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百年来，中国大陆可谓多事之秋，内战，政局变迁，政治运动频繁，亿万无辜尸骨狼藉神州。回顾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中国特色的邪恶竞赛，无论是政党和政客，胜者总是更残忍，更无耻和更邪恶。国共纷争如此，共产党内自身的内斗也是如此。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陈独秀是难得的文才出众，气度不凡，贫贱不移，品行无暇，一生忧国忧民的读书人。孙中山和毛泽东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极为贫困的农民家庭，相比之下，陈独秀出身书香门第的大世家，父亲是秀才，嗣父为举人，家境富裕，并沐浴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他却放弃丰厚的遗产，为了寻求救国之道而毅然离家而走，最终客死他乡，结束凄凉狼藉，四面楚却清高，正值又大义凛然的一生。陈独秀，中华民族的骄傲，一个不愿依附权势的“终生的反对派”（胡适语），结果被社会残酷地逆向淘汰，正是中国文明逆向进化及其现状的一个缩影。

“枪打出头鸟”和“识时务者为俊杰”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最低端的，读书人也好，均是管住自己嘴巴的座右铭。陈独秀自小叛逆成性，因此风险和监狱也就陪伴他的一生。

图，陈独秀年轻时的照片。取自谷歌

陈独秀一生共5次被捕进监狱。第一次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的1913年，地点在芜湖。1900年，21岁的陈独秀在杭州读书时因散布反清言论被警察追捕而逃亡南京。不久即返回家乡安庆，创办“藏书楼”公开地从理论上反对清朝政府，被通缉而流亡日本。1902年，陈独秀不仅没有丝毫 收敛，反而把清朝政府驻日官员姚煜的大清“国标”，丑化汉人达300年的辫子给剪了，在政府要求下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

回国后，陈独秀变本加厉，更激进地办刊物，当主笔，组织革命团体旨在推翻清朝政府。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专制政权能容忍政治异见，更不用说是“颠覆政府”的大逆不道。大概是陈独秀没有行事案的原因，他始终是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清政府对思想犯，基于人道的故意放纵，也是其倒台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年的帝制，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代，但陈独秀继续叛逆。1913年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参与二次革命，因倒叛袁世凯，在芜湖被军阀龚振鹏缉拿等待就地正法。由于陈独秀在皖已有相当的名气，竟然在军队内部的调解下获释，保住了性命。

1919年正值54运动余波未尽，陈独秀再次对继袁世凯后的军阀政府出重拳，提出废除对日的签约，还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所谓卖国贼，以及其徐树铮，段芝铮和章宗祥等6北洋军政要员，并把他们驱逐出北京。如果段祺瑞政府不答应，就将发动群众“直接行动”。 陈独秀亲自在公共场所发放传单，被警察以捣乱公共次序为由被当场逮捕。陈独秀的被捕，引起全国学界名流及“进步”媒体的不满，连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发表文章，称陈独秀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维稳不得，仅3个月后北洋政府屈服民意，把陈独秀以保外就医释放。

陈独秀的第三次被捕发生在1921年的10月4日，他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总书记，地点是上海的法租界。在那个年代政府抓一个旨在推翻自己政权的政治犯可是引起社会公愤，口诛笔伐的大逆不道行为，哪怕境外恶势力的苏联政府也毫无顾忌地出高价雇佣法国律师出庭为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辩护。10月26日，即被捕的三星期后，交纳100大洋罚款，陈独秀大摇大摆走出监狱，继续在原地从事其颠覆政府的“事业”。

在境外势力苏联第三国际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再添上政府和租界所谓人道和普世价值的姑息下，陈独秀领导的反政府行动愈演愈烈。陈独秀被释放才不到1年的1922年8月29日又在法租界被巡捕捉拿关押。随之社会名流的反响也更剧烈，北大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联名致电法国领事要求释放陈独秀。20天后陈独秀被罚款400大洋，继续逍遥法外。

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关押最长的一次是发生在10年以后，国内的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两党之父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国民党终于梦醒与共产党彻底分裂，从同是附翼攀鳞的苏俄孪生兄弟变成刀刃相见的死敌；共产党却继续公开仰俄共的鼻息，从发发传单，闹闹罢工到公开杀人放火的武装暴动。而陈独秀却变得理智和成熟，被自己创立的共产党开除出党，成了中国反斯大林的托派领袖。无疑陈独秀腹背受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分别与1927年和1928年被蒋介石枪决，自己也被国民党列为全国头号通缉犯。

在这十年中，陈独秀始终在上海继续频繁地活动，虽说是非公开的，但作为悬重赏的头号通缉犯能隐藏10年也是一个奇迹，这对1949年后，里弄，街道都成了政府监控的眼线，法网恢恢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说，可谓是天方夜谭,绝无可能的。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应意外被中统特务费克勤发现而遭被捕。蒋介石抓到“久缉未获的共产党领袖”而喜出望外。然而意想不到的是，为陈独秀解脱，营救的社会呼声却是铺天盖地。蔡元培，柳亚子，林语堂等8个社会文化界名流联名致电南京，说陈独秀“实与欧美各立宪国议会中之共产党议员无异， 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国民党国立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发文把陈独秀誉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蒋梦麟，周作人等12人致电张静江和陈果夫求情；欧美大哲学家罗素和杜威也亲自给蒋介石发求救电；爱因斯坦也致电蒋介石，夸奖陈独秀是“东方的文曲星，不是扫帚星，更不是囚徒”要求他立即放人。

国民党政府是相当通人情的，决定给与宿敌陈独秀公开审讯。而陈独秀在法庭上丝毫不显中庸，当法官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申辩说：蒋介石政府对内“搜括人民，屠杀异己”，对外“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最后，陈独秀拒不认罪，反而要求国民党政府“赔偿予在拘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同样是中国的法庭，比起同样是犯了颠覆罪的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辩护词，巨大的社会变迁啊！

最后陈独秀以“危害民国和叛国罪”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住的是政府特意拨款修建的单人牢房。陈独秀能看阅任何书籍，牢房成了书房，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除此之外，探监的来访者从不受狱警阻扰，可谓络绎不绝，据统计，看望他名单中有50余人，几乎包括所有中华民国的社会名流以及达官贵人。其中有以蒋介石名义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和铁道部长顾孟余；大学者胡适，绘画大师刘海粟等。还有慕名而来要求陈独秀字画的。陈独秀虽入令吾，却不受任何肉体和精神的羞辱，比他年幼20年的女友潘兰珍还天天作伴，牢房里显得无比温馨。

陈独秀得到国民党政府人道款待的同时，他却被自己创始的共产党套上10宗大罪：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托陳取消派、反蘇、反共產國際反黨、反革命、漢奸和叛徒。

1936年底，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是个讲信用的独裁者，许诺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陈独秀也不例外，提前8年获得自由。陈独秀出狱后，国共都想拉弄他，但此刻的陈独秀已看清共产党和苏联的真面貌，拒绝周恩来亲自上门邀请去延安。胡宗南和戴笠也曾去四川江津白沙镇的临时住所微服私防陈独秀，但他也不为心动，却委托胡，戴两位私下传话告诫蒋介石，“苏联好比烂东瓜，前途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

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汇报后，感叹地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历史是残酷的，政治家错一步往往导致整个民族跌入深渊。蒋介石曾高瞻远瞩地说，“日本入侵乃肌肤之疾，而共产主义则是民族生死之忧患。”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履行协议，被迫捆绑在罗斯福的战车上，耗尽国力为美国人在中国战场上牵制日本的有生力量，同时替斯大林解除腹背受敌（德军和日本关东军西南夹击）的险境。而毛泽东也同样明白日本人根本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他虽然高举国共合作抗日的大旗，却不放一枪一炮，在延安坐山观虎斗，养精蓄力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

1942年陈独秀客死他乡，他虽给整个社会留下巨大的精神财产，却离世时身无分文，丧葬费不得不靠募捐。陈独秀的学生，社会各界共捐款33000元，其中的10000元却是来自一直出巨额赏金对他除之而后快的蒋介石。相比之下，延安方面仅报以谩骂。在共产党里，不管其贡献和地位，一旦恢复人性和良知，也会遭到天诛地灭。蒋介石讲义气，严守道德底线注定了他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惨败于毛泽东的命运。

按常识，良知与邪恶，是非曲直并非深奥莫测，似乎与贫富，教育多少无关，就连孩子都能分辨，为什么近代中国历史的变迁中总是最邪恶的取胜？近百年来，无论是孙中山和毛泽东，都离不开“唤起民众”和“发动群众”的法宝。那么在这场邪恶的竞赛中，中国的民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也是很少研究历史的人愿意谈及和研讨的话题！

注，本文史实来自袁亚忠著【陈独秀的最后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