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时天皇为什么得以脱罪 zt

前记：“如果按日本“无罪派”所说，昭和天皇在战时没有办法阻止军部的军事行动，为何他却在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又可以单独地下达《终战诏书》，有权力指令各地日军放弃战斗呢？

面对“有罪派”的反击，日本“无罪派”仍然认为昭和天皇主张日本参战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一场自卫战争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这就不仅仅是规避昭和的战争责任问题，更严重的是将二战的责任推给美国和同盟国。至今东京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战争博物馆）还坚持这样的立场，公然称美国罗斯福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而逼迫日本开战。笔者参观时看到这段文字，震惊于当今日美军事同盟的基础是大有疑问的。”

日本自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以及东亚地区发动侵略战争，并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组成轴心国，与美、中、英、苏四国为首的同盟国展开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罪责问题，今天依然是日本与中、朝、韩、美等国争吵不休的话题。争论昭和处理战争的问题关键是“国体护持”。

日本的“国体”观念，可以理解为“天皇统治日本的体制”，“天皇是日本国构成的核心”，以及“天皇的命运等于日本的命运”。“国体护持”即使维持这样的天皇为中心的体制。

1945年8月12日，昭和天皇决定向盟军投降，召开皇族会议，向皇族成员陈述投降的主张和理由。当时，主张抵抗的皇族朝香宫鸠彦王追问昭和天皇，一旦无法维持天皇体制，即“国体护持”失败时，天皇是否会抗争到底。昭和天皇爽快地以“当然”来回应。

显然，天皇为了确保“国体护持”，才让步投降。“国体护持”的背后是天皇神权政治观和使命观，是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

1945年，日本侵略军在最大的中国战场无法取胜，北方苏联军队打击日军态势明显，美军太平洋跳岛战略奏效，日本深陷战败危机，“国体护持”危在旦夕。已辞去首相之职的近卫文麿等主和派，开始加快向盟军讲和的步伐，另一方面则计划战败后昭和天皇的安置问题。

同年1月25日，近卫文麿等人商议让天皇削发出家和退位，改由皇弟高松宫摄政，以示引责，从而换取盟军同意讲和。近卫代表主和派向昭和上奏，说明“败战必至”，为避免国内爆发革命，摧毁国家制度，提议向盟军提出和平交涉。可是，昭和认为必须先求得一次胜利的战役，打造有利形势后才能顺利交涉，没有答应近卫的要求。

到了3月，美军攻陷硫磺岛，并夺取吕宋岛的控制权。4月，美军绕过日军预想的决战地台湾，直接进攻更靠近日本的冲绳诸岛。

这些连番打击促使天皇开始考虑与美国和苏联交涉停战。于是，近卫的讲和方案提出，只要盟军同意维持天皇制以及“固有国土”的完整，日本政府和天皇愿意妥协。

到了5月初，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先后死去，冲绳防卫战完全失败。

同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处分国内的军国主义分子，并且放弃所有殖民地和战争期间的占领区，接受盟军的国土占领和战犯审判等。

日本当局原本打算无视《波茨坦公告》，但当美军向广岛、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苏军同时进入中国东北围歼日军最后的战略预备队关东军时，这些重大挫败使日本政府屈服。8月10日的御前会议，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即部分日本保守派强调的“停战圣断”。美国代表盟军要求天皇和日本政府在投降后，接受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令，并且遵照《波茨坦公告》的精神，让日本的国民能够自由地决定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

美国的回应使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慎重论派”，他们质疑美国的用心以及担心美国最终还是会取消天皇制，让天皇接受审判。有陆军将士坚持要进行本土作战。

由于美国没有强硬否定天皇制的表示，于是在8月14日，为免美国的态度再次转变，天皇决定接受美国的要求。8月15日，天皇发表著名的“玉音放送”，向国民宣布终止战争的决定，并在这九分钟的讲话里强调，这是“为了避免国民再受生灵涂炭之苦”，是基于仁心和不悯而无奈为之。这与日本政府向盟军表示无条件投降的立场大为不同，变成是日本主动决定停止战争，而这种终战方式也与近卫以天皇退位来请罪的设想，有所出入。

另外，天皇在8月下达《终战诏书》，为了向国民解释美军即将占领日本，新任首相东久迩稔彦向国民公开了与盟军战力的差距和实际败绩。

随着战争细节慢慢公开，日本民众对内阁和军部的不满也波及天皇，尤其是引致美国大举反击的珍珠港事件，天皇事前是否知情？为什么会批准这“无谋”又“无益”的作战？成为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最终，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以“没有找到积极证据”证明天皇主动参与战争为由，向盟军和美国政府建议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昭和天皇主动会见麦克阿瑟，向盟军展现愿意全面配合审判和美军占领工作的态度。最后将战争责任推向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战时内阁成员，而一直力主天皇退位引责并停止战争的近卫文麿也遭到追责，最终被迫自杀身亡。

“阻止战争无果，其遗憾与无奈，虽已七十有年，至今依然不变。”这是1971年昭和天皇参拜伊势神宫时吟诵的和歌。不少人认为，这首和歌充分反映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四年后的1975年10月，他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在白宫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会面。他在会后的公开讲话中再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皇说那是“一场让我深感悲痛、不幸的战争”。

然而，不论他个人对战争有着怎样的态度和思想，战后天皇免责的结果一直在日本国内外受到质疑和抨击。

例如，在东京审判中，其中一个被判有罪的战争罪犯、昭和天皇的左右手木户幸一便认为昭和天皇也必须承担责任。而日本国内也有党派希望追讨昭和罪责，实现在日本成立共和国、推翻天皇制的目标。昭和1971年访问欧洲时，在英国和荷兰遭遇当地人士示威，要求他对战争罪负责，也向受害者公开道歉。

日本国内的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则继续拥护天皇，坚持“天皇无罪论。

二战后至今，强调昭和无须负责的论点，主要有两大根据。第一是认为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条提到，“天皇乃神圣不可侵”，规定天皇只是“统之不治”的国家元首。而第55条则明确规定：“国务各大臣负责辅弼天皇，法律敕令以及其他国务相关的诏敕，均需国务各大臣副署。”天皇本来便没有单独行使统治权的可能，国家实权其实在内阁以及随之成立的国会手上。因此，他们认为战时的首相东条英机等人列为甲级战犯是合理的，但累及昭和天皇则不合理。

第二是认为在现存的记录里，难以确认昭和积极、主动参与指挥战争，或者指挥任何军事行动。至于下令向中国和美国宣战的开战诏书也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意愿。这种意见又认为当时的军部早已尾大不掉，不受天皇控制，不应反过来将责任推向无可奈何的天皇。

这两个论点都强调战前的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代天皇，与维新前的天皇们一样，都只是受到国家供奉和拥戴的存在，而且认定天皇在《帝国宪法》确立后，便与英、荷等西欧的立宪君主一样，只有象征性而没有实权和责任。不存在天皇独裁、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面对“无罪派”的辩护和观点，“有罪派”则提出了《帝国宪法》第11条，即关于天皇统帅权的规定。该条明确规定天皇对军队拥有绝对和完全的权限，是日本国家军队的“大元帅陛下”。只有天皇可以行使统帅权，命令军队，而海军的军令部和陆军的参谋本部首长属于天皇的幕僚，海陆两军的军事指令都要“大元帅陛下”批准才可通达。

日本战时文件也显示，所谓没有证据证明天皇干预战争部署之说是不实之词。事实上，当时海陆两军的每日战报都会上呈昭和天皇，他对战事的进展十分清楚。从目前记录而言，他至少有十多次下令更改军方的作战方案，又曾主动向军方提出战略方针，要求执行。这些研究成果均否定了“无罪派”坚称昭和天皇在战时被旁置的主张。

另外，“有罪派”质疑，如果按“无罪派”所说，昭和天皇在战时没有办法阻止军部的军事行动，为何他却在美国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后，又单独地下达《终战诏书》，有权力指令各地日军放弃战斗呢？

面对“有罪派”的反击，“无罪派”仍然认为昭和天皇主张日本参战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一场自卫战争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这不仅规避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更严重的是将二战的责任推给美国和同盟国，至今在日本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战争博物馆）还坚持这样的立场，公然称美国罗斯福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危机而逼迫日本开战，笔者参观时看到这段文字，感到当今的日美军事同

盟的基础是大有疑问的。

即使世界历史学和宪法学界的主流见解均认为昭和天皇对战争责无旁贷，但是，由于美国急欲避免苏联式共产主义在日本抬头，以及谋求日本天皇配合美国占领日本，结果使昭和摆脱战争责任，而由日本陆军为主的战时官员承担了罪责。

在美国政府默许下，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分割。东条英机、近卫文麿等甲级战犯为首的战时政府和军方这些人最终承担了发动战争的责任，或遭处决，或自杀，或被判处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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