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昌海：“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40年代的法国。1869年德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而後各国建立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大都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并于1889年组成了第二国际组织。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去世前不到五个月，发表了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这也是他最後的政治遗嘱。恩格斯在其中肯定了议会斗争的必要性、合理性，期待欧洲工人阶级能够通过合法方式取得政权，在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坚持恩格斯的本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却被後来从第二国际中分裂出来的共产党人斥之为“修正主义”。1918年，列宁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1919年，列宁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领导世界暴力革命，其各国的共产党支部，大多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分化出来的。列宁、斯大林等人摈弃了恩格斯的最後遗言，仍将“19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第二国际在1920年恢复活动。

在赣南苏区如火如荼清查“AB团“之时，闽西根据地也发生了一场肃清“社会民主党”的大案。1931年1月初，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的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列宁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大会，有十几名青年军人因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闽粤赣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邓发便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同是六届三中全会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邓发缺乏项英所具有的对复杂事物进行缜密分析和慎重判断的能力，其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

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到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团」难分伯仲。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指称社党分子全凭肉刑和逼供；肃反的唯一手段就是处决；恐怖机器一经开动，就产生了自我驱动的内在动力，使其疯狂运转，不断依次进入更高阶段，结果是纵火者也与之俱焚——杀人者终被杀！3月2日，由处决原红十二军第100团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为始，肃反狂潮迅速波及红军、党和苏维埃各级机构，以及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系统，导致地方红军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闽西苏维埃政府三十五名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半数，段奋夫等一批闽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和永定、龙岩、杭武等县区的负责人都尽行被捕杀。闽西共青团三十多个区委几乎全部瓦解。仅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被害者中大多为二十几岁的青年，闽西肃反第一个牺牲者林梅汀被杀时，年仅二十四岁。在被害者中最小的只有十六岁。许多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参加了「社民党」的「十毫子运动」、「食烟大同盟」、「姑娘姐妹团」、「找爱团」、「膳食委员会」，都成为被处决的理由。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当时仅有100万人口的闽西根据地，总共杀害了6352名“社会民主党”人。闽西苏区因此元气大伤，党员由八千人锐减至五千人，红十二军大量减员，一些地方接连发生武装反抗事件。

由「肃社民党」造成的空前「红色恐怖」使闽西苏区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陷入惊恐，由蛟洋农民暴动的领导人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区，成为大批红军干部战士逃避捕杀的避难所。傅伯翠曾任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曾因在其家乡古蛟区实行「共家制度」受到批评，其後，又因拒绝出席有关会议和拒不服从工作调动，在1930年10月，被指称为「第三党观点」而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邓发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後，在1931年2月宣布开除傅伯翠的党籍，并派红军攻打上杭古蛟区，逼使傅伯翠走上拥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伯翠为闽西「社民党」首领，古蛟区为「社会民主党巢穴」。闽西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已发展到动摇共产党社会基础的危险地步。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这一冤案至1932年3月开始得到了基本纠正，但在半个多世纪内仍遗留了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长期不为「肃社党」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赣西南「打AB团」与闽西「打社党」有极大的关联，如果为「肃社党」全面平反，势必牵扯到为「打AB团」翻案，从而有损毛泽东的声誉。

1954年，中共福建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对在闽西肃反中被错杀的3728人予以平反，并追认为烈士。但在闽西苏区是否有「社党」，「肃社党」是不是冤案的根本问题上，则全部维持1931年的结论。直到1985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调查研究後才做出结论：闽西没有「社会民主党」，「肃社党」运动不是「扩大化」问题，而纯属冤案。傅伯翠也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