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玺：慈禧太后何以能够统治中国47年？

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直至1908年去世，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慈禧太后的统治时间，仅比清代的康熙帝（在位61年）、乾隆帝（在位60年），西汉的武帝（在位54年）略短，与明代的万历帝（在位47年）同。牝鸡司晨，不祥；女主当权，国危。这虽是一种政治偏见，但在封建社会中却又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那么，慈禧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为什么能把持清廷最高权力，统治中国长达47年之久呢？据笔者目力学识所及，尚未见专文或专著探讨论述。

在谈及慈禧太后之时，人们一般皆认为其人不但权力欲望极强，非常善于玩弄政治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喜怒无常，使人莫辨其内心真实想法，能够很好地运用封建君主的“权”、“术”、“势”，是一位老练的封建统治者，而且为人阴狠，手段毒辣。例如，台湾的庄练先生说：“至于慈禧，则天生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其政治手腕之高明，在当时更几乎没有敌手。”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其人“心狠手辣，合乎‘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之原则”。蔡东藩先生曾说：慈禧太后竟能“玩一亲王于股掌中，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能使王公大臣以下敬畏有加，何其善于操纵也”。徐彻先生不但例举了慈禧太后在同治帝病重之际，“略施小计，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阅折批折这个权力”、“利用清流盛昱的奏折，削掉了奕䜣的一切权力，达到了独裁的目的。现在，她又反过来抑制并瓦解清流了”等具体事例，而且为慈禧太后作了一副对联概括说：“奇女子，热面孔，善结人缘，一手遮天，风风雨雨控驭中国多至半个世纪；妖妇人，冷手腕，暗藏杀机，三次垂帘，忽忽喇喇奴役臣民将近四亿人口。”就连慈禧太后的亲信重臣荣禄也说：“皇上性暴，内实忠厚；太后心很（狠）），令人不测。”凡此种种，概而括之，即是认为，慈禧太后能够把持清廷最高统治权力47年的重要原因，主要在于其个人的独特政治手腕。笔者认为，这仅是维持其统治的一个必要条件，并非重要的，更非根本的政治原因。慈禧太后统治中国47年之久的原因是多方面而复杂的，且互为影响的。归纳起来，大致有3个方面的原因。

1、皇统承继乏人的皇位危机

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首先是基于清帝皇统承继乏人的皇位危机这样一个客观原因。

清王朝自天命汗努尔哈赤至宣统小皇帝溥仪，共计12帝。这12位皇帝的子女之多寡，与大清王朝的兴盛衰败有着一定的密切关联。

天命大汗努尔哈赤，一生共有16子，8女；崇德帝皇太极，一生共有11子，14女；顺治帝福临，一生共有8子，6女；康熙帝玄烨，一生共有35子，20女；雍正帝胤禛，一生共有10子，4女；乾隆帝弘历，一生共有17子，10女；嘉庆帝颙琰，一生共有5子，9女；道光帝旻宁，一生共有9子，10女；咸丰帝奕詝，一生共有2子，1女；同治帝载淳，一生子女皆无；光绪帝载湉，一生子女皆无；宣统帝溥仪，一生子女皆无。

清朝各帝所生子女虽并没有全部成活，有一些刚出生即夭折而死，有一些则是幼年而亡，但总的说来，道光帝以前各帝所生的子女较多，这就使其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虽然也会随之带来诸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如康熙末年的诸子争储血杀）；而自咸丰帝始，除咸丰帝生有二子（一子未及命名即早殇）外，其余的同治帝、光绪帝皆无子女，这就使得清王朝在皇位继承人方面，几乎丧失了选择的余地或可能，出现了皇位继承人的危机。

清朝最後几位皇帝寿命之短促，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皇位继承人的危机。

天命大汗努尔哈赤，享年68岁；崇德帝皇太极，享年52岁；顺治帝福临，享年24岁；康熙帝玄烨，享年69岁；雍正帝胤禛，享年58岁；乾隆帝弘历，享年89岁；嘉庆帝颙琰，享年61岁；道光帝旻宁，享年69岁；咸丰帝奕詝，享年31岁；同治帝载淳，享年19岁；光绪帝载湉，享年38岁。道光帝以前的各帝，除顺治帝情况较为特殊，只活了24岁外，其他皇帝均活至五六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而自咸丰帝始，同治帝只活了19岁，咸丰帝、光绪帝虽寿命较长，但也不过才30余岁。

清帝的寿命如能绵永久长，其子继承皇位时一般皆已长大成人。如雍正帝继位时是44岁，乾隆帝继位时是24岁，嘉庆帝继位时是36岁，道光帝继位时是38岁，咸丰帝继位时也已是19周岁。这就至少可以在年龄方面保障新帝继位後马上即可独自处理政务，保证皇位与皇权的平稳顺利过渡。但是，如果皇帝的寿命过于短促，其皇位继承人的年龄就必然偏小。皇位继承人年龄较小，虽可被人美称为“冲龄践祚”，但毕竟是学业未成，不但没有任何基本知识的储备与积累，没有必要的政治经验，也不具备基本的思维和是非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小皇帝，或者必须借重于朝廷重臣，或者依赖于亲近太监，或者直接依靠自己的母後，出现一段时间皇位与皇权的分离错位，这就有可能导致权臣专擅、太监弄权或母後外戚专政，太阿倒持的朝局。无论出现那一种情况，都将或多或少地引起朝局与政局的多变与混乱，导致皇权的旁落。

“多子多福”，是对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的；“家国天下”，则是对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而言的。道光帝以後各个皇帝子女之不多不众，道光帝以後各位皇帝寿命之不永不寿，正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的一位著名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後无嗣继位时曾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数十年干政垂帘,与清末三位皇帝继位时年龄太小，特别是同治帝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清末的几位皇帝均是幼年继位，这就为慈禧出面垂帘听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借口。试想，如果其子同治帝不是5岁时继位，载湉不是4岁继位，慈禧太后怎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垂帘听政之举？更不可能有第三次垂帘听政之举。试想，如果其子同治帝于1873年亲政後不是很快病逝，而是生活到40岁、50岁、60岁，那时慈禧太后已分别是61岁、71岁、81岁的老人了，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慈禧太后提供第二次垂帘听政的历史机缘。

慈禧太后在咸丰帝生前，的确具有一定的权力欲，但後来在咸丰帝与肃顺等人的防范下，有所收敛。其所以要参预推倒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政变，既是其权力欲望使然，又的确具有如何确保将皇帝的权力紧紧把握在自己儿子手中的考虑；她和恭亲王联盟共同与肃顺等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既有利害利益的冲突，也有皇帝之母与皇叔联合与外姓争权的因素。因此，慈禧太后未必一开始即具有如同後来那样强烈的权力欲望。

同治帝死後，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年幼的载湉为帝，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是出于其个人的权力私心。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後，出面垂帘听政，对于最高权力的重要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其权力欲望确实是提高或膨胀了。其次是慈禧太后对于自己的政治能力过于自负、自信，对于皇族中溥字辈中其他人的政治能力和资质是不放心的，的确有一种大清朝舍我无人的自负。慈禧太后临死前曾说：“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人们有理由认定这一表白纯为言不由衷之语，但仔细揣摩当时清皇室几位近亲王的政治素质与能力，却也有几分道理。

2、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因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依靠其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

“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无势位，虽尧舜不能治万民”。慈禧太后与肃顺等人的斗争形势及结果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晚清重臣曾国藩与其亲密幕僚赵烈文议论清廷政局时即曾评价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也就是说，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两宫太后，并没有迥异于常人的政治见解或才能手段。咸丰帝死後，清廷内部实行的虽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似乎慈禧太后与肃顺等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权力是旗鼓相当，难分上下的，但实际上慈禧太后占据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在与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时，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冲龄践祚之际，清廷应“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目的是为了“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欺蒙之术”。董元醇显然认为，两宫太后才是皇权的真正代表，只有由其权理朝政，才能够防范臣下专擅朝政。

掌握清廷部分兵权的僧格林沁，也坚决维护慈禧太后的皇权代表者的政治地位，坚持在其奏折中必要书写“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的字样；兵部侍郎胜保更是明确提出:“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要想真正使人相信当时清廷的最高权力仍掌握在皇帝之手，必须由“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

在以後对恭亲王奕䜣的多次贬抑打击中，慈禧太后同样也是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

1865年3月底，慈禧太后突然袭击，下令罢革恭亲王奕䜣。

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朱谕，给恭亲王奕䜣开列的皆是“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每日召见，趾高气扬”等欺君藐上之罪，命令其“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罢革奕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要使其“明白国体不可僣越”的君臣之礼。据《慈禧外纪》记载，此时的恭亲王奕䜣自恃有功，在用人行政方面，有时并“不商之于太后„„皆由己意„„独断而行”，甚至居功自傲地说：“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这一记载虽未必完全可信，但却并非皆为无稽之谈，空穴来风。据《李鸿章年谱》记载，此前，慈禧太后曾愤愤地对恭亲王奕䜣说：“汝事事与我为难，我革你职。”当时，恭亲王奕䜣似乎并未完全把慈禧太后放在眼中，倔强而满不在乎地顶撞说：“臣是先皇第六子，你能革我职，不能革皇子。”

但是，皇太后的特殊政治身份与地位，君臣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道德，赋予了慈禧太后以随意革除或赏还恭亲王奕䜣爵职的绝对权威，使恭亲王奕䜣不得放下皇子亲王的架子，甘拜下风，彻底的臣服。

醇亲王奕譞无论是个人的才识能力，还是处事风格与魄力，都要逊于奕䜣，其人对于慈禧太后，更是唯命是从。当其子载湉被确立为帝时，他竟然“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其後更是惊惧不已，日夜忧思，“身战心摇，如痴如梦”，遂以“旧疾复发”为由，请求慈禧太后“曲赐矜全，开去其一切差事，“为天地容忍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

经过历朝历代长达二千余年的因革损易，“君为臣纲”等忠君思想，紧紧地束缚着人们，君臣关系变而成为一种绝对的服从依附关系。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韩非子说:“臣擅行令则主失制”，商鞅强调“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董仲舒也认为“屈民而伸君„„春秋之大义也”，後来则更发展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死节愚忠观念。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环视当时的大清帝国，除皇帝外，尚有何人能够和敢于稍与皇太后争高下、论尊卑呢？亲贵如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者，尚不能奈慈禧太后之如何，更何论其他王公大臣呢？

3、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

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是慈禧太后能够掌握清王朝最高权力数十年最为根本的原因。非若如此，即使慈禧太后具备再高明的政治手腕，也不可能在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位置上稳坐近半个世纪。

我们如果将慈禧太后与唐代的武则天做一个比较，就会对此有一个极为清楚的认识了。

唐高宗李治因患风疹之疾不能临朝理政，于是“政事皆决于天後”武则天。此时的武则天虽已“垂帘于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预闻之”，但尚不能为所欲为。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中宗李显继位，由宰相裴炎辅政。凡遇有军国大事不能决者，“兼取天後进止”，武则天仍掌握着唐王朝的最高权力。稍後，武则天又废掉中宗，改立小儿子李旦为睿宗。

自嗣圣元年至天授元年（684—690年），武则天出面临朝称制。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建国号大周。武则天废唐建周称帝以後，不但立武氏七庙，追尊自己上五代祖皆为皇帝，大力提拔重用武氏兄弟子侄，掌握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而且残杀唐皇李氏的皇子皇孙。这不但必将引起李氏家族的全力反抗，也必将引起众多唐王朝重臣、旧臣的强烈不满与反对。最後，终于在神龙元年（705年），由宰相张柬之和大将军李多祚发动兵变，迫使武则天退位，归政于中宗李显。

但是，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的数十年间，她对爱新觉罗家族与那拉氏家族的关系处理得远比武则天要稳妥得多。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亦多有异议。1860年8月咸丰帝死後，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姑且不论，即使是光绪帝亲政後，亦有一些亲帝官员对慈禧太后继续干政颇为不满。恭亲王奕䜣在任议政王之初，对于慈禧太后亦多有不满，甚至是不敬。但是，一个不容忍忽视和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朝野上下却没有任何人指责慈禧太后对于爱新觉罗家族不忠，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在两个问题上，处理把握得较为得当。

第一，未予那拉氏家族族人以显爵重任。辛酉政变後的1862年1月17日，慈禧太后的大弟照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同年的9月11日，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征、祖父景瑞、曾祖父吉郎阿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并未如武则天那样，立武氏七庙，追尊上五代祖）。以上的封爵，皆为清廷对于皇后或皇太后家族的恩封惯例，而非“违制”的特例。慈禧太后的二弟桂祥之所以在1888年11月24日被封为三等承恩公，是因其女儿被选为光绪帝的皇后，仍是循外戚封爵之惯例，与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旨，并无直接重要的关系（当然，桂祥之女能够被选立为皇后，慈禧太后无疑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照祥曾官至护军统领；桂祥曾历任乌里亚苏台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工部右侍郎、山海关副都统等。义和团运动时，官至清神机营管理大臣，品秩正三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桂祥仅能以扈从身份，坐于慈禧太后车外，伴随慈禧太后及光绪帝向太原、西安方向逃避。照祥、桂祥所任官职，虽亦为清廷的较高要缺，但并不掌握清王朝的实权重权。慈禧太后之所以未对胞弟委以控制清廷某些实权的重任，其胞弟缺乏这方面的才干，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慈禧太后特别关注爱新觉罗家族与那拉氏家族关系，不给其他人以攻诘口实的意识自觉或心理警觉，亦当为另一重要主观原因。

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没有给任何人留有外戚干政揽权的感觉与口实，更无事实把柄。无论是正式的官方文件，还是私人日记笔记；无论是清廷中的“帝党”成员，还是其“政敌”（即使是笔锋健锐，一度对慈禧太后恨之入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亦如是），皆无指斥其重用族人的记载。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慈禧太后，亦未见有人指责其对爱新觉罗皇统的不忠。

这在隆裕太后的权力安排问题上可得到充分的佐证。

慈禧太后与隆裕太后，皆出于那拉氏，“一门两世，正位中宫，都人荣之，称大方家园桂公府为凤凰窠（巢）”。恭亲王奕䜣虽曾说过“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母家所在之地）”之类的话，但其显然是对慈禧太后专权，导致大清王朝日趋衰败的不满与忧虑，并非指斥慈禧太后对爱新觉罗家族不忠。

慈禧太后临死之前，遗命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皇位，以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同时又谕命，“嗣後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即其侄女隆裕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慈禧太后此前强指自己的侄女为光绪帝的皇后，当然系出于私心。慈禧太后临死前虽赋予隆裕太后以是否旨准清廷重大事件的权力，但却没有安排隆裕太后如自己那样，以太后的身份直接出面垂帘听政，而是让她退居于幕後。原因有二。

其一，慈禧太后对于隆裕太后的政治权威和权术能力不大信任。载涛即曾明确指出，慈禧太后深知隆裕“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因此“决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

其二，事情也许真的有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中所说的那样，慈禧太后临死前对于自己出面垂帘之事，颇有悔意，曾留有遗言称：“以後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

隆裕太后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一人事、政事，特别是权力安排，似乎很不满意。

载润曾回忆说：光绪帝逝世後，“隆裕一心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借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

“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贪立幼君”溥仪，这纯粹是“从她的私见出发安排的”，“以免翻她从前的旧案”。载涛先生的这一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有两点值得人们思考。首先，载涛虽说此系慈禧太后出于私见，但细揣其意，却是意指慈禧狭隘的个人得失之私见，而并非那拉氏家族的私见，更非引发爱新觉罗氏与那拉氏两家族矛盾的私见。其次，如果说慈禧太后完全是出于个人私见，由其亲侄女隆裕太后直接垂帘听政，把握清廷最高权力，岂不更为稳妥？在笔者看来，慈禧太后的上述安排，既是出于个人的得失私见，同时又是归还清廷最高权力于爱新觉罗氏的综合考虑。

第二，慈禧太后所选立的两任小皇帝──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都是爱新觉罗氏家族血统最近的近支亲王後代，她的一切独断专行，虽会引起皇室亲王和其他朝臣的不满，但却没有人怀疑慈禧太后对于大清朝，对于爱新觉罗家族有所不忠或威胁。至于慈禧太后多次选立小皇帝，以及其与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惇亲王奕誴等人的矛盾与斗争，不但皆被他人理解为，即使是清皇室诸亲王亦认同是为大清朝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叔嫂家务之争。

1861年8月咸丰帝死後，肃顺等人以“搁车”的形式要挟两宫太后。慈禧太后向其胞妹、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哭诉说，肃顺等人“欺我至此，我家独无人乎？福晋言：七爷在此”。慈禧遂命醇郡王入见。醇王又向慈禧献言“此事非恭王不办”。在此，慈禧太后显然是把自己置于爱新觉罗氏皇权的真正代表者的地位，将自己与八大臣的权力斗争，轻易地转化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近支亲王与远支宗亲（如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及外姓家族（如穆荫、匡源、杜瀚、焦佑瀛等人）的权力斗争。

慈禧太后在热河草拟的治罪八大臣的上谕，也是其“请七兄弟改写”後，带回北京宣布的。

恭亲王奕䜣当权时，每被召见，两宫太后都称其为“六爷”，命人“给六爷茶”，以致奕䜣因天长日久的叔嫂关系而淡忘了君臣间的等级尊卑关系。

慈禧太后本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以嫂嫂与小叔子间的关系来处理其与恭亲王奕䜣的政务与权力之争的。慈禧太后的这一作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同。如1865年慈禧太后罢革恭亲王奕䜣时，就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後人黄浚在其《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也说，自辛酉政变以後，清廷的部分实权“皆归六爷矣，于是有叔嫂之争”。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也将自己与光绪帝间的分歧，归结为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的家务、家事之争。清廷维新派官员王照认为，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种种矛盾，并非政见分歧，而是权力之争，若就清皇室内部关系而言，则“纯为家务之争”。王照的这一认识，得到了部分当代历史学者的认同。台湾学者庄练先生在谈到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即曾不无惋惜地说：“一场关系国家前途极为重大的变法运动，竟因家庭间的权力斗争而致彻底破坏。”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看到列强要求其撤帘归政给光绪帝的假照会後，亦曾怒气冲冲地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

综上所述可见，无论慈禧太后的主观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她的确成功地使人们普遍认同其对爱新觉罗皇室、家族是忠诚的，这应是其较为顺利地掌控清王朝最高权力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另一重要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