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派的蒙昧—胡适批判之一

五四以来的自由派和启蒙派，要加上“中国特色”的定语。他们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倒孔反儒，二是惑于苏马---不论什么政治文化立场，对于苏俄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多多少少都有迷惑的一面。

胡适堪称典型。其文化立场是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是国民政府，但对于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认识糊涂，苟同苟异，东摇西摆，甚至一度迷惑至深，完全丧失基本的自由主义立场，堪称蠢猪式自由主义的代表。

一、西化和赤化

胡适无疑是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者，即西化派。他曾明确表示“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后来虽自称“全盘西化”有语病，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说法。然复须知，胡适又曾有严重的赤化倾向。1926年他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高度赞扬社会主义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

当然，胡适所赞成的是“自由的社会主义”。他写给徐志摩的信如是说：

“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

胡适有所不知，自由与社会主义薰莸不同器。社会主义以社会为本，天然地排斥自由。这位自由主义大腕，愚不可及地把社会主义与“社会化”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混扯在一起了，现在还有人搞什么“社会主义宪政”，比起胡适来，又更等而下之矣。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途中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期间，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莫斯科的监狱，自认为“很受感动”，也“很满意”，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晚上，胡适写信给北大朋友张慰慈说：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胡适对苏俄的政治试验给予一而再的肯定：

“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胡适还不止一次地认同苏俄教育，认为“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针对徐志摩对苏俄教育的有关质疑，他力为辩护：

“我们只看见了他们‘主义教育’的一方面，却忽略了他们的生活教育的方面，苏俄的教育制度……是‘遍地的公民教育，遍地的职业教育’。他的方法完全探用欧、美最新教育学说，如道而顿之类……”

莫斯科三天给胡适的印象很深刻。在莫斯科期间和离开莫斯科后，胡适一共给张慰慈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寄回国内就被编为一组发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并题名为“一个态度”。到了伦敦和巴黎，他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等等。眼瞎心盲，莫此为甚，可悲可叹。

徐志摩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苏俄的乌托邦‘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胡适的回答幼稚肤浅不堪，不值一驳。他反问：

“什么叫做‘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

当被问到“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性”时，胡适的回答是：

“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你们以为‘赞成中国行共产制’是‘赤化’，这是根本大错了……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

这些言论，在文化、政治、制度及所有制各个领域无不丧失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与苏俄和马主义已经难分难舍，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是可忍，孰不可忍。胡适后来虽调整了态度，对马主义有所批判，但始终不坚决更不彻底，充满暧昧乡愿气息，对自己的赤化宣传也未公开反思和忏悔。

二，说儒与反孔

在新文化的战阵上，胡适曾是反孔健将。1934年3月至5月间，胡适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说儒》，对孔子和儒家有所肯定。一些胡粉以此来否认胡适反儒反孔，或者说胡适有过深刻反思。其实，只能说胡适对以前的激烈态度有所修正，但他反儒的本质并无改变，更谈不上“深刻反思”。

在写《说儒》前后，胡适对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照样直认不讳并自以为荣。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他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胡适对此坚决反对，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斥责国民政府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该文中，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为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云云。

胡适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明清两朝所有政治问题完全归罪于儒家，不知明清的问题恰恰是严重偏离儒家道统所致；二是将明清一棒子打死，不知其中有一定的文明和光明。

接着，胡适认为“最近二三十年”“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痛斥尊儒尊孔是开倒车。

胡适这里又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撇开中华文明的正面光明面而专挑出其中的毛病无限上纲，把中国历史看成漆黑一团，同时对科举制的公正性和科学性认识不足；二是对当时渐入膏肓的政治社会恶疾认识不足，错把种种混乱、野蛮、倒退视为“伟大进步”了。

在胡适身上，严重的文化自卑感和民族自卑感相辅相成，导致他对西方文化的极端崇拜和迷信。1928年6月《请大家来照照镜子》一文中，他强调中美和中西文明的差距说：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社会道德都不如人。”

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

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这已经不是正常严肃的反思，而是反噬，是对中国历史无知无畏的抹黑、是对中华文化和文明欺师灭祖的反噬！

三、问题与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群体开始传播，五四以后开始与所谓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对于马主义，胡适态度是混沌复杂的，有认同也有冲突，有支持也有抵制。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引起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胡适“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文中说了三点：

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尽管是有所反对，但这样的反对，不如不反对。一、所谓主义，就是一种文化体系，宣传弘扬好文化好主义，为政治社会选择一个好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何等重要的事业；二、对于外来进口的主义，予以如理如实的批判，是是非非，摧邪显正，吸取精华，辟其糟粕，是何等重要的工作。三、辟异端，破邪说，才能避免不良的、恶性的主义“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都是文化人应尽的责任啊。

胡适强调“好政府主义”。他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的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主义；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谈到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时，他说：“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按，指好政府)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可是，没有好主义，何来好政府？又何来好人？马主义能够指导出政府、培养出好人来吗？在马主义哲学、政治和制度框架下，有政府不如无政府；经过马主义洗脑的群体，比一般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小人更可怕。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自以为采取的是客观的态度。1921年，中共成立，所谓的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日益发展，使马主义得到迅速传播。胡适感叹说：

“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他不知道，“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的猖獗，正是“打倒孔家店”的逻辑必然。胡适们的罪名，不是什么“提倡有心创造无力”，而是打到主人、引狼入室。

胡适倒是不赞成或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可他略略清醒又立即糊涂地肯定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他说：

“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

胡适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云云。

事实恰恰相反：唯物主义及其历史观，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邪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死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负面意义的表现。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恶势力就有了地盘和武装；以唯物主义为哲学背景的社会主义实现之日，就是中华沦陷、民族浩劫之时！2013-5-29儒者余东海

注：本文资料来源：邵建《胡适与鲁迅》；易竹贤《新文化战士：胡适传》。

附：关于胡适的微博

【1】蒋介石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败阙多多，大陆时期文化方面更是劣招蠢招连连，轻视冷落大文化人熊十力们，却对肤浅愚蠢的胡适辈高度尊崇，就很糊涂。胡适连思想政治上“反赤化”应不应该都搞不清楚，还为赤化试验辩护，堪称文化蠢驴。蒋尊之高位，岂非误导天下自取灭亡！

【2】“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这是胡适之愚，也是众多自由派的蠢，不能辨思想之善恶、主义之正邪，更不能见政治、社会之几。

【3】我常想，很多猪的前生，应该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他们心眼未必坏，心智却极低，总是自以为是，自以为好心，却常常说错话、办坏事、造恶业，造大妄语业，所以来生被罚作猪。在畜生中，猪算是老实的，但很愚蠢，为屠夫所杀为人所食，是其宿命，怨不得人也。

【4】或说胡适“是实验主义者，认为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对、绝对的错，所以不武断。这正是他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思维方式：尊重别人意见，不敢吾言以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之”云云。答：良知知是知非，不能分辨大是大非，见识智慧低弱，便是良知不明，虽是个好人，不配为文化人。

【5】胡适是自由主义大腕，当然不无见识，更非坏人。但他在关键问题上愚昧乡愿，误国误人不浅。对于赤化，不仅不予反对和批判，反而以实验主义的表态为之张目，说什么“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可悲可恼之至！

【6】或说“GCD那时的一些主张和行为是有他的先进性的，否则他也无法夺取江山”云。马帮从来就没什么先进性，只有激进性邪恶性，其理论错误思想邪恶，注定了政治实践的灾难性后果。至于以夺取江山说明其先进性，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强盗逻辑。依此而言，秦始皇那时也有先进性了。

【7】或说：“赤化当时乃新生事物，当然可以试验，后来看清苏俄本质后，适之先生一直是反对赤化的！”答：苏俄的本质在其“主义”和各种主张中已暴露无遗，不需要试验之后才知道，就像瘟疫不需要试验才看清其“本质”和危害一样。君子见几而作，不需要等到瘟疫全面流行才开始反对。

【8】或说：“胡适作为自由主义大家，有责任维护赤化的言论自由；作为实验主义者，当然不能否认其政治试验的正当。”答：胡扯胡搅、糊涂透顶！赤化宣传不仅产生了“即时而重大的危险”，而且已经诉诸武力割据，早已逾越言论范畴，亦非“正常的政治试验”。蠢驴们无异于为匪张目。2013-5-19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