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国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內容介绍

美国政府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国崛起的秘密战略，以及我们是受到什么诱惑後帮助中国取代美国而称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来，美国在帮助中国不断壮大经济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强其科技与军事实力，相信中国之崛起会带来合作、良好的外交关系和自由贸易，并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国梦”是要像我们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国地位一样对美国进行取而代之，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根据与若干中国变节者的谈话以及之前不曾公开、新近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百年马拉松》一书揭示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秘密战略，此举将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2049年。本书作者白邦瑞自从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时代就开始担任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高级职务，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利用其数十年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里“鹰派”人物的联系，翻译了这些人的文件、言论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华的治国方略如何为现实行动打下坚实基础。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看待美国及其领导人真实想法的内部资料——美国人不过就是终将自掘坟墓的野蛮人。

此外，白邦瑞讲述了美国政府时而没有意识到、时而不情愿地帮助圆所谓“中国梦”的具体行动；由于中国并未发展为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却变成了真实的威胁，他呼吁对华采取竞争性更强的全新战略。我们正面临着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安全挑战，《百年马拉松》一书就如同美国人民的警世钟。

作者简介

目前白邦瑞为哈德森协会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服务过从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奥巴马的历届政府；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兰德公司分析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在国防部担任过高级职务，历任四届参议院委员会工作人员；他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及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现居住于华盛顿特区。

导言：一厢情愿的想法

“瞒天过海”——三十六计

五大错误假设

错误的假设一：美中交往能带来全面合作

美中交往能带来全面合作已经四十年了，我和我的同事都曾认为与中国“交往”有助于使中国在相当广泛的领域与西方合作，但这种愿景并没有实现；原本以为贸易和技术合作有助于中国和西方在区城及全球秩序上达成更多共识，也没有奏效。简而言之，我们对于中国曾有的乐观展望都落了空。从阻碍饱经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重建工作和经济发展，到给苏丹和北朝鲜等反西方的军政府提供救援，中国在目标和行动上都在和美国政府作对。诚然，中国正在和美国的盟友及敌人建立自己的联系，这一点表明北京任何关于和平的建设性意向都言不由衷。

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例，没有任何一种安全威胁会比此类武器的扩散对美国的威胁更大，但是中国一点都不愿意帮忙抑制北朝鲜和伊朗的核武野心。这样说还是客气的。

“911事件”之後，某些评论员表示相信美国和中国今後将因恐怖主义的威胁联合起来，就像以前因为共同对付苏联而联手一样。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表示“泯除之前的敌对”，合作对抗恐怖主义“共同危险”的殷切盼望，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态度。

中美在这个议题上的合作范围和最终成效都相当有限。

错误的假设二：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

中国会走向民主之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肯定有所改变，但是它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像我们这些力主中美接触、合作的人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演变，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就这一点达成共识。这些专家已不再是少数派。普林斯顿大学的亚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濒临灭亡，反而可能继续统治数十年。作家詹姆斯•曼（James Mann）报导中国新闻已逾三十年，指出他所谓的“缓和剧本”——即预测中国将顺利演变为自由民主政体——可能成为幻影。他提出警告说，今後二、三十年中国可能远比今天更加富强，可是它或许还将在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之下，仍然会“敌视持不同政见者和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并与美国针锋相对。欧洲外交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是个重要的中偏左智库。它在2009年的评估报告中指出，认为与欧盟往来会使推动中国“经济自由化、促进法治及政治民主化”的想法是“犯了时代性错误”。中国不但没有出现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反而出现了学者们关注的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上撰文，将这种转变称为“专制适应力（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即使如此，以为民主的种子已在中国村级基层播下的想法却成为美国许多中国事务观察家的共识。这派主张认为，只要美国不拔苗助长，中国在乡镇的地方选举终究会演变为省级与全国选举。

和美国政府里的许多同事一样，这样的关于中国的民主理论我已经听了几十年了。我在无数的书本和文章中都读到这种论述，我相信它，也希望能相信它。

1997年我和一些人受邀到工业城市东莞附近的一个村子去见证“民主”选举的萌芽，我的信心才首次动摇。我在参访时有机会和候选人用普通话聊天，从而了解到选举实际是怎么运作的。选举的潜规则很快就露出马脚：候选人不得举行公开集会、不准有电视广告、不准张贴竞选宣传品；他们不准批评共产党推行的任何政策，也不得就任何议题随意批评对手；更不会就纳税、预算开支或国家未来进行美国式的辩论。候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对手比较个人品质，违反上述规定即构成犯法。

和我交谈的一个候选人问我西方的民主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我不敢告诉他真相，中国的鹰派已经消灭了真正意义上的选举。

错误的假设三：中国是脆弱的小花

1996年，我参加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团员当中的罗伯特•埃尔斯沃斯（RobertEllsworth）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杜尔（RobertDole）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中方以为杜尔若当选总统，埃尔斯沃斯或有可能出任国务卿，不敢怠慢，让我们有机会破例看到中国内部的运作状况和问题。接待我们的一些随员是自命为“鹰派”的军官。

在和中国学者显得相当坦率的意见交换中，我们被告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风险——政权和国家崩溃的可能性很大。这些知名学者指出中国有严重的环境问题、蠢蠢欲动的少数民族分裂势力和无能又腐败的政治领导人。除此之外，这些领导人也没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考虑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出了名的隐秘性，我很诧异于这些学者的坦率直言，也对他们的预测感到相当震惊，因此强化了我支持美国援助貌似脆弱的中国之心态。

我後来获悉，中方也安排其他美国学术、企业界领袖及政策专家参加这类“专属”访问活动。来宾也都会听到此类中国即将衰退的类似信息。他们回到美国後，许多人也在文章、专著或评论中重复讲述了这些所谓“真相”。例如，颇有影响力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列举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减速成长或甚至崩溃的十大因素，後来许多年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一直都以此趋势作为重点。2003年，《评论》（Commentary）杂志刊出一篇文章的标题即为中国“生病”了。2001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也称中国“即将崩溃”。许多人表示担心，深怕美国若对中国施加太大压力，要求它举行选举、释放异议人士、扩大法治范围、公平对待少数民族，这些压力会导致中国崩溃——进而导致全亚洲动荡。

数十年来，我们在新闻报导、评论文章和专著中读到这类千篇一律的论述，它们主宰了我们全国对中国的讨论。不过铁的事实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经济学家的估计，中国已经强劲的GDP预计还会以至少百分之七至八的速度继续增长，因此最早可在2018年前後超越美国。不幸的是，像我这样的中国政策专家已经深深中了“中国崩溃论”的流毒，很少有人相信这些预测。正当我们还在替中国忧心忡忡时，它的经济已经翻了一番以上。

错误的假设四：中国希望向美国看齐，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像美国

我们美国人过分自大，喜欢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都希望变得和美国一样。近年来，我们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时就犯了这个错误；我们和中国交往也秉承着同样的心态。

1940年代，美国政府拨款进行了专项研究，试图了解中国人的心态。最後出了几份研究报告，其中一项研究，以罗氏墨迹测验卡对纽约唐人街一百五十名中国移民进行测试研究。研究人员包括内森•莱特斯（Nathan Leites）、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知名学者，他们也分析中国通俗书籍和电影的主题，结论之一是中国人对战略的看法见解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往往喜欢采取直截了当的行动，华裔人士则重间接、轻直接，偏重含糊和计谋，不喜欢做清晰明确的表态。另一个结论关于战略方面的中国著作和和文献更强调欺骗敌人，用诡计取胜。二十年之後，以心理分析法进行文化研究著称的内森•莱特斯撰文表示：“从孙子到毛泽东，中国讨论战略的文献都把诡计看得比其他军事理论更重要。中国人的诡计主要是诱敌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而较少注重如何去巩固和完善自身的作战计划。在其他文化里，尤其是西方文化，谋略主要用于如何确保己方部队能实现打击力量最大化„„中国式计谋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尽量少动用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倾向于不露锋芒，不公布掌权者的日常活动；他们认为奇袭和计谋非常重要。中国文献经常凸显尔虞我诈的角色，强调需要“智者”——即明智的政治家——以看穿诡计，洞悉真相。中国许多古典英雄故事都强调利用计谋操纵别人。许多流行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的英雄，皆善于不动声色地耍弄对手，直到最後才显露出真正意向。这些艺术家策划出最复杂的欺敌讯号，需要读者用心思索，到剧情告终时才有恍然大悟之感。

在1940年代这些研究——认为某一民族对世界会有不同的看法——被认为有争议、政治不正确，因此从来没有对外发表，唯一一份原版报告悄悄地躺在国会图书馆里。直到2000年，我才从和中国军方将领处了解到这些研究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人高度重视隐人耳目战略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感到自豪。两个鹰派将领成立了一个“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来推广这个观点。自从我二十年前认识他们以来，他们在全国媒体上的影响力大为增长。我的同事错误地轻视或忽略他们，直到最近，他们某些建议变成了中国的政策。

错误的假设五：中国的鹰派力量薄弱

1990年代末克林顿政府时期，我奉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之命执行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反思中国战略上欺骗美国的能力，以及迄今为止它究竟愚弄了美国多少次。根据秘密情报、未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异见人士及学者的访谈，以及直接参阅的中文材料，我终于开始看穿中国人用心遮掩起来、不让我这类人士知道的机密。

我搜集与我一向相信的传统论述相互抵触的线索，开始拼凑起与过去约四十年不同的另类论述。经过一段时间後，我看穿了了中国鹰派向北京领导人所提建议的核心所在，他们希望能误导和操纵美国决策者，以取得情报以及军事、科技和经济的援助。我发现这些鹰派向毛泽东以後的历任中国领导人建议，要报复百年国耻，期盼在2049年、即共产革命成功一百周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军事和政治领袖。这项计划即“百年马拉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从和美国打交道时就已开始执行这项计划，其目标是报复或“洗刷”过去列强带来的国耻；然後建立一个对中国公平的世界秩序、一个没有美国全球称霸的世界，并且要修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布雷顿森林和旧金山所建立由美国主宰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世界秩序。若要达成这个鸿图大计，鹰派评估後认为唯有通过精细的战略谋划，或至少要坚决否认中国有任何恐吓计划。

当我在研究报告中点破中国鹰派的野心，并就中国战略欺骗提出相关建议时，美国许多情报分析人员及官员起先都不敢置信，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我所发现的证据（多亏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谭纳特（George Tenet）慧眼独具，他在2001年因为这项研究成果颁给我杰出表现奖）。我能理解我同事们的质疑怀疑，毕竟中国政府长久以来都以落後国家的面貌出现，它的“和平崛起”需要协助；中方否认它有实现全球领导或与美国冲突的念头。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禁止中国称霸，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地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绝不会称霸”。换句话说，中国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但不会主宰任何国家或试图改变任何事物。我们没有找到一份中国关于称霸的计划书，中国也的确说过没有这种计划。他们只想让中国恢复三百年前的全球地位，当时它支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换句话说，根据中国鹰派的规划，到2049年中国至少要有美国的两倍强。

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一个民族主义不再那么强烈的中国，这一理念，赢得了西方学界、智库、金融机构和政府的欢迎和信任。关于中国只重经济发展而无意于称霸全球的判断和共识也更符合这些人的自身利益。无论他们是想要投资中国企业的民间股票型基金经理人，或是为了筹措经费、获得渠道以及推动研究计划并与中方合作者举办研讨会的智库学者，都需要合力鼓吹这些乐观前景。我们的外交政策专家、经济学者和企业人士这样去想并无不当，而且也有凭有据。中国也有真正想和美国合作的温和派，中国政府官员通常也积极阐述这类观点，并处心积虑地宣称它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声音。

但是那些被嘲笑是“拥抱熊猫者”（panda huggers）——我过去数十年也颇以此为荣——所拥有的对中国较亲善的观点，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中国境内的许多强硬派民族主义声音（从最高层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到基层民意皆如此异口同声主张）只不过是“边缘”主张。这些强硬派被贴上“脱离现实”的标签，是已经被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消灭的旧时代残留下来的“老古董”。

西方大部分中国事务专家数十年来都认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主流。这种一厢情愿的偏差想法已经固化成一个战略盲点，未来二十五年内，美国最棘手的国家安全挑战可能就要出现了。中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鸽派和鹰派，他们在北京的政府机构以及经常举行的各类会议里，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非常激烈的辩论。慢慢地，强硬派和民族主义的势力逐渐占了上风，在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核心圈里影响力极大。政府办的鹰派报纸《环球时报》已经成为排名第二或第三的畅销书刊，广受关注。它的总编辑胡锡进很清楚地表达出中国鹰派如何看待温和的鸽派，指责他们是“癌细胞，将导致中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