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42、“四人帮”倒台後黄吴李邱被关进秦城

亚疗的“犯人”不断往外转，一般是头一天通知本人，由新来的人负责看管，第二天戴上手铐走了。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後，亚疗仍有40多名“犯人”。年底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周赤萍、刘丰、刘锦平、米家农、解耀宗等一批高级干部被移送秦城监狱。12月31日，黄吴李邱也被关进秦城监狱。

1980年公审後，李作鹏恍然大悟，当时毛泽东经过10天考虑後，确定他们隔离审查，是在毫无根据和“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猜疑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决定的。理由其一，完全失去了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以林立果伪造的林彪“手令”为据），其二，武断认为他们就是林彪“死党”，必定知道林彪逃跑和林立果暴乱的阴谋，但他们不主动交代（江腾蛟就主动交代了），其三，根据以上判断，防止发生“军事政变”。毛泽东没有发现黄吴李邱有什么发动“军事政变”的征兆，同时林彪摔死了，所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企图也烟消云散。首都北京跟平常一样平静，全国特别是部队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军委办事组已回到西山照常办公，处理全军重大问题。但是毛泽东心里仍不踏实，似乎还潜伏着重大问题未被发现，仍不见黄吴李邱有谁出来交代报告问题，故采取“关押反省”措施，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军队领导的高度不信任。

1973年以後，因为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审查也就停止了。监管邱会作的一位副连长对邱会作说：“1974年5月，要把你们安置在外地，後来没信了。1975年春节前，又决定把你们安置在外地，後来也没信了。总之，对你们几个人，毛主席、周总理生前是当大事来抓的。”

黄吴李邱在北京卫戍区关押时一直佩戴领章帽徽，进秦城才换囚服。吴法宪实在想不出把他们送进秦城的理由，毛、周在世，恐怕是不会送他们到这里来的。他们没有参与“政变”，没有反对毛主席，翻来覆去查了5年，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吴法宪思前想後，能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当时只有三个人是说了算的，华国锋不熟悉我们，叶剑英虽然熟悉，但文革中有一段时间靠边站，有些情况不了解，也不怨他。汪东兴与黄吴李邱共事多年，无话不谈。当时很多事情是他鼓动做的，“四人帮”倒台了，竟然把黄吴李邱送进大牢。

1978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从江西迁入亚疗。亚疗最後的“犯人”张发云、时念堂、叶镇、李松亭等25人被押到山西，到了山西就分开了。张发云1980年转到太原，1982年释放回北京，交回空军政治部，按月发生活费，刚开始几百元，後涨到几千元。看病在空军总院实报实销。空政像他这样挂起来的还有王德春、赵光第、王启夫等。

43、莫名其妙的“发射名单”和走了样的《内部参考》

1975年4月，杨富民解除关押，9月他到济南军区农场劳动。1977年8月，他被召回北京，空军专案组的结论是“上贼船，犯方向路线错误”，发配到空军武功12厂任副厂长。杨富民二话没说，到武功12厂接上了组织关系，先下车间锻炼。他本以为日子就这样平静过去，谁想“九一三”事件过去六七年了，蹦出来一个“发射名单”。其中提到杨富民等四人态度最好，被列入“发射方案”第一批名单。杨富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发射名单”，更没有听说过“小舰队”，却不由分说被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按副团职转业。他回到家乡山西芮城，担任公社副主任。

原来文革初被赶到干校的一些人“杀”回空军，发现刘沛丰笔记本上有一个机关干部“发射名单”，分核心骨干、一般骨干、外围。其实这是发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名单，刘沛丰写字潦草，空军专案组误把“放”当成“射”，成了发射导弹名单。张廷发说：“凡在‘发射名单’上的人一律开除党籍。”1978年6月，空政召开党员大会，宣布空军党委对空政一批人的结论及处理决定，同时在6月22日的《空军报》头版匿名批判。

1983年空军来人，改了杨富民档案里的结论，行政降一级，不恢复党籍。本来中纪委规定，涉嫌“两案”人员结论的上报材料，必须有本人意见和签字，而杨富民对给自己的几次结论毫无所知。杨富民妻子自他进监狱後，吓得吃不进去饭，1985年因进行性肌营养不良早逝。芮城县给空军写信，要求恢复杨富民党籍，空军不予理睬。杨富民到了年龄按副县级离休。

《空军报》在“九一三”後没多久就停了刊，章镇在办公室写交代材料。1972年8月，空军去干校的一些人回来後，章镇进了学习班。以後到定兴农场，又到孝感劳动，1977年他回到北京，10月到空军航修厂任车间副主任。1978年夏，空军给了结论：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按副营职转业吕梁地区。以後改了结论，按副团转业，党内留党察看两年。《空军报》处以上干部除留用一名干部外全部转业。王启夫曾被报社安排陪林豆豆下部队采访，也成了他的罪行，他被关到1978年，复员回老家。

官伟勋1970年8月前离开毛家湾，与林彪、叶群再无联系，他没有进学习班，还参加了空军整理林、吴反党集团材料组。可好景不长，1974年1月批林批孔，空政机关“放火烧荒”，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大军阀李德生”“包庇”下来的“黑教员”。苏延勋牵头贴出九人大字报，说官伟勋问题严重，“远远没有查清”。4月12日，官伟勋被停职审查，到南苑农场劳动，也没人管。他读了不少马列的书，并做了摘记卡片。1977年8月让他转业，经他再三要求，才让他看了“结论”，说他在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还打印有“我完全同意这个结论”的字样，时间是1977年8月3日。官伟勋表示他没有签过字，还是被哄骗到四川彭县空军工厂当车间副主任，1978年他转业到重庆市博物馆，以後调回北京在《中国农民报》任编委。官伟勋不知写了多少次申诉信，根本无人理睬。1983年2月21日，空军给《中国农民报》上级主管部门寄来空政党委关于官伟勋“免做结论”的决定，请他们通知本人并清理其档案，将本人写的检查退还本人。

但噩运并没有完。1983年11月4日，新华社编发《内部参考》报道空军党委关于整党的消息，谈到原空军“三种人”受到地方重用，比如“原空政文艺处副处长转业，钻进《中国农民报》”。官伟勋分别给中央整党领导小组和中央军委写申诉信，指出这是对他新的诬陷，要求中央予以追究，并澄清、道歉！军委清查办负责人将信转交余秋里（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查问空军，空军党委说是新华分社编稿子走了样。官伟勋说：从37岁到57岁，在这个人生精力最充沛的生命段中，我却不得不一次次为这些诬陷写申诉信，足有一米高，这实在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舒云附记

本文根据本人72本采访笔记和相关材料写成，仅是“冰山”一角。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中央专案组始终没有找到黄吴李邱以及绝大多数知情人涉嫌“两谋”的证据，而涉案人员仍被关押几年、十几年，有的并被公开审判，定罪判刑。这只能说明人治是没有标准的。为这样的罪恶不再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启动复查，也希望更多的当事人勇敢站出来，留下记忆中的昨天。

2019年12月24日再次修订

2020年2月8日最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