等地。

与1989年的中共政权相似度低些的是威权政权，为中共提供了镇压经验，如蒋经国对美丽岛运动的镇压、全斗焕对光州民运的镇压。

3. 中共高层的内讧

八九民运会持续50天，发展到北京百万人示威、全国400多个城市有示威支持，一个因素是中共高层发生内讧，对民运处理策略有强硬和温和两派，温和派赵紫阳让媒体开放了三天。

一般对中共高层的内讧的说法是改革派老大邓小平与手下大将胡耀邦内讧之后又与手下大将赵紫阳内讧。“改革派”和“保守派”这样的中共意识形态派别很多是为所谓改革派争功劳的化妆师编造的，所以现在还会有人吃惊于“改革派”汪洋说要跟美国“掰掰手腕”。中共高层的派系，跟所有统治集团中的派系一样，主要是恩主-侍从派系。

中共高层的主要派系，从1938年开始分成三派。这一年，毛泽东推荐派遣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任弼时向斯大林建议，以毛泽东取代中共党魁王明，获得批准。王明的靠山是米夫（共产国际执委、东方部长、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的东方共产党人培训学校）校长），后者1937年底以托派分子罪名被捕，1938年7月被判死刑，9月被处决。王明因此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

毛派（老毛自吹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从此崛起，包括核心圈任弼时、林彪、邓小平、罗荣桓等。外围圈是刘少奇派（因刘少奇在斯大林换中共党魁之前就写长文批判王明派的国内总负责张闻天而得到老毛的赏识，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和高岗派（习仲勋等）。

周恩来派（老毛称之为经验主义派，朱德、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等）在1942年开始的三年凶残的整风运动中被毛派恶斗。

王明派（老毛称之为教条主义派）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毛派的毁灭性打击。1949年后王明流亡苏联。老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被定为反党分子而罢官（副外长）。刘伯承因在掌管的解放军军事学院只教苏联经验而被老毛和彭德怀批斗。只有杨尚昆（因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年纪小，被算作“二十八个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中的那半个）跟上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老毛死后，叶剑英（党中央副主席、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已五年的副主席、周派老大）、华国锋（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总理、公安部长、毛派）和汪东兴（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中办警卫局长、毛派）联手发动政变，抓了老毛遗孀江青、侄子毛远新及其几个爪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

此时权势最大的是掌握军权的叶剑英，成为老大。其次是拥有老毛接班人名分的华国锋，成为后者的小伙计。这如同1981年胡耀邦接任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却只是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小伙计。

但是资历比华国锋老的老家伙（特别是毛派的）对华后来居上很不服气，要抬出毛派老资格的邓小平来帮自己出头。叶剑英和华国锋等多数掌权者都不想让邓复出，因为知道邓跟老毛一样拼命抢权抢当老大，但是顶不住老家伙们的狂热抬邓活动。抬邓活动最卖力的是毛派的王震、罗瑞卿、杨勇和原属毛派但改投叶剑英的胡耀邦。

王震时任中委兼副总理，历来爱好如乡间大妈似的串门子说长道短，此时发挥特长，为邓小平复出立下最大功劳。邓复出后对王震一直宠信，首先推荐的唯一一个政治局委员（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王震。

罗瑞卿时任挂名的军委顾问，曾经在书记处是邓的老部下。他坐着轮椅，跟新疆军区司令杨勇（在二野时是邓的老部下）飞到武汉军区和广州军区，游说老家伙们。

杨勇的表弟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复出前就向老朋友和新靠山叶剑英建议让邓复出。胡耀邦是什么老家伙都帮忙翻案复出，连彭真叛徒集团案也推动翻案，被邓小平打趣：这个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自以为对很多老家伙有恩，没想到1987年初被施了大恩的老家伙们批斗，出了会场痛哭，此后多日在家含泪呆坐。

邓小平与赵紫阳的内讧，只是邓闯下大祸要马仔赵背锅，赵背了锅可能下台，看邓也未必会力保自己，急了眼想借八九民运扳回败局。这跟什么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关系。

八九民运不能成功，内部原因是中共内讧双方邓小平和赵紫阳实力悬殊，赵紫阳没有军队对抗邓小平。

4. 美国因素

美国行政当局不支持，是八九民运失败的外部原因。美国当局不支持的原因，是需要中国稳定地充当遏制苏联的一环。

极权国家的民众没有民间组织化，如散沙一样被国际浪潮卷起，没有多少力量。

垮台的极权政权都是亡于外力。德意法西斯政权是被盟军打垮的，柬共政权是被越共政权打垮的。苏联附庸政权垮台，是苏联被美国遏制得无力支撑附庸政权了。东欧独立共产政权垮台，是被苏联附庸政权垮台浪潮冲击而美国不再需要它们充当遏制苏联的环节。苏联解体是美国遏制的结果。

香港2003年反二十三条立法成功，不是因为50万人大游行，而是因为商界等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害怕被国家安全法条罗织罪名，不支持立法，中共凑不齐通过的票数。

香港今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可能人数超过50万，但如果商界等建制派议员被中共逼迫支持送中，美国行政当局不以严厉制裁香港相威胁，那么中共就会硬推送中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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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常乐| 三十年后悼六四

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共军队屠杀北京和平示威的大学生和市民。死者估计在2600以上，伤者更多。中共至今拒不认罪，遗留下中国无法痊愈的伤口。这场大屠杀，葬送了中国1980年代后期的民主运动。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的兴亡，有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

国际因素之一，是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其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的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紧随其后的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开始民主转型，蔓延到拉美多国从军人政权向文职政权的过渡。到1980年代，亚洲的菲律宾、韩国、台湾先后开始民主化，最后是80年代末的苏东巨变导致中东欧国家的转变。亨廷顿写这本书是1991年，这个过程仍在进行当中。

中国1980年后期的民主运动，是受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影响而兴起的，始于1986年的学生运动。1986年学运始于合肥，蔓延到北京等多个城市。与学运呼应的是知识界的请愿公开信联署活动。1986年学运和知识界请愿活动，遭到中共首席皇帝邓小平的严厉打压。

邓小平借刀杀人，把学运和请愿用作权力斗争的快刀，与中共其余两位皇帝陈云和李先念密商决定，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罪状，罢免军机处首席领班大臣即总书记胡耀邦，清洗叶剑英-胡耀邦派系部分人马。前中共首席皇帝叶剑英1985年因病辞职，1986年病死，让邓小平没有了清洗叶-胡派部分人马的投鼠忌器。

胡耀邦1987年年初被迫辞职，邓小平还要追杀，布置邓派薄一波、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开会批斗胡耀邦。邓小平命令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在同年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提出口头议案，授予邓小平最后拍板权。此议案鼓掌通过，邓小平自我加冕为独夫皇帝。

胡耀邦1989年突然病死，悼念活动成为大学生和知识界反对个人独裁者邓小平的开端。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际因素之二，更加重要，是美国行政当局的不支持方针。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六四大屠杀，美国行政当局的对华方针都是扶持中共政权，作为遏制首要敌人苏联的一环。中共从1950年代后期与苏联翻脸而摆脱附庸国地位后，丝毫不怕本国大学生、知识界和其他民众，怕的只有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是大军压境的苏联，第二是美国。苏联不可能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而美国行政当局不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不以严厉制裁相威胁，中国民主运动的失败结局就注定了。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一，是邓小平1988年命令赵紫阳搞“价格闯关”，就是取消对计划经济内产品的价格限制，把计划经济内外的价格双轨制一举合并成计划经济外的价格自由浮动制，导致物价飞涨。到1989年，通胀最高飙升到23%。这威胁到普通民众的生存，引起恐慌和怨恨。大学生原来对经济不敏感，到了物价飞涨的时候，大学食堂的菜价飞涨，也引起恐慌和怨恨。面对人祸及政敌陈云及李先念的可能反扑，邓小平命令赵紫阳承担责任，出面在中央会议上检讨。赵紫阳虽然服从照办，但地位岌岌可危。李先念原以为华国锋之后的总理位子该轮到自己了，没想到邓小平推荐赵紫阳成功上位，因而对赵紫阳恨之入骨，此时对邓小平提出罢免赵紫阳。做替罪羊的危险后果，让赵紫阳从邓小平的忠心亲信变成有心无力的政敌。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二，是民众把物价飞涨归咎为高管家族倒卖计划经济内的物资购买批文。高管家族拿到官方批文，以计划经济外的高价卖出，大赚与计划经济内的低价之间的差价，这被称作“官倒”（高官家族倒卖）。高官子女充斥的新兴国有贸易公司，主要就是干这个的，被称作官倒公司，其中最大的就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开办的康华公司。邓小平次子邓质方从美国混了个博士回国，先开办上海康华技术公司，后与首钢书记兼总经理周冠五之子等在香港合办首长四方公司。89学运初起时，大学生根据传闻，反官倒首先指向康华公司和赵紫阳的两个儿子。赵紫阳等军机大臣决定调查民愤汹涌的康华公司等几大公司。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三，是中国民间组织（社会）很少很弱小，无法形成强大的反对力量。这是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一贯首要重视严防死守民间组织，冒头就打，扼杀其于萌芽状态。比较苏联东欧共产制度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波兰，有着多家工厂独立工会联合成立的团结工会。再比较正在进行中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至今唯一成功的突尼斯，有着历史悠久而且较大的总商会等民间组织。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四，是大学生和知识界缺乏对极权政权的认识和公共政治活动经验。中共及其极权政权只为自己汲取利益，希望它们做青天大老爷，良心发现，就是与虎谋皮。共军屠杀人民，从建军开始就一直在干。相信什么人民军队不会对人民开枪，那是被洗脑洗傻了。要在与组织化深入到基层而且武装到牙齿的极权政权的对抗上有所收获，必须抓住时间窗口，如个人独裁者病重或老糊涂了、小团体最高统治者内讧到了你死我活等，要获得部分军队的同情。标榜不关心中共内讧而只是潮起时坚持示威，不会获得极权政权的任何让步。极权政权空头承诺，事后还是要反攻倒算的。

中国1980年代后期民主运动兴亡的国内因素之五，是邓小平和赵紫阳实力悬殊。叶剑英病退后，无人能够制衡邓小平。邓小平是华国锋之后的毛派老大，在共军中有个山头而且像毛泽东一样横行霸道。陈云是叶剑英之后的周恩来派老大，但是没有叶剑英的军中势力，只能眼看着邓小平加冕为独夫皇帝。赵紫阳只是邓小平的马仔，也没有军中势力。他想利用八九民运逼邓小平交班，至少避免被邓小平当作替罪羊而罢免，但是大学生和市民的血肉之躯怎么挡得住坦克呢？

八九民运是悲惨的鸡蛋撞高墙，给世界留下鲜血淋漓的教益。逝者已矣，生者当谨受教益。

（20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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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 从“谁又丢失了中国”说起

（1）

今年有不少美国学者专家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谁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例如附注1、2）。这个问题在1950年代讨论过，因此现在是再度丢失中国，问题变成了“谁又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 again?)。

这个说法让有些望题生义的中国人不满，理由是美国从来没有拥有过中国，哪来的“丢失中国”？实际上美国人讨论的是丢失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这个说法还容易误解为只是追究一些人责任。1950年代的讨论，相当大部分是追究一些亲共官员和专家的责任，而近期的讨论基本上是探究对华政策的失误。当然有些美国保守派民众借此声讨克林顿、欧巴马等自由派，可是小布什等保守派也难逃责任吧。

中国政府也曾遭遇外交大挫败。1930年代，国民政府“丢失”了日本。1940年代末，红朝政权“丢失”了西方，1950年代末“丢失”了苏联及其附庸国，1960年代初“丢失”了印度，1960年代中期“丢失”了多数东南亚国家，1970年代后期“丢失”了越南，2010年代前期再度“丢失”了日本，去年“丢失”了韩国，今年“丢失”了美国和澳大利亚。

发生外交大挫败后，中国政府和主流学者专家从不探究对外政策失误，而是责任都推给对方，永远是对方阴谋的受害者，永远要对方改邪归正、悬崖勒马、不要砸自己的脚，自己永远伟光正，永远吹嘘要打败对方，永远丧事当喜事办。这让人想起有的幼儿撞到桌子或跌倒在地，父母会哄孩子说，是桌子或地板不好，还会拍打桌子或地板。这样宠溺的孩子长大后，就会有挫败都怪环境，拉不出屎也要怪马桶没吸力。大多中国政府中人和主流学者专家等中国人，就是这种中国巨婴。

（2018年8月12日）

（2）

 “谁又丢失了中国”的反思对象时间段，始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此前当然没有什么美国与红朝的友好关系。1972年至今的46年，依据国际局势以及美国和红朝对于双方关系的方针，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

（a）1972年尼克松访华-1991年苏联解体

在此阶段之前的1969年，毛泽东为了凝聚国内乱局后的忠诚而重新设置国外头号敌人，发动对苏边境战争，险些遭到苏联的核打击。

美国为了借苏中压北越与美谈判结束美国民众严重反对的越战，也是本着对头号敌人苏联遏制战略包含的分化苏联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方针，见缝插针地对红朝示好，红朝乐滋滋地从反美掉头为媚美。

（b）1991年苏联解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对红朝绥靖的战略理由，但是拥抱熊猫派的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护和最大化自身利益，却大幅增加对红朝的优惠，而红朝也乐滋滋地更加媚美。

（c）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今年美国对中兴禁运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让红朝误信美国和西方的失败主义思潮而错判美国步入衰败的下坡路，狂妄地自以为将接替美国的世界独大地位，从媚美转向对美挑衅，相应地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加强控制，向着毛泽东全面极权制度（共产制度）倒退。

美国进行反击，开始“重返亚洲”，遏制红朝。

（d）今年美国对中兴禁运-

美国对中兴禁运，立马让中兴这个通讯设备销售额世界老四和中国老二濒临断粮而停产，让红朝和中国民众看到美国的压倒性实力，独大梦碎，只好服软。

美国继续此前开始的对华贸易制裁等遏制措施，并针对红朝的反制裁而加码制裁。

（2018-9-14）

（3）

1972-1991年的美国对红朝政策，是介入为主，遏制为辅，或者说是绥靖政策。这有很强的理由，就是分化红朝与美国首要敌人苏联，即便发生了六四大屠杀。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对红朝的绥靖政策已无战略理由，理应改采遏制政策，但是遏制却越来越弱，而介入越来越强。这有几个原因：（a）苏联和东欧共产制度（全面极权制度）覆灭，让美国和西方认为共产制度已经彻底失败，而剩下的共产国家朝鲜和古巴以及半共产国家（政治极权国家，或国族社会主义国家，即纳粹或法西斯国家）中国、越南和老挝都不会再发展出像苏联那样强大而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共产国家；（b）虽然中国是实力最强的半共产国家，但是中美实力对比如同蚂蚁和大象，不能引起美国的警惕；（c）中共的经济政策已经从共产制度的基本上政府控制放松为以政府控制为主和以自由市场为辅，并宣称要增加市场经济的比重，让美国和西方误以为中共要放松为以自由市场为主；（d）对华利益集团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e）期望中国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现代化（或民主化、自由和法治化）。最后两点需要展开说说。

美国的对华利益集团首先是商业利益集团，包含对华投资获利者和对华出口、进口获利者等。富商可以变身为政客（成功者成为民选官员或政治任命的政务官）。例如美国最大投行高盛的两个共同主席和共同高级合伙人之一的罗伯特.鲁宾，1993年1月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政策助理，主管克林顿设立的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1995年1月担任财长，直到1999年。在此期间，鲁宾代表美国对华商业利益集团，大力推动对华介入政策，推动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此后鲁宾长期担任花旗银行董事并控制了该行最高层，让花旗银行参与收割了对华红利。

其次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政客。民选官员和政务官需要政绩。对于弱小的中国，费劲地减少介入而加强遏制，吃力不讨好，而且看似没有必要，反而是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可以获得商业和外交上的政绩。亲华的前驻华大使洛德和芮晓俭等至今还在反对川普政府对华贸易制裁等加强遏制的政策。对华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的政策，获得了中共或明或暗的积极配合，暗中配合的例子如中共总参情报部长姬胜德给间谍（美国华裔商人龚某）30万美元，命令他捐献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再如亲华的最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最近被FBI查到，以前的一个司机是中国间谍。

第三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高级官僚（事务官，包括职业外交官和军官）。高级官僚也需要业绩，和政客一样愿意对华扩大介入而减少遏制。中共前些年得意的宣称，对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理由之一是中共与美国行政当局建立了六十多个联络管道。

第四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对华政策研究者。对华政策研究者发表对中共有利的研究成果，会得到中共的奖赏，例如拥抱熊猫派老大戴维.兰普顿教授担任主任的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获得中共通过白手套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投入的大量资助。反之将受到惩罚，例如林培瑞教授和黎安友教授数十年不能访华进行调查和交流。拥抱熊猫派老二沈大伟教授曾经备受中共中央党校推崇，但在批评中共2009年以来倒退而前景危殆后，就面临中共的惩罚。对华政策研究者中，部分也是政客，曾经担任政务官或有潜力担任政务官。

第五号的美国对华利益集团是媒体。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同样是有利于中共的，会得到中共的奖赏，反之则受到中共的惩罚。这导致不少美国媒体自我审查，例如彭博社的一大赚钱生意是销售国际即时经济数据。要在中国销售，就不敢得罪中共而封杀关于贾庆林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美国的媒体，也是生意。例如彭博社是彭博信息技术公司旗下的。彭博社和彭博公司的创始人和控制人布伦博格（彭博的另一个译名）不但是富商，还是政客，曾多年担任纽约市长。曾经加入民主党，后改投共和党，最近又打算竞选总统而再加入民主党。

（2018-10-16）

（4）

关于前现代地区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或自由化、法治化、自由和法治化、民主化）的关系，有政治学者1949年提出一种概括，叫作“现代化理论”。首先，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下，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有相关性。这被称作“内生民主化”。其次，在人均GDP6000美元以上，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没有相关性，政治现代化需要外部作用。这被叫做“外生民主化”。此后有政治学者否定“内生民主化”，而近年来又有学者加以肯定。

内生民主化理论影响很大，从美国政客的一些言论中也可以看到其影响：“里根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1999年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民主俱乐部，他预计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7000美元，结果中国2013年就达到了人均GDP目标。”（附注2）

中国成为内生民主化理论的反例，值得探究的问题很多，下面简单谈谈两个：（1）极权制度的垮台不能概括进内生民主化理论；（2）内生民主化理论中的人均GDP提高，试图量化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但人均GDP提高与中产阶级扩大的相关性受到外地居民收入、税负和贫富差距的强烈影响。

至今为止，极权制度垮台有三拨。

第一拨是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是被盟军打垮的。

第二拨是中国附庸国柬埔寨共产政权，是被越南打垮的。

第二拨是东欧和苏联共产制度。东欧共产国家中，大多是苏联附庸国，只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从苏联附庸国变为独立共产政权。东欧和苏联共产制度垮台浪潮，始于苏联在美国和西方遏制下被压垮，无力控制其同样受到美国和西方遏制的东欧附庸国，各附庸国共产政权垮台。冲击波所及，美国和西方遏制和介入兼施的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共产政权也垮台，苏联共产政权也垮台。

至今为止的极权制度垮台，都是外部作用造成的，没有什么“内生民主化”。

威权地区的现代化，包含了经济、民间组织（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和政治等很多方面的同步发展。这是“内生全面现代化”。

极权制度是控制狂制度，政权通过从上往下细致入微的政党等官方组织控制经济、民间组织、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方面，不容许这些方面独立自由地发展，因此就不会有“内生全面现代化”。

现在残存的极权地区，有中国、越南、老挝这三个半共产（国族社会主义、纳粹或法西斯）国家，还有朝鲜、古巴这两个共产国家，都没有什么“内生全面现代化”的迹象，不必再幻想会有了。

内生民主化理论中的人均GDP提高，试图量化的是中产阶级的扩大，因为从现代化国家的历程来看，只有中产阶级扩大到占人口多数，才有力量迫使威权统治者放松控制。

人均GDP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却可能相差很大。影响的因素首先是外资收入，其次是税负，再次是是贫富差距。

GDP即地区生产总值，包含了外地居民投资和劳务等收入。外地居民收入较高，则本地居民收入就相应较低。本地居民也有对外收入。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比人均GDP更好的指标是人均GNP（居民生产总值）。

人均GNP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还有可能相差很大，因为税负不同。因此，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比人均GNP更好的指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不多的两个地区，中产阶级数量还有可能相差很大，因为贫富差距不同。因此，就量化中产阶级扩大来说，还需要考虑基尼系数。

（2018-12-02）

（5）

美国应对苏联覆灭后的最强极权国家——中国，依据的历史经验教训不应该是应对威权国家的，而应该是应对最强的或主要的极权国家的。

上面提到过，垮台的极权政权，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a）垮台直接原因；（b）是不是最大的或主要的极权国家；（c）是不是独立的极权国家；（d）受到西方强国的绥靖还是遏制。

极权政权垮台的直接原因有三种：（a）被打垮，事例是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柬埔寨共产党政权；（b）半独立的附庸国政权失去宗主国的支撑而脆断，事例是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的共产党政权；（c）不堪重负而脆断，事例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苏联的共产党政权。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是当时最强的或主要的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苏联，较弱的有共产柬埔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独立的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苏联、共产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半独立的有共产柬埔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受到西方强国绥靖的有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共产柬埔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受到遏制的有苏联、东德、共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蒙古。

垮台的极权国家中当时最强的或主要的，受到西方强国绥靖的有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西方强国的忍让和商业贪婪，导致国民的大量死亡、伤残和苦难，也导致这两个极权国家国民的大量死亡、伤残和苦难。受到西方强国遏制的是苏联，其垮台没有导致欧洲二战的大量死亡、伤残和那么大的民众苦难。

上面的分析引出的答案是清楚的，依据历史经验教训，美国应对苏联覆灭后的最强极权国家——中国，不应该绥靖，而应该遏制。从1992年苏联垮台至今，美国应对中国的绥靖战略是错误的，养虎贻患，养出了像纳粹德国的红色中国。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改采遏制战略，迫在眉睫。不应该再幻想逼迫中共回到对内扩大自由市场经济成分和对外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路线，那不会导致中国内生全面现代化，只会养出更大的怪兽。

美国要对中国改采遏制战略，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但继续绥靖战略，将会有损失大得多的国民死亡、伤残和苦难。

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损失，首先由于必须与中国经济脱钩。美国还必须让盟国与中国经济脱钩。

美国遏制中国的经济损失，其次由于必须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威慑中国，并且加重中国的经济负担。美国还必须让盟国参加与中国的军备竞赛。

美国还必须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围堵中国。围堵中国，一大重点是明确中国是最强的极权国家，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不能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搞不清谁是头号敌人。

俄罗斯普京政权没有党组织等官方组织从上到下全面控制国家的几乎所有方面，不是极权政权，没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俄罗斯经济已经衰败到二三流的能源出口为主，并且还在继续衰败。俄罗斯的年军费开支只是百亿美元级，而美国是七千多亿美元，中国也有一两千亿美元。俄罗斯唯一让美国感到威胁的是核弹头上千，而让欧陆感到威胁的是其对外动武。后者有之前美国政府软弱应对的原因。要遏制围堵中国，就必须威逼利诱俄罗斯疏远中国。

遏制围堵中国，并不只是遏制围堵中共政权，而是遏制围堵整个中国。只针对中共政权而不针对中国人民，是做不到的。德国纳粹垮台后，还有八成以上的德国人亲纳粹，之前就更多了。纳粹德国的罪人，并非只是纳粹，而是亲纳粹的大多数德国人。中国现在的沙文主义拳匪，不是少数人，应该受到遏制围堵。

（2018-12-18）

附注

1. ROBERT D.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

2. WSJ| 世界推开中国大门时，美国人怎么想？

http://global.sina.cn/szzx/article/20180806/036af23c98051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