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23、空4军、空5军团以上干部几乎一网打尽

有了毛泽东要许世友、王洪文解决空4军、空5军问题的指示，这两个军就惨了。

文化大革命前，空4军下属3个飞行师，2个高炮师，1个导弹师，2个雷达团，1个探照灯团，2个医院，还有通信营等。1971年9月底在探照灯团办学习班，机关干部以及团以上干部几乎都进去了，有一二百人，营房住满了“犯人”。据知情人回忆，除胡开德（副军长兼参谋长）、蔡园（副军长）、蔡子午（後勤部政委）、冉某某、陈国梁（通信处长）、蒋国俊（雷达2团政委）还在岗外，先期进空4军学习班的有：姬应伍（空4军第二政委），郑长华（空4军军长）、胡景升（後勤部长）、杨中立（副参谋长）、梁锦中（参谋长助理）、陈德夫（干部处长）、刘青峰（组织处长）、李松亭（警卫处长）、宫健（空军455医院政委，解放战争英模）等。後期进学习班的有：郑刚（副军长）、武超然（副政委）、张启文（政治部主任）、马金元（副参谋长）、贾超（作战处长）、肖舟（宣传处长）等。空4军各师进学习班的有：飞行26师师长、政委，独5师师长、政委，飞行15师师长、政委，高炮3师师长、政委等。

王维国被关押的第二天，9月21日以开会为名，郑长华、姬应伍等被收审，在空4军揭发批判了一个多月。1972年春节後，许世友提出把他们弄到南京，而王洪文不同意，把他们押到北京。因为亚疗关不下，郑长华、姬应伍被押送丰台总後干休所关押点。郑长华是战斗英雄，被保释後按副军离休。姬应伍则一直关到1978年9月，结论是积极参与林立果阴谋，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河南黄泛区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1971年10月2日晚，李松亭结束了国庆节值班，还没有推开家门，就被上海市委的人抓走。他只是负责警卫，哪里知道什么“两谋”，更不知道《“571”工程纪要》上有他的名字，极尽逼供他也讲不出来。李松亭认为，他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下决心宁肯冤死也不胡说八道。王洪文认为他顽抗，停发工资，押送亚疗，将李松亭妻子也赶到干校。李松亭一直喊冤，放风他不回“牢房”，躺在地上打滚。两个看守抬他就蹬腿，干脆一人拖一条腿硬拖上四五十级台阶，根本不管他的头重重磕在台阶上，几次後就整天把他关在屋里。

胡景升原是探照灯团团长，王维国提拔他任空4军後勤部长，所以专案组认为他是王维国亲信。在专案组重压下，胡景升在学习班割喉自杀。救活後，医生给他安装人工喉管。因声带损坏，说话沙哑、吃力。10月22日，47岁的高文明（空军上海第3医院院长）也在学习班自杀。熊秀坤（高文明妻子）五天後才得知，已经找不到他的骨灰了。以後熊秀坤被作为反革命家属遣送老家。

空4军曾根据叶群、江腾蛟指示，组成“八人小组”为林立果生活服务，也为他找对象。成员有蒋国璋（军务处长）、袭著显（组织处长）、陶崇义（保卫处副处长）、过全（管理处长）、唐剑鸣（保卫处副处长）、郭永诚（秘书处副处长）、张兆玺（干部处副处长）、小卢（空军455医院护士）。“八人小组”无一例外被收审。袭著显、蒋国璋被开除党籍、公职，没有户口；过全、郭永诚等被当战士复员。

9月21日，空5军领导班子悉数被隔离审查，冯健（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运河（空5军副军长）等被关进学习班。冯健因黄疸被关在454医院传染科，窗户钉着木条。马运河关在前面的病房，他是鄂伦春族飞行员，因心脏病报了病危，吉普车把他和冯健运到上海455医院，冯健还是被关在传染科，几天後才转到外科。亲属多次上访，医院才为冯健开刀，确诊胰腺癌。徐茹（冯健妻子、芜湖市委干部）被认为划不清界限，交代不过关，下放到新华印刷厂当工人。冯晓军（冯健女儿、空28师无线连台长）被认为不适合在机要部门，下放生产队劳动两年多，复员到郊区工厂。

南空和空5军学习班设在南京某中专学校。张荣根（南空大校厂场站副政委、1971年秋到1975年底在南空清查办材料组）说：专案组主要是南京军区管，对象是南空直属机关和空5军一部分，有80多人，陆军派一个营警卫。四座大楼全住满了“犯人”，一个“犯人”有七八个人看。在专案组逼供下，空5军学习班与江腾蛟关系好的竹墟（师政委）被打得胡说，说要在黄河大桥上放炸药。某场站一位连长被逼疯，马建中（师长）等三四十人都被逼承认“罪行”。

24、“九一三”十天後黄吴李邱被收审

9月23日23点半，毛泽东让汪东兴向周恩来了解黄永胜等人的情况。他在9月14日说：“看他们（黄吴李邱）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周恩来立即与汪东兴到毛泽东处汇报，说黄永胜等人正在拼命烧材料。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

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就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问题约李德生、纪登奎谈话。之後周恩来命令吴忠、杨俊生组织指挥，强调一定要留“活口”，防止发生意外。吴忠从逮捕、押送、看管班子的组成，住地安全保密措施，到生活上可能发生问题的细小环节，都作了具体安排，并规定由师团主管首长负责，做到不死、不跑、不被抢走，绝对安全、保密。除黄吴李邱外，北京卫戍区还关押了林彪集团重要成员，省军区以上高级干部十多人，以及林彪集团“小舰队”数十人。吴忠亲自负责，参加执行这项任务的干部多达200余人，直到1976年底将他们送到秦城监狱止。

9月24日6点半，黄吴李邱分别接到通知，8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按原安排，9月24日一大早，周恩来、李德生、邱会作等人去首都机场送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阎仲川（副总参谋长）等人出访越南，不好更改。送走李先念，周恩来对邱会作说：“8点福建厅有会，知道吗？传达主席指示。”邱会作说：“知道。”周恩来说：“我就直接去大会堂了，你还回家不回家？”邱会作说：“那我也不回家了。”周恩来说：“你不回家，还不给胡敏打个电话。”邱会作估计林彪叛逃，他们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性最大，但万万没有想到会被捕，更不会想到被囚10年。他笑着对周恩来说：“给她打电话干什么，不用。” 人民大会堂北门是两重门，门与门之间的短过道站着一个警卫干部，他把邱会作拉到旁边的屋子去了。邱会作以为有紧急电话，没想到是搜身。他看见两个人拽着他的警卫员小朱向西边走去，一切都明白了。以後张自贵（邱会作司机）说，把他们扣押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他又气又纳闷对警卫员小朱说：“还敢扣押我们？准是反革命政变了。”

邱会作被押进福建厅，被指定坐在南面四张沙发靠东面的位置上。他刚坐下，高振普（周恩来卫士）进来对他说：“总理叫邱总长到河北厅去谈话。”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立即说：“等会一块谈，我给总理解释。”过了一会高振普又来了。杨德中有些不高兴地说：“告诉你不谈了，怎么又来喊？”高振普边走边嘟囔：“是总理叫我来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来没有在上午召开过，吴法宪感觉凶多吉少。7点半，他坐汽车刚进人民大会堂北门，中央警卫团干部就拿走了薛帮喜（吴法宪警卫员）手中的皮包，对吴法宪说：“毛主席有命令，今天开会不能带枪。”毫不客气地搜了身，把吴法宪的眼镜、钢笔都收走了。 李作鹏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下车，一停车他就感觉与往常不同，中央警卫团两个干部守候在车旁，一人押李作鹏的警卫员和汽车向东去了，另一人拿着他的公文包，用力把他推进警卫室。李作鹏大喊一声：“这是干什么？”有人立即高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参加今天会议的人，都要进行检查。”两个军人正在搜李作鹏时，黄永胜也被推了进来。他们衣服口袋内的香烟、火柴、眼镜、语录本、指甲刀、擦汗手帕、卫生纸等全部扣下。检查完毕，李作鹏被押到福建厅。大厅中央摆着一圈马蹄形状的沙发，沙发後都坐着两个“警卫”。李作鹏进去时，吴法宪、邱会作已经坐好，悲剧的命运就此开始。

9点，周恩来、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缓缓地进来了。看上去周恩来心情沉重，很疲劳，步伐也不十分稳健。杨德中有意坐在周恩来和黄吴李邱之间。周恩来说：“主席对你们的问题有决定。这几天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电报，你们都看了。上海、陕西、天津的意见很尖锐，政治局内部的意见也很尖锐（指江青一伙），这样就只好先对你们采取一些措施了。党内发生过许多重大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处理得很好。这次对你们的问题会处理得更好。”周恩来喝了一口茶，并略微思考了一下，说话时前後并不很连贯。主要指责黄吴李邱不该跟着林彪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九一三”事件後又久久不表态。“出事十天了，你们几个人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样，毛主席决定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林彪叛国，造成很大的被动，上了党章嘛，几乎要毁掉我们的党。” 吴法宪支吾着说：“我昨天晚上向主席、总理写了一个报告，凌晨5点送出去的。”

周恩来没有表态，接着说：“不知你们在想什么？”“主席说过，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情况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你不信吧，人家又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触目惊心。毛主席决定让你们离开工作岗位一段时间，专门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你们要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主席说等了你们十天，不能再等了，十天的时间，你们怎么一个字都没有给主席写？” 黄吴李邱都没有说话，邱会作认为，检讨在毛主席那里过了关，以後没有再犯新的“错误”。“九一三”的事的确一无所知，写什么？总不能说我们也搞“政变”吧！？周恩来好久没有说话，拿起茶杯喝了好几次水，一边喝水，一边想什么。他对在座的人说：“大家都说说嘛，只我一个人说？” 叶剑英张了一下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周恩来强调代表毛泽东讲话，他说：“（林彪）已经上了党章的，现在很被动。你们现在不能指挥部队了，另外安排有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几天，到那里去好好睡个觉，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们不交代怎么行呢？林彪还准备了一架飞机，准备把你们带走，不走就绑架你们。”以後再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文件提到“绑架”两字，而成了黄吴李邱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周恩来问黄永胜前几天让他辨认过的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黄永胜否认看过，态度强硬。„„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和黄永胜握手，一边说：“你先走吧。你们听好，你们的夫人和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闪失，找我姓周的是问！”说时还在胸口拍了一下以示强调。实际上黄吴李邱的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很快都被抓起来。

周恩来接着对吴法宪说：“林立果大学没有毕业，就当了什么副部长，林彪的子女都在你们空军工作。空军搞得很乱，你吴法宪是有责任的，你把空军搞得一塌糊涂。”

吴法宪站起来说：“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们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同志，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对不起毛主席！” 李作鹏突然大声说：“吴法宪胡说八道！是他自己讨好林彪、叶群。” 周恩来马上与吴法宪握手说：“你也走吧。”然後周恩来坐下来对李作鹏说：“不要急，有充分的时间让你们考虑问题。”周恩来问起张学思（海司参谋长、张学良弟弟）之死，又问：“听说海军层层站队搞得很厉害？”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周恩来又喊：“作鹏你走。” 李作鹏站起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和他握了手。 邱会作第一个到，最後一个走，他看到了黄吴李邱被捕的全过程。听周恩来提问以及“鸡毛蒜皮”的事情，他的脑子“嗡”的一声。原来毛泽东早就决定抓他们了，所谓等了10天，不是胸怀大度，而是在搜集他们的“罪状”。 周恩来有些生气地问邱会作：“你怎么也搞进去了？”„„ 临走邱会作含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自己。”周恩来看了他好久说：“好！”邱会作用双手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希望再见到总理”。周恩来又看了他一眼，低沉着说：“到那里去，好好住下！”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带两个武装干部，把李作鹏押出福建厅，再乘电梯到地下室的出口，那里停着三辆车。前面是北京吉普，中间是伏尔加卧车，後面是老式卧车。李作鹏被塞进伏尔加卧车里，左右各一警卫夹着他。李作鹏无法理解今天这种处理办法的含义。

第一，毛主席批准了他们关于庐山会议问题的检讨，中央批陈整风会议也通过了，还检讨什么呢？

第二，关于海军层层站队问题，海军党委曾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简报全部呈送毛、林、周。这种问题是文革中的普遍现象，不是敌我问题。

第三，林彪叛逃问题，这才是最大问题，他们要成为替罪羊的可能最大。

吴法宪关在警卫2师驻通县某连，铁门铁锁，窗户临时焊上铁条，门口双岗。先是一个班看守，後来增加到20多人。王团长当新兵时在苏北新四军见过时任3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所以对他格外关照，每天都有炒鸡蛋或炒猪肉，还把团卫生队技术较好的医生调来与吴法宪同住。按吴法宪的要求，每天给他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允许他看书，学习英语，练习书法等。

黄李邱关押在顺义警卫3师，邱会作有周恩来关照，关在师部，条件相对较好。

黄永胜关在7团，张前进（警卫3师7团团长）不了解情况，牢房选在路边，吴忠说不行，赶快腾营房後面的房子。第二天把黄永胜押过去，直到1976年12月被押进秦城。

李作鹏关在炮团，他的牢房是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马厩，屋里放一张硬板床，生了草虫的潮湿稻草上放一床脏得发臭的褥子，以及一条被子。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痰盂，一把暖壶。不大的窗户被稻草堵死，顶棚很低，跷脚伸手就能够到，白天光线阴暗，屋里地势低，四分之一的地面汪着浊水，小青蛙跳来跳去。李作鹏有严重的心脏病，住在马厩里感到胸闷，医生是由化验员改行的，翻书治病，饭菜质量也极差。

邱会作刚开始吃战士食堂，总是洋葱土豆老白菜，米饭砂子非常多，两个多月他掉了20多斤。毛泽东看了李作鹏要求改善伙食的信後讲：“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有资格吃好。”从1971年12月1日起黄吴李邱吃小灶，不是吃不饱，而是吃不了啦。

1972年春节头一天，周恩来召集看管人员及有关师团干部开会，说他是看管小组第一组长，李震是第二组长，吴忠是第三组长，你们各个工作小组就是第四组长。我们一致努力把这件事办好。这件事是不能办坏的，如果让我们看管的人都病了或者死了，我是无法向毛主席交代的。这里我要向你们交个底，毛主席对他们几个人都是很了解的，他们是路线问题嘛，你们了解这个底，就会更好办事了。第一保证安全，第二保护身体，第三保证生活。有周恩来这番“不是敌我矛盾”的话，邱会作与监管的关系相当融洽。1973年後，他与他们一起打羽毛球，或当乒乓球裁判，打扑克的记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