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读《晁错论》

据说古文要读韩愈的，因为他是古文运动的提倡者。但我还是更愿意读三苏的文章。三苏就是苏东坡和他爸爸苏老泉，还有他弟弟苏辙。

现在的人们一说起宋朝的大改革家就是王安石，一说起大保守派就是司马光。其实双方都是各走极端，反不如三苏更秉正持中。苏东坡在王安石当政时，反对变法。等司马光当政时，他又反对复旧，堪称中流砥柱。三苏写了好多篇文章论历史和人物。其中苏老泉不点名骂王安石的《辨奸论》和《管仲论》，苏东坡的《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和《晁错论》，还有苏辙的《六国论》都收进《古文观止》 里了。这其中《晁错论》对改革家常犯的错误有极精到的分析。

晁错是汉景帝时的御史大夫。他倡议加强中央集权，协助景帝大事削藩。一天忽然有个乡下老头从门外一头撞入御史大夫的府邸。原来是他爸爸跑来大骂他找死。可是晁错不听，还是一意孤行，後来果然激变了七国之乱，请清君侧。景帝没法，向晁错问计。不料晁错竟出主意让皇帝“御驾亲征”，亲冒矢石，而自己则留守京城，坐享安全。

这时大臣袁盎出来说话，请诛晁错以谢天下。景帝就把晁错杀了。可是这时七王之势已成，不再听命于朝廷。景帝只好用“军细柳”的周亚夫将兵，才算扑灭了七王之乱。後人都叹晁错忠于汉室而被戮，却鲜有言此乱实由晁错激变而成者。

苏东坡在《晁错论》中有一段论述∶“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这是给天下後世的改革家上了一课∶如果不能‚吾发之，吾能收之”，则无异自启祸端。

商鞅变法，就仗恃一个秦孝公。他曾一日之内杀人七百，渭河水为之变红。後来连太子也反对如此残酷的变法，商鞅竟让两个太子师傅代罚，一个削鼻子，另一个在面孔上刺字。结果孝公一死，商鞅就作法自毙，车裂以死。谭嗣同变法就仗恃一个光绪，他连皇帝的妈都想杀，结果自己反被太后诛戮。“四人邦”也得算是改革家，力图把中国改得更加彻底无产阶级革命化。她们也就仗恃一个主席毛泽东。毛一死，她们立刻就擒。

王安石变法同样是不管不顾。他提出“青苗法”的当时，就遭欧阳修的反对。“青苗法”要求地方官在青黄不接时，把官仓里的粮食借贷给农民，待秋收以後再给还。这当然是便民之计。但是王安石用借出的粮食数字作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标准。谁借出去得多，谁升官快。结果各地方官不管农民是否真缺粮，一律强行借给。本来是意在便民的好措施反被用来扰民。王安石新党就这么做事情。

胡耀邦倒台，赵紫阳接替时，有个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匿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谈话，声称∶“胡耀邦毛，赵紫阳稳”。这或许是实情。但当此海外留学生首次发动签名运动，替胡耀邦抱不平之时，说这种风凉话无异于幸灾乐祸。

赵紫阳的天下只坐了短短两年，倒台比胡耀邦还彻底。记得当时老百姓咸抱怨赵紫阳弄了一帮子研究生在那里胡闹，馊主意太多，朝令夕改，没个准头。後果然激变出个八九学潮来。赵紫阳的智囊团堪称“吾发之，吾不能收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最後还是邓小平以镇压解决问题。

智囊们“然後有辞于天下”，然已不是当初“吾发之”的改革之辞，而是谴责镇压之辞了。只是赵紫阳本人临阵不肯镇压，算是落点不错的名声。

今後再有言改革者当可问彼∶“汝发之，汝能否收之？”

若不能收，必是肇祸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