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毛承认借回马杀西路军

西路军的毁灭的大致原因有三：

第一：马家军为防止中央军插手河西事务，丧失自己的地盘，倾巢出动骑五师，新二军全部兵力八个旅，若干直属部队计25000人，战马13000匹；动员省属各县民团85000人，战马47000匹。军力是西路军的六倍，又以来去如风，攻势迅猛的骑兵为主，在攻守之势上造成了西路军致命的威胁。

第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采取坚决果断的自救措施，甚至必要时「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孤军在外开始，就抱定打通新疆国际路线的宗旨，以取得新式装备，武装自己再回头补过的决心临机制敌，也能摆脱覆没的命运。但是陈昌浩跟随张国焘犯了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唯中央电令是听，丝毫不顾及西路军实际，他的最後决定权断送了这支部队。总指挥徐向前虽然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他性格中有懦弱，拘谨的一面（否则，自己在前方指挥打仗，老婆程训宣被当作反革命在後方被肃反，他也该老虎发威了），遇到反对，便不能坚持，其命运也就和皖南的叶挺一样，即不能自救，也不能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血创建的部队军旗坠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央军委今天要西路军打通新疆国际路线（1936年11月10日，11月13日，12月18日、12月27日电报），明天要西路军在永昌、凉州、甘州、民勤建立根据地（1936年11月8日，11月19日，1937年1月5日，7日、8日电报），後天又要部队东移策应河东（1936年11月24日，12月14日，12月24日、1937年1月16日电报），这种以牺牲一支主力部队为结果，使其疲于奔命，首鼠两端，进不得，退不成，在敌军重围中越陷越深的自相矛盾的电令，才是西路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难道一个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统帅部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强要一支孤军在外的疲惫之师，完成自身实则无法完成的战略战役任务，进而把它送上了毁灭的境地？探讨这一点实际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想到祁连雪峰，河西黄土那被掩埋的万名（无名）忠魂，为了告慰他们，我们还是努力揭示历史的真相吧！

西路军实际是政治的牺牲品，尽管它担负了一定的军事任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四马军力（原为五马，但此时马仲英已被苏联扣在土库曼斯坦里海岸边，一年之後便遭处决——徐注），保证了河东我军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但它的败亡，并不因为是军事。它实际是张国焘分分裂主义路线的最後殉葬品。三过草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宁回师时还有三万五千余人，军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全部还要多。尽管张国焘取消了伪中央，有限度地承认了错误，但他仍然是最有实力的部队的实际执掌者。稍有机会，松潘战役前的故技将会仍由他上演，中央和毛泽东本人不能不对此有所警惕。

以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可以掩护侧翼，牵制中央军西方和回马的军力，保证中央红军的安全，又可以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即令西路军败北，也大大削弱了张国焘的实力，并借此可清算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罪行，使由独立山头发展起来的各支红军部队皆听命于中央，防止尾大不掉的现象再次发生。这就是那些自相矛盾的电令的由来。

这样做是残酷的，但也是必要的。例如，当毛泽东率领一、三军团脱离张国焘急速北进时，三十军（原属红四方面军。李先念为政委——徐注）作为草地行军右路军（毛泽东为主帅——徐注）的主力部队，却不听命于中央，仍回红四方面军建制，足见张国焘对部队的控制有力。至于五军（原属红一方面军——徐注），大概不谙政治的董振堂在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卓木碉会议上，不合时宜地对五军团长征以来的处境发了些牢骚，为张国焘所利用，由此招致了被划归西路军殉葬的命运。事件後，延安批判张国焘时，红军大学四方面军旧将闹事事件至少也可以反证这一点。

政治是无情的，有悖常理的，我们不想承认这一点，但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的真实。

如今本人已从档案文献中找到了毛泽东有意消灭红西路军的确凿证据，说明王若望文和上面引文的质疑完全成立。毛泽东亲口对米高扬承认：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六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三万多人。那时才知道，张国焘是王明的好友，当在莫斯科要求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避而不答。

摘自<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纪要（1949 年2月3日）>，《苏联解密档案选·毛泽东著作》（诸夏怀斯社制作的电子版书，2017） 89页。电子版书则为摘自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1945-1991）》（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第一卷409页。「被毛消灭」实际上是「被毛借用回马之力消灭」。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俄罗斯陆续解密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众多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对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言论和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从那时起，也翻译、编纂、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有关毛泽东的档案资料却和其它各种档案混编在一起，查找、阅读都十分困难。本书就是把散见于各类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汇编」、「丛书」、「数据」」等图书刊物中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及相关材料，单独编辑成册的初步尝试„„注：凡引自《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的档案数据，篇末出处所标页码均为其在该书中的起始页。

毛氏声称红四方面军当时拥兵六万多人，被他消灭了三万多人，这与官修党史一向所说数字「八万多人」、「两万多人」不符。本人估计，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之前，兵员已从八万多人降为六万多人，伤亡、逃亡了二万人——李德曾揭中央苏区红军逃亡比率为25～30%；西路军仅有二万多人，被消灭于甘肃河西走廊；另外数千人，作者认为是指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部，高敬亭乃是张国焘心腹。

据一红四方面军後人对我亲口披露：西路军西渡黄河前，中共中央已和回马达成协议：红军只是借道入疆，不作驻留；回马爽快答应，但做防范。不料红军进入甘肃之後，中共中央又令他们就地开辟苏区。占我地盘，回马当然不肯就范，你既违约我也违约。

机关原来藏在这里！

本人认为，刘志丹、贾拓夫、习仲勋应是中央联络回马中介，所以後有刘志丹之死，贾拓夫之囚，习仲勋之贬——害怕他们得势之後泄露天机。处理高岗原是序曲。光是一部《刘志丹传》闹不出这么大动静来。天可怜见，习近平总书记可能一直都不知道父亲被贬真实原因。

陈昌浩、徐向前当时应当果断决定改道北上，经宁夏西边入外蒙，当时宁夏辖区毗连外蒙，不似如今断开。只要他们做出行将北上入蒙声明进而姿态，接到信後，回马就会停战观看。

本人在此补充三点：

其一，何长工长征初期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遵义会议後任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委，曾与军团长罗炳辉率部在侧翼单独行动，担负掩护和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红九军团曾受到张国焘拉拢，这是後来何长工不再被毛泽东重用的重要原因。罗炳辉则早逝于1946年。

其二，1990年代初期，本人曾在北京面访红西路军孑遗方子翼少将，此时他方由我口中得知李特（曾任红四全军参谋长）、黄超（曾任红四政治部主任）早被邓发秘密处决于乌鲁木齐。将军喃喃：「我们有多少好兄弟被害死了啊！」由此判断，除了李黄之外，一定还有不少死硬忠于张陈二氏的红四官兵在陕甘、新疆被秘密处决。

其三，据一位曾作河西走廊游的前某大都会图书馆馆长说，所到之处的西路军纪念馆讲解员，均知西路军覆灭原因在于毛氏借刀杀人，而且无不义愤填膺。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上述「毛氏自供」。

2015年、2017年，上述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诸夏怀斯社业已分别出版了载有此一毛氏自供的档案文献集。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大陆学者至今仍未有人注意到这则石破天惊史料，致令本人捷足先登。类似悬案如今到了应可一一解开之时。以往全部官修党史应被视为半成品，甚或仅为数据库。本文对于毛朱周张这类同室操戈之举尚不想做道德评判。

末了作者想问：毛泽东曾借回马之力灭红四（全功）、曾借反党小说之名哑陕红（实现），周恩来曾借车祸之名杀高清（未遂），事实俱在，那么，周恩来为何要让黄作梅「替死」（黄作梅，MBE（Raymond Wong Chok-mui，1916年2月13日－1955年4月11日），笔名黄傲霜、黄中流等，原籍福建世居广州人，1937年开始参与左派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2月，黄作梅被任命为中共领导下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国际小组负责人，负责配合英军服务团的活动，并营救在香港的盟军人员。由于其配合英军作战有功，1947年获得英国颁发的MBE勋章。1947年2月，黄作梅受命前往伦敦，以新华通讯社记者身份创建新华社伦敦分社。1949年，黄作梅调回香港，同年10月接替乔冠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55年4月11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的途中，搭乘的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中华民国情报机构安装炸弹炸毁，黄作梅身亡。（中共外交部解密文件显示，4月9日中共已通知了台湾特务要在飞机上放炸弹的情报。））？

香港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