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学院式汉学的兴起——《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一章“西方汉学早期发展脉络”之二

作者：胡志宏　

欧洲的学校很早以来就开课讲授东方语言。

根据傅海波的介绍，希伯来文是欧洲入学习的第一种东方语言。因为组成基督教教义的《旧约全书》与犹太教经典有承继关系，欧洲学术界至今仍有一种很牢固的观念即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文明值得进行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文明。伊斯兰教是欧洲人最早接触的几种宗教之一，信奉伊斯兰教的欧洲人分散居住在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文化研究在欧洲学术里占重要位置，学校里很早就开设了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波斯语课程。后来，欧洲人发现梵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印欧语言的祖先，从而热衷于研究印度。印度学包括梵文哲学和人类起源研究，印度文化里的浪漫主义也深受欧洲人喜爱。时至今日，印度式饮食和衣饰在欧洲日常牛活翠的普及程度仍远远超过中国式。继印度之后引起欧洲注意的东方文明是埃及，再次就是位于远东的中国。但是，简而言之，当今欧洲和北美大学里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在数量上与研究其他几种东方文明的已大致相等。

(一)汉学讲座的建立

随着18世纪耶稣会士撤离中国传教区，汉学中心从中国转移到欧洲本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硝烟以后仅仅20年，汉学不仅得到重建，还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成为高等学府里一门正式的学科。

按照欧洲学界的惯例，学院式汉学以授予汉学教师教授或终身教授的头衔为标志，因此法兰西学院1814年12月11日开设的汉学讲座作为学院式汉学建立的标志得到公认(见注②、⑥)。该讲座全名为“汉族和鞑靼——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法国也是最早教中文口语的国家。大革命发生以后不久，汉学就得到新层次上的重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学术界仍保持自己的传统、标准和工作上的连续性，这在欧洲并不奇怪，从长时段考察更是如此。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设立初年的几任教授即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也是当之无愧的，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

其他欧洲国家在设立正式的汉学教授位置以前度过了较长时间，也就是说，在19世纪初年和中叶的很长时期里，有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但是没有教授头衔。

德国直到1871年统一的时代一直没设立汉学教授的位置，于1909年在汉堡大学开设中文课，治汉学的教授仅为兼治汉学，他们的学术工作本身就可以确立其合法性，但是始终不能成为可以与法国汉学教授相比的大家。这个时期德中之间没有贸易关系，德国在中国没有殖民地。1871年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当政时期德国海外贸易兴起，并在中国夺得殖民地，而俾斯麦又鼓励汉学研究，于是专业汉学在大学里确立了。

英国直到19世纪后半叶的1876年才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设立汉学教授的位置。傅海波对19世纪的英国汉学评价不高，认为充其量不过是在大学里增加了异国情调，但是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被后人誉为欧洲人文科学式汉学的代表人物，笔者以为这不仅由于他著述很多，还在于他的一个重要贡献，这个贡献在今天由于英语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通用语言而变得更为凸显，即翟理斯与他的前任威妥玛(Sir Thomas Fri-ancis Wade．1818—1895)教授合作，创立了汉语与英语间的转写方案和汉语读音音标，使英国人认、读汉字或在中英文之间进行翻译时有了一个通用的规则。中国文字统一但各地方言语音相差极大，试想如果没有一个通用的音标，英国人该怎样读中文?他们到中国来听到各种方言又该如何应对?

与传教士相比，翟理斯的个人经历很有特色。他出身于书香门第．1867年22岁时到中国，在中国生活24年，先后任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和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英领事馆官员，返回英国后于1891—1932年任剑桥大学汉语教授⑩，翟理斯是在中国做外交官然后成为汉学教授的典型。他的另一个贡献是编写了一部类似《中华帝国全志》、《中国杂纂》的《中国文学史》，为英语读者展示了东方风味的文学长廊(见注⑩)。翟理斯的学术活跃期比法国汉学讲座初设的时代晚，但是在学术发展的逻辑上应该把他放在学院式汉学建立的初年。

学院式汉学从两方面得益于耶穌会士，一是人员，二是图书。最早的汉学教授常有传教的经历，传教士送回欧洲的藏书则使以往从纪实性报道了解中国的教师和学生读到中国古文原文，这种全新的经历给治汉学的师生带来的震撼难以言喻。欧洲汉学教学至今仍以指导学生阅读中国历代古文为主要课程，傅海波仍提醒当代的汉学家恢复他的老师、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倡导的背诵中国古文的学习方式。戴密微曾批评耶稣会士没编出好的中文辞典和语法书，这项空白在19世纪汉学教授的督促下终于得到填补，由于欧洲人更容易接受满语，因此也编撰了古代典籍的满文译本以便易于掌握汉文原著，当今的时代则由日文译本或中文白话本代替当年的满文本。此外，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的通史教科书、资料汇编、书目索引、百科全书、地图集等也先后被提到日程上并一一完成。

由于中文艰涩难学，且汉学系学费昂贵，欧洲大学里学中文的学生并不太多，教师们因而有较多精力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欧洲纯学术的传统本来就和相对单纯的大学的环境相辅相成，现在汉学也能得益于此，实现学术独立。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雷慕沙(Abel-R*musat，1788—1832)睿智地发现中国史学典籍里载有不少研究印度史、亚洲史和世界史的宝贵资料。他指出，即便仅从欧洲史和世界史的需要出发也不应忽视中文典籍。今天看来，雷慕沙这样敏锐的史料意识已足够使他担任第一位汉学教授。雷慕沙博士论文的内容为中医，后来又以满文研究而为人瞩目。他特别注意在语言学基础上进行汉语教学，而他最重要的著作是逝世以后才出版的译著《法显撰〈佛国记〉》(]836年)，书后附有内容丰富的考证。由于耶稣会士比较注意儒家，因此雷慕沙这部译著很引人注意(见注⑥)。

雷慕沙于44岁时死于流行性霍乱，其后任为他的得意门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儒莲学习过多种东方语言，早期作品为《孟子》拉丁文译本(1824年)。为了继承《佛国记》的译注工作，他译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年)和《大唐西域记》(1857—1858年)，这两部书被列入《汉文书籍目录译文丛书》，纳入商业性出版物行列，以小开本、低价格赢得众多读者，很多旅客在乘坐火车时喜欢购读这种书籍，因此被戏称为“铁路图书馆”成员。汉学书籍成为普及的盈利的出版物，使儒莲的声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同时也使出版家找到了新的出版方向。今天，在欧美普通的书店里都会看到中文典籍的西文译本，如《论语》、《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见注②、⑥)。

儒莲的译著还有《突厥历史资料》、《景德镇陶录》、《赵氏孤儿》、《西厢记》、《玉娇梨》、《平山冷燕》、《白蛇精记》。这些译本引起的兴趣至今不衰。

法国还有一所“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该院创建于17世纪，以培养近东语言翻译人员为目标，19世纪40年代起开始汉语教学，于1843年设汉学讲座教授位置。欧洲这类语言学校的建立和延续在学术史上的作用大得难以估计，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留欧学生和当今的美国学者都到这些学校去学习自己需要的语言。

首任教授安东尼。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2)从未到过中国，但跟从儒莲学会了汉语。巴赞优秀著作的主题都围绕着语言研究和口语教学，他还翻译了四部元代戏剧：《倍梅香》、《合汗衫》、《货郎担》和《窦娥冤》。巴赞以后著名的德微理亚(Gabriel Dev6fia，1844—1899)在法国人征服了越南北方时，发表了对公众及国务决策人均有价值的《中国与安南一一越南关系史》(1880年，见注⑥)，他还是涉足中国近现代史一一太平天国史的几位先驱之一(见注③)。晚年的德微理亚回到不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领域，语言方面他注意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文字如西夏文、女真文、猡猡文和蒙文墓碑、拓片，他还研究了耶稣会士时代汉学家来不及涉足的伊斯兰教和摩尼教(见注⑥)。

戴密微把微席叶(Arnold Vissi&e，1858—1930)当做以翻译为汉学成果主要形式的时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戴密微描述了他的个人风格，这种境界恐怕很多人没有达到，但很可能代表欧洲汉学家当年的追求：

“微席叶在旧制度时代讲一口无懈可击的汉语，他自己能撰写并抄正礼宾性文件，最终具有了中国文人的风度、言行、举止以及几乎与中国人毫无差异的情感了。有人传说，令人生畏的皇太后慈禧曾颇受这种模仿魅力的吸引。在他于东方语言学院30年的教学生涯中(1899—1929年)，微席叶表现为一位严谨而又认真的良师。他从不自认为具有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始终为此做准备却又不以此为目标。”(见注⑥)

这种境界也是后世许多欧洲学者的追求，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治汉学的欧洲学者深受不能亲临中国之苦。

微席叶在法国汉学领域还扮演了类似于翟理斯在英语世界的角色。他的汉语音标法被法兰西远东学院和整个法国汉学界接受。当然，当今的法国汉学家都使用中国的“拼音”法(见注⑥)。

戴密微指出，如果在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言学院的汉学讲座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前者注重讲授中国的知识、进行某课题的研究，重点在于学术；后者比较注重实用如外交上的需要、重视语言研究和教学。在学院式汉学与耶稣会士汉学之间进行比较，前者的长处表现在描述的准确性和方法的严谨方面，并准备把欧洲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汉学研究里，进行史料的考察和编排、对比、考证，但是由于不能像耶稣会士那样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直接的、感性的接触，没有近距离地参与和体验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因此少了直观性和亲身参与后体现在学问上的深度和贴切。此外，戴密微认为他们还有“阻碍任何比较文化研究的欧洲优越感”(见注⑥)。

巴斯蒂夫人则把19世纪学院式汉学放在当时欧洲学术和欧洲历史学发展程度的大背景里进行考察。

巴斯蒂夫人指出，学院式汉学建立初年，欧洲学术里的历史学自身尚未发展为独立的、成熟的学科，汉学家因而也得不到比较确定的、公认的、可用于中国史的方法。她说：

“19世纪第一个十年，欧洲史学仍处于为自己建立科学纪律的阶段。这个过程包括建立新的规则和批评的标准，提倡注意第一手史料和档案资料，也强调寻找新的研究对象和史学的新任务。史学研究建立在仔细地研究事实的基础上，进而解释产生于当时的欧洲政治事件主要行动者手里的民族国家的起源和特点。”(见注③)

这段话给认识欧洲史学的起源、欧洲史学理论与汉学的关系的中国学者透露了重要信息。欧洲学术一向以神学、哲学和宗教研究为主流，历史学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产生的，在事件发生以后，人们需要追究事件的起因和进程、主要行动者的动机和行为，而中国史学从一开始就以记录最高统治者的言行为己任因而在传统文化里位于前列甚至是中心的位置。但是汉学家并没有自动运用欧洲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中国作为“他者”似乎还可另作别论，只适合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方法研究中国，简单地说就是只研究历史上留下的文字材料，阅读或翻译或转述，谈不到鉴别它们是不是第一手资料，也没有建立适当的评价中国典籍的标准。

但是问题也还有令人欣慰的一面。巴斯蒂夫人明确指出，先进概念产生以后，欧洲中国观戏剧般的转变只发生在哲学家当中，历史学家非常谨慎，他们没自动运用自己学科的武器研究中国，但也没盲目追随制造戏剧效果的哲学家。欧洲历史学家也从未运用马克思“亚细亚”概念，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没运用这个概念。作为资深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巴斯蒂对她19世纪前辈的要求也不是很低，她认为中国的古代文物和典籍实际上是研究人类和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宝贵史料，汉学家本来可以利用它们建设古代文明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知识和理论，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机会，结果使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建设来自于深入到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中国学者姜广辉撰文说明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现实可以印证摩尔根的理论”，巴斯蒂夫人则希望类似摩尔根的理论成果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汉学家。

欧洲史学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产生于对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成绩主要由年鉴派学者做出一一建立了开放的史料观。由于中世纪没有留下类似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中和工业革命过程中那么多的档案史料，中世纪史料以宗教史料为多，治中世纪史的权力一定程度上由贵族学者垄断着，因此年鉴学派的创新意义重大。这一次汉学没有错过机会，他们运用年鉴派理论研究了中国史。

(二)四个主题与19世纪中期汉学环境的变化

巴斯蒂夫人指出，学院式汉学出现以前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史研究的兴趣集中于四个主要的课题”(见注③)，19世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东南亚以后，欧洲汉学家再次得到进入中国的机会，汉学有了较大进展和质的变化，这四个主题仍明显地见于其中。

这四个主题为：

1．中国文明的起源。

该主题早已存在于17、18世纪的欧洲汉学里。做出最初贡献、促成主题形成的是研究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英国教授泰雷安．德．拉孔皮尔(7errien dc Lacouperie)，后来的汉学家做了更细致、更严格的工作，以法国的毕欧(Edouard Biot)翻译的《周礼》(1851年)为最突出的成绩。毕欧的父亲是法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涉足过中国古代天文学。毕欧原为工程师，为法国最早的铁路建设做过贡献，自30岁起专心研究汉学，成为儒莲的得意弟子。毕欧课题的重心在于中国古代的科学，包括天文学、地质学、气候学、气象学和地震测报术。他对工艺极有兴趣，翻译了《周礼．考工记》。戴密微对毕欧极为推崇(见注⑥)，他认为毕欧译文的质量非常高，以至于1940年在北京被盗印。

汉学家眼里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并不是中国开天辟地时代文明起源那种意义上的问题，他们注意的往往是中国人眼里很平常、但他们却认为是特殊的物质文明或科学、技术、工艺的缘起和广泛的采用，其缘起和采用意味着中国先民在自己的时代作出的选择。比如一整套耕作技术和方式的形成及其中的重要环节如犁铧和播种用的耧是怎样诞生的，木材为什么在建筑材料里占有很大比例，为什么修建长城，汉、魏墓穴周围为什么有石雕，中医怎样诞生，《本草纲目》的价值的高低，航海技术的水平如何之类的问题。这些特殊的文明也许代表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但也许并不是在中国环境里生存的最佳选择，它们的持续存在就是问题，吸引了汉学家的注意力。

2．中亚部落和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

突厥人、蒙古人、藏人、鞑靼人和女真人一直是早期欧洲汉学论著里的主角。长期以来，欧洲人史学研究的主题囿于时间短暂、地域不广的地中海地区，当他们企图寻找自己民族的、历史的起源时会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西亚、北非等中东、近东地区，再追溯下去就是中亚地带了。而中亚地区的确残存着欧洲古代文明的遗迹，中国的古籍如汉代文献里确有关于白种人的记载，有珍贵的阿拉伯、印度、地中海各地区的史料，这些文字和实物遗迹比纯粹的中原汉族文明或印度文明更使欧洲人感兴趣，他们会很自然地注意与自己有关的事物，中西交通问题成为当然的热点，如唐代高僧的西行路线、郑和航海路线等。

欧洲学者在掌握中亚民族文字方面具有优势，使其中亚史论著带有显见的长处。巴斯蒂夫人列举了几部优秀著作：普拉茨(J．H．Plath)著《亚洲东方史》(哥廷根，1830年)；亨利．海尔．豪沃思(Henry Heyle Howo~h)著《九一十九世纪蒙古史》(4卷本，伦敦，1877年)；因早已有中文本而广为中国学者所知的多桑(C．D’ohs-son)著《多桑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铁穆耳朝的蒙古史》(阿姆斯特丹，1852年)。

3．中国历史的连续性。

由于欧洲的古代文明曾经中断，所以中国文明始终连续存在这．个历史现象令欧洲学者迷惑不解，刺激着他们不辞辛劳地学习、研读和翻译中文史料，巴斯蒂夫人认为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维也纳出版的各朝代、各位皇帝统治时期的典籍和注释是这种努力的代表性成果。巴斯蒂夫人还引用了法国汉学家纪尧姆．鲍狄埃(GuillaumePauthier)1837年的大作《中华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及资料汇编》开篇第一段话说明中国历史连续性这个主题在汉学里的位置：

“所有历史现象中使人印象强烈并试图理解的是要掌握整个宇宙生活和人类的一般发展，最古老、最特殊的是帝国确实无限期地存在着。”(见注③)

可惜，戴密微对纪尧姆．鲍狄埃的评价不太高，他认为鲍狄埃的全部汉学工作比较平庸。

汉学发展的变迁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后来的汉学家也在相反的方向上付出了努力，即努力揭示中国历史的断裂、王朝交替时期的实况及官修史书对断裂的文饰及解释。

4．中国社会的一般特征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这个主题一直持续存在，直至当今。

在这个主题上做出最初贡献的仍然是毕欧。巴斯蒂夫人认为毕欧多半是19世纪欧洲汉学家当中最具有新的立场和革新精神的一位。除了中国古代科学领域的研究，毕欧的笔触还涉及到长期未曾有人涉足的经济史，他写了《论中国自远古时代以来的土地所有制状况》(1838年)，从此，许多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巴斯蒂夫人认为毕欧的《论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1847年)是探讨中国社会固有特征的先锋之作，描述了古代的教育机构及借以产生的社会组织，把笔触指向古代农业社会的家族组织和绅士阶层占据的关键的位置，成为后世一系列注重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社会一般特征的史学思潮的先锋之作。

汉学在19世纪中期得到了发展的好机会。英、法、德、奧、意等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侵人中国进行殖民统治，欧洲学者继传教士以后来到中国本土，中国作为殖民地为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和搜集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国际汉学界公认自19世纪中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段时期是汉学发展的高潮期。第二次高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过主角已变成美国和日本。

巴斯蒂夫人把19世纪中期以后在中国做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官员、旅行家、记者进而从事汉学的人称为“实践型汉学家”(见注③)。他们阅读了许多欧洲图书馆未曾收藏的中文史料和文学作品，使欧洲汉学由于他们的著述而取得大幅度的进步。欧洲的中国史学者住在中国，这种经历使他们得到在欧洲得不到的正确感觉。实践型汉学家由于身处中国，受现实环境和政治需要的影响，还比较注意开辟当代史研究领域，如太平天国史、中越关系史和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研究。

对19世纪中期的变化感到特别兴奋的是耶稣会士们，现在他们重返中国，得到原被没收的天主教财产和传教权。但是他们没有回到北京居住，却在直隶的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和上海徐家汇建立了两个中心，创办了天文台、图书馆和震旦大学，并着手编撰《中华帝国全志》和《中国杂纂》的续编(见注⑥)。

1849年出生的法国学者考狄尔(Henri Cordier，1849—1925)虽不识中文却被誉为人文科学式汉学的代表人物，个中原因与他年仅20岁便亲临中国并终其一生为汉学做了许多工作的经历紧密相关。考狄尔在中国逗留了7年，与许多汉学家包括俄国人和英国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回到法国以后，他在东方语言学院执教长达43年。他对欧洲汉学做出的贡献首先在目录学方面，陆续编辑、出版了《西洋人论中国书目》及补编(1878—1924年)，他还整理、编辑了欧洲中世纪的旅行家赴中国游览后写作的游记。考狄尔另一项出色的才华和能力表现在组织工作上，他活跃在各种学会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鼓励学生研究中国，其中最优秀的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考狄尔还创办了《通报》(T’ung Pao)这个富有盛名的欧洲汉学杂志。

但是，直到19世纪最后一两个十年，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专家数量的增多都没使整个汉学当中的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个分支和欧洲史学融和在一起。也就是说汉学当中的中国历史研究并没有鲜明地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其成果不能与欧洲的世界史研究成果相比。也不能被吸收到世界史成果里。欧洲的哲学家仍然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与世界史发展的正常模式不太一致，因而成为特殊的东方社会。但是历史学家比较谨慎，不过他们一时之间尚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成果。欧洲的中国史研究落后于欧洲史学发展水平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1．19世纪后期，以兰克(Franz Leopold yon Ranke，1795—1886)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欧洲学界已得到确立，史学有了比较稳固的、独立的学术地位。实现这一点当然以史学学术纪律的建立为基础，但是兰克认为欧洲史学的中心任务是研究欧洲当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制度的发展，这就使欧洲先进的史学理论难以用于中国古代史，导致当时欧洲的中国史研究难以逃出旧式汉学的范围，“即通过语言和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国文明。汉学方法在西方学术里成为惟一与中国学术相似的研究方法”(见注③)。

2．很难实现让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与欧洲史学同步发展，即便有些学者打算把欧洲史学方法运用于汉学，但如果没有长期阅读、背诵、翻译中国古文的功底，先进的研究手段仍无以附丽。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同时掌握欧洲史学方法与中国古文典籍，因此，“这种只有很少数人使用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生产出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见注③)。

总而言之，中国的形象在欧洲人眼里朝负面转化的时刻，汉学却先在法国，继而在俄国、英国、德国的大学里得到正规的位置，成为欧洲学术的一部分。随着年轻的学生和学者踏人中国之门，亲身接受中国文化的浸染，汉学研究迅速进展，虽然直到19世纪最后一两个十年以前，汉学尚未取得与欧洲各专门学科如史学同步发展的程度，但是中国丰富的史料和地下的宝藏却昭示着汉学繁荣的前景。不仅如此，汉学还为欧洲学术提供了新的学养和鲜活的实例、物证，为欧洲的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探讨人类文化源头和各民族原始状态的新学科带来生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