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会有广场协议的失败(zt)

如果问一个人，把时间退回20年会去干什么？肯定绝大多数人会说去买房。

买房、买房、还是买房

笔者认识一位小老板，从多少年前开始，攒了一分钱也用来买地，买了地盖房。理由就是，看了日本经济的路程，日本在40年前搞的就是房地产，中国和日本差了40年，所以应该去搞房地产。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能前瞻的人。

如果问中国、美国和日本：把时间退回去40年会不会重选一条道路？

中国肯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会，中国在这40年中走了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当然中间可能有过小曲折和小弯路，再重走一遍可能会更快些，效率更高些，但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有任何变化。

而美国日本就不会这样回答了，他们会痛心疾首地告诉你，他们错了，他们错得很厉害，再让他们重来一遍他们绝不会这么干。

他们的错和广场协议密切相关。

笔者在上一篇中说看起来很顺利，广场协议所规定的“主要非美元通货升值10%到12%”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有不少朋友在问为什么有这么个目标，日本和其他盟国为什么会甘愿作出汇率上的牺牲？

详细的理由和数据在《大泡沫》中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这里不再重复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赤字”这个消息在当时对于盟国来说是和核大战都差不多的吓人消息。

现在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基本上不会担心自己的死活，没有人会去攻击他们，即便日本也没有多少人认真地相信“中国的武力威胁论”，欧洲就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武力威胁。原来的敌人苏联退化而成的俄罗斯联邦，现在只是有时给美国找点小恶心的小青皮小纰漏而已，现在这个世界很安全。

苏联曾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噩梦

但当时不是那样，当时可没有人预料到了苏维埃帝国会在仅仅6年后就轰然倒地，要不然才没人会管老大的那些破事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一样的。

但当时不一样，不能眼看着老大靠吃伟哥来强身，“金融”能挣钱，但不能强国。反过来像日本或者西德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却是用来挣钱的，强不了身。因为日本已经放弃了战争，名义上连军队也没有，西德也是坚持了和平主义，一直到现在和美国在军事预算的规模上和美国还是经常冲突，所以只有美国的制造业才能保证盟国的安全，为了美国的制造业能重振雄风，盟国做出一点牺牲是应该的，再说和苏维埃帝国的大军打过来相比，给美国让点利还是便宜的。

这就是广场协议的出发点和目标。

但是正确的出发点并不能保证目标能够达成。

政治家或者高级官僚或许能从国家利益层面上来理解事物，但影响其他人举动的就只有现实经济利益了。通俗地说，非美元通货升值10%几乎也就几乎是“向美国出让10%的既得市场”的同位语，也就是说自己要损失10%的利益。

对于西德人来说损失不到10%，出口经济在西德的经济比重中虽然占很大规模，但对美直接贸易的比例只有10%，不依赖于美国市场。西德的最大的贸易对手是EC（European Community，欧洲共同体，现在欧盟的前身），在欧盟各国中，西德最大贸易对手是法国，而在广场协议中法郎也升值，西德的位置没有变化，这就是西德受广场协议影响不大的原因。

日本不一样，当时日本的对美直接贸易占到了全部对外贸易的37%，那时还没有“中国市场”这个概念，日本在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也都用美元结算，日币升值，日本的收入真的减少。

大概有人不能理解“货币升值会带来收入减少”这个命题，打个简单的比方：日元从过去20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100日元就能兑换1美元，那么过去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了1万美元能拿回来200万日元，现在就只能拿回来100万日元了。日本人是在日本过日子，花的是日元，美元收入虽然没有变化，但用日语计算的话收入就减少了一半。

如果当时的日本人能够看到将来的话就肯定会忍受收入的减少，但要知道日本人在战后的收入一直是一年更比一年高的，连稍微不太高都无法忍受，怎么能忍受汇率升值带来的收入降低呢？

于是在日本的制造业中就开始了一个以技术革新挖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浪潮，

当年卡特彼勒公司董事长李·摩根在游说国会制裁日本的时候说：“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降低15%—20%的造价”，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提高一，二成劳动生产率似乎没什么困难，日本人很善于干这个，本身丰田公司对于“工作”的定义就是“改善”，所谓“再绞一把干毛巾”式的改善，一般的日本制造业企业每年都能降低5%左右的成本。即使在1986年日本国内对日元升值的的悲鸣甚嚣尘上的时候，日本的大中型企业中也没有赤字的，到了1987年，大多数日本的大中企业都创造了盈利的历史最高纪录。日元升值并没有对日本的大中企业造成什么大不了的困境。

美国人对这种情况无法理解，直到现在美国人也不肯承认障碍美国制造业发展的就只是其发达的金融产业。制造业需要金融业来筹集资金，但发达的金融业一定是制造业的敌人，金融业一发达，制造业就肯定歇菜，过去的英国是这样，现在的美国也是这样。

将来谁要集中精力搞金融，也还会是那样。

理由很简单，如果能有更简单的方法挣钱，谁也不会使用更复杂的，而制造业真是挺烦的。

于是广场协议的效果根本就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的话就再加把劲，于是就开始了一个日元不断升值的过程，从广场协议开始时的238.7升值到了1995年4月19日的79.75。

这种升值幅度已经不是挖潜和技术革新能够消化了的，于是日本企业就采取了向地租、劳动力价格和税收更为低廉的国外转移生产基地的方法。

这次转移的规模比以往都大，日本在传统上习惯产业转移去的韩国、台湾和东盟国家已经无法容纳了。而且这次日本企业需要转移的那部分产能的内容不同。以往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那部分对于员工技能的依赖性很小，是些自动化程度较高或者作业内容简单的作业，零件本身的生产还是在日本本土进行，而这次的转移不仅仅是因为盈利，而是企业本身能否继续生存，转移的产能开始包括了产品零件，甚至一些很重要的产品零件。

能够容纳这些急于转移产能的日本企业的就只有中国。

中国在地理上容纳这些生产基地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当时的中国虽然还很穷很落后，但有一个很成功的教育体系，当时的中国已经普及了初中等教育，不要说文盲，就是完全不知道“三角函数”、“分子式”等概念的年轻人也已经是不多见的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看到的世界使得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加急切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中国人的劳动意欲几乎无与伦比。

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或者说“有经验的人”来满足这一次的产业大转移。比如机械加工就需要车床工、刨床工和钳工，而培养合格的车工、刨工和钳工十分困难，起码要3年以上的时间，而要独当一面，没有10—15年以上的磨练则根本就不可能。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制造业基本上集中在一些沿海地区，人力资源并不是十分富裕。只能指望那些从内地的大山里走出来的农民，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那个特殊阶层。但那些人在从家乡出发准备去沿海城市之前，不少人甚至连火车都没见过，更不要说各种机械设备了，他们怎么承担那些从海外转移到中国的产业呢？

这时可以说一句经常说的话“天佑中华”。

IBM公司在8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PC的开放性系统结构把计算机从大学或者研究机关的实验室里解放到了一般的办公室，英特尔公司又弄出了个mother board（主板）的开放性结构概念出来，并把主板的生产放到了台湾，泡沫化了计算机技术。

微软在1995年推出的“Windows 95”操作系统，更是使得无论什么人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学会最基本的计算机操作。

这次的IT革命和计算机泡沫化使得一切都变了。

和廉价、便利的计算机一起到来的是空前的CAD/CAM软件的盗版浪潮，像CATIA，ProE，UG这些本来动辄几十万美元的软件，在中国只要花十元人民币就能买到盗版盘，甚至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这就使得原来只有大企业才能拥有的数控装置成为了普及的东西。

使用数控机械进行加工对操作工人的技能要求不太高，只需会按按钮就行了，现在一个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连点灯都没有见过的乡下孩子，有个把月的时间，就能操作了，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在一个月之内肯定能掌握CAD/CAM软件最基本的应用方法。

而且为了能够成功转移技术，丰田等日本顶级公司逼迫他们的配套企业在他们的帮助下数值化总结生产经验以便移植，日本的中小企业恨得咬牙切齿。但日本的大企业完全无视本国中小企业的利益，因为在海外生产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大利益。

中国的制造业就是这样起来的，而日本，以及台湾和韩国的产业空洞化，也是这样开始的。

连续升值的日元不仅把制造业赶出了日本，同时也激发了日本国内的资产泡沫。泡沫经济是大家已经很熟悉的题目，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唠叨了。

笔者经常浮现一个疑问：如果30年前的日本人知道30年后是怎么回事，他们还会不会那么卖力地挖潜革新补缺口争取利润呢？

要知道如果日本人那时就认点怂的话，今天就要好过多了。

当然这种假设毫无意义，即便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漏子也会在别的地方漏子，要知道“广场协议”是一次政府干预，而市场经济并不一定会听从政府干预，无论设计如何良好的政府干预都会在市场经济面前吃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