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也忽焉”与“万世一系”

官伟勋

中国历代王朝（四分五裂的战国、春秋以及其以前属于传说的时代不能算了），秦统一後只存在14年，西汉214年，东汉195年，三国45年，西晋51年，东晋十六国103年，南朝四朝共169年，隋23年，唐209年，五代十国共53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97年，明276年，清267年。长的200多年，短的10多年，确平“其亡也忽焉”了。

日本天皇，从公元前660年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到明治睦仁天皇是第122代，到大正嘉仁天皇是第123代，到昭和裕仁天皇是第124代。当前的明仁天皇是第125代。

据《三国志・魏志》《楼人传》记载：公元1—2世纪，日本岛上存在着一百多个小国，实际上只是一些独立的部落，“大约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国史稿》）。到3世纪，“九州北部出了个较强大的邪马台国。”公元3世纪後，“在本州岛的中部地方兴起了一个大和国”。“日本史书中关于大和国家产生和发展的记载显然大部份出于後来的编造。”（《中国史稿》），但“大化革新”後的历史应是可信的。“孝德天皇即位心元大化。公元646年（大化二年）颂布“革新诏令”。史书称“这一改革打破了氏族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奴隶经济的发展，并建成以天皇为首的集权国家。”

“大化革新”的时间相当于我国唐初贞观20年，是第35代天皇皇极女皇让位于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的第二年。至少，从那以後，日本天皇也可以算得上是“万世一系”了。

为什么中国王朝总是不断更迭，不断发生新王朝推翻旧王朝的血流成河的战争？为什么日本的天皇制却能一代一代传下来？从政权组织形式上看，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是不是“君权至上”。

日本的“改革者集团在646年所谓的‘大化革新’中夺取朝廷政权。他们更加饱含热情地学习、引进中国的技术和制度。这种大规模地借鉴中国的浪潮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直到9世纪才减弱下来。虽然学得并不是完美无缺，但日本通过模仿中国而从一个落後的部落地区一跃成为高度文明世界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当时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已经开始确立此後将近1000年的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总之，以前明显比北欧民族落後的日本人，在从6世纪到9世纪这300年内，在艺术、文学、技术、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方面都走在了前面。”（同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点。

“日本人还接受中国的君主权至高无上的君主政体思想，企图将他们自己半神化的领袖变成中国式的世俗统治者，此後，天皇在理论上就具备了双重性格和职能，既是国家神道的宗教领袖，又是中国式的世俗国家君主。然而，天皇实际上很少起到後一种角色的作用。有史以来，天皇从未作为征服者获得权力；到了7世纪，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权威的象征，而不是大权在握的君主。”、“在多数情况下，庞大的皇亲国戚，众多的朝廷公卿以及後来居上的地方封建贵族操纵着天皇。因此天皇只能履行礼仪性职能，而不能行使统治大权。因而到了9世纪，天皇提前退位几乎成了惯例。”“天皇目前具有的仅仅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的地位，是1000年前形成的。”（同前）

中国广大国土是连成片的，日本则分为本州、九州、四国北海岛，隔海相望。中国有广袤的大平原；日本则国内多山，许多地方相互隔绝。中国北方一直不断有强悍的少数部族崛起，周而复始，既破事中原必须有个统一集中而又强大的政府国家对付其入侵，又破使这个强大国家不断流血以至国力消耗殆尽而衰亡；日本则四面环海，除了元朝未成功的入侵外，只有二战时的美军登过陆，历史上从来没有必须全国全民一致对付的外族威胁。所以，尽管日本学中国，其权力却越来越分散，越来越下移。它学的是中国的封建制，实际上却更像欧洲的封建制。到德川家康（1542-1616)袭用“将军”头衔时，他把全国1/4的土地以及所有大城市、港口和矿山留给自己。在全国有245个到295个（数目因时而异，屡在变动）拥有将军封赐土地的领主，即所谓“大名”。

“大名”与将军一样，都维持有大批武士与家臣。武士是统治者，农民是生产者。中央实际上不拥有对农民的各种权力。早在15世纪末，庄园完全停止向朝廷和贵族上交捐税。正像欧洲法国加佩王朝时期（987-1238）那句话：“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

这种分散的权力，正是後来萨摩、长门工商业兴起後，促使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中国与此不同。在整个封建时代，一直是在不断加强君权。中国的开国皇帝都是征服者，所以也就特别重视实权。秦始皇一上台，就要明确自己贵抵三皇，功盖五帝，称皇帝，独揽天下政治、军事、经济大权。设丞相以执行“朕”之意志。汉唐以後基本上都承秦制。明朱元璋，“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有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形成中国历史上皇权绝对专制局面”（《明清史》）。“废除各地行中书省，改变了各地割据形势，削弱了地方独立性，设置了直属皇帝的三司，皇权对地方的统治也空前提高。”（《明清史》）

雍正更进一步。他为“乾纲独断”，创军机处。选几位精干大臣在他身旁值班，把内阁甩在一边；是中央行政领导体制的又一大改革。议政处无议政之权，是名存实亡。内阁失去拟票权，形同虚设。政府的所有权力全部给雍正一人了。从此，“天下庶务皆归他一人处决”了。（《雍正传》）

纵观汉唐明清，高度集权专制也曾有过积极的一面。尤其在战争年代，如果独裁者比较英明，它就有利于灵敏地作出反应，有郊地使用力量，有利于统一大业。

但，特定历史条件终究很少，而英明的人更少。即使有，也不可能在一切领域都英明，在任何时期，如病时都英明。尤其无法将其英明遗传给下一代。于是，手握至高无上之权而又昏聩无能，可以为所欲为而又没有任何法制约束，这个位子和这种体制，便成了野心家梦寐以求的猎取对象，成了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孤家寡人，成了腐败之源，成了吞噬消耗天下财物的无底洞，成了酝酿制造又一次大动乱的温床。

结果：虚位分权反可以永存，而专权独裁则“其亡也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