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毛泽东老人家

我的地平线

毛泽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神，但经久不息的毛泽东崇拜或者叫毛热又把这个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灾难的人描绘成了一个特殊的人，一个可敬的人，一个诗人，一个敢于向大风大浪搏击的弄潮儿，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一个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人。他那身打过补丁的内衣和破拖鞋还被拿出来展览。这是官方和新老左派版本的毛泽东。但历史上还有另一个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嗜烟如命，他抽的烟是由一个卷烟厂专门制造的。这个毛泽东喜欢喝茶，他的茶具和其他餐具也是有一家湖南瓷器厂特意烧制的。（烟就是北京卷烟厂监制的。茶是北京大红门茶厂监制的。毛喝龙井。刘少奇喝一种熏制的毛尖茶。）

这个毛泽东不喜欢牙膏，他用惯了牙粉，于是在中国所有的牙粉厂都被牙膏厂淘汰後，专门有一家保留下来为他一个人生产牙粉。

这个毛泽东只吃活鱼，甚至在他到苏联访问时都要由专人保证他能吃上活鱼。

这个毛泽东从五十年代起就服用壮阳药，于是在他1957年去苏联访问时，有关方面事先派人专程运送了几大箱中药，和一个特制的熬药用的沙锅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当毛泽东起程时，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为他熬药。（此说严重不确！毛从不信中医。可见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

这个毛泽东怕麻烦，从来不洗澡，他的卫士每天要为他用热毛巾擦身。

这个毛泽东严重失眠，他的卫士在他上床後要为他按摩并轻轻捶身，直到他入睡。

这个毛泽东烦恼时要靠别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于是他那个卫士长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和清朝末年那个给老佛爷慈禧太後梳头的亲信太监差不多，巧的是两个人都姓李。

这个毛泽东讨厌自己穿衣脱鞋，于是这一切都有卫兵或者护士代劳。

这个毛泽东痛恨繁文琐节和日常礼仪，一切都要随心所欲。他的作息时间和普通人不一样，虽然他被歌颂为红太阳，实际上这个太阳遵循的是月亮的升与落，于是他身边的人也必须适应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

这个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从来不事先和客人商定时间，而是看他什么时候突然睡醒，什么时候有兴致，在他的晚年则是要看什么时候不痴不呆。很多外宾是在吃饭吃到一半或者正在睡觉的时候突然被通知：我们的主席现在就要见你。他常常穿着睡衣坐在床上接见下属，有一次还穿着睡衣出席一个追悼会。他有时衣冠不整地会见外宾，还曾经穿着游泳裤在水池边和赫鲁晓夫会谈，硬要不会游泳的客人下水。他五十年代辞去国家主席时，原因之一就是不愿意按照双方商定好的时间穿戴整齐接见新的外国使节。

这个毛泽东害怕坐飞机，于是常常坐火车出巡。为了不给想像中的敌人谋害他的机会，他行踪不定，常常是上午通知，下午就动身。他的专列一动，沿途所有的客车货车都要让路，常常是整个一条线上的火车时刻表以他专列的行止为准。当他的专列停下来让他睡觉时，周围不能有声音。火车停开，飞机停飞，汽车很远就得停下来。当他醒来後，说走就得走，从来不管别人在干什么要干什么。

这个毛泽东喜欢游泳，当他要在长江下水时，不但他的卫士长要亲自下水，而且从公安部长到湖北省委书记都要陪游，他们不但事先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调查沿途风土人情，游泳时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当这个毛泽东在海里游泳时，他最喜欢在卫士们的环绕下向浪头挑战，显示他的大无畏。

这个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就迷上了跳舞，于是不但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都有他的舞厅，而且他所到过的各个省会直辖市和度假胜地都要为他的慢四步作好准备。在这些舞厅里还有隐秘的小房间，供毛泽东和他的舞伴宵夜。

有这么一个毛泽东主宰中国二十八年，除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中国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老人家喜欢写旧体诗，但不赞成别人写。所以六七十年代，大陆报刊绝不敢发表旧体诗。大陆上写旧体诗的仅他一人加上几个诗人奉和。正因这种社会背景才会产生“陈明远伪造毛主席诗词”冤案。 老人家喜欢跳舞，中南海舞会连连。但老人家主张一个人要脱离低级趣味。所以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没有舞会。

老人家喜欢看古书，尤其《资治通鉴》这一类讲封建政治权术的书，但文革一起，先“破四旧”後“批孔批儒”，全部古代典藉都成毒草。许多专家学者被抄家，藏书被毁掉。大陆上有丰富私人藏书的仅他老人家。

老人家喜欢旧京戏，但文革一起，全国禁演。全国人民只能看八个现代样版戏。上影厂秘密摄制旧戏曲片给老人家一人看。

老人家稿费在1960年达百万元，文革初林彪、江青商议将其稿酬标准提五倍。逝世时达七千万元，加利息则过亿，均见公开报刊，同时，为反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文革中取消了全国所有作者的稿酬。

老人家喜欢看外国及台港进口影片，如李小龙影片。但文革中是禁演西方国家影片的。老百姓看片局限在少数几个友好国家影片，当时民谚“朝鲜片又哭又笑；越南片飞机大炮；阿巴片莫名其妙；中国片新闻简报”，所以那时有个专业术语叫“内部片”──只许高干看不许百姓看的进口欧美影片。

老人家认为“穷革命富变修”，担心人民“修了”，所以媒体宣传“一厘钱精神”，老百姓确也极节俭，少数富户家有三大件，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多数百姓家中的“家电”只有手电筒。

但老人家是不怕“修”的特殊人物，财产为大陆首富，有大陆上独一无二的私人游泳池，以及各地行宫。还有特制烟、特制红烧肉、主席专用瓷器、空调，这个词当时民众不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等等。

全国宣传媒体对老人家的期望是“敬祝万寿无疆”，对林彪的期望降一档为“永远健康”，对工人的要求是“为了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对农民的要求是“先治坡，後治窝”。对军人的要求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对全体普通群众的要求是“单位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文革时全国推广“忆苦思甜”，所有的中国地主富农资本家都被宣传媒体描写成欺压贫民无恶不做的刘文彩──还要特别强调这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一个富农家庭。

文革中最高指示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颇煽情，我辈小民很是兴奋，却未推敲一下：老人家是“卑贱”还是“高贵”？当然不会是卑贱，有被全国恭颂“万寿无疆”的“卑贱者”吗？只可能是高贵者。于是，虽然钦定规律“高贵者最愚蠢”，但老人家例外，他是高贵者中唯一不愚蠢的。老人家是“聪明”还是“愚蠢”？当然不会是愚蠢，有打下江山的“愚蠢者”吗？只可能是聪明者。于是，虽然钦定规律“卑贱者最聪明”，但老人家例外，他是聪明者中唯一不卑贱的。从逻辑学上看，这两句判断会推演出如下结论：中国人如果聪明，他就要卑贱。如果愚蠢，他才能高贵。最聪明兼最高贵，全国唯有一人也！（此句最高指示有如公元前6世纪，克里特岛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的名言：“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如果此话为真，则埃庇米尼得斯也是克里特人，则他所说的此话为假；那就不是“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

可作类似分析的还有最高指示“知识份子是最没有知识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老人家是“知识份子”中的例外。老人家是“我们自已”中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