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国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

內容介绍

美国政府的顶级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国崛起的秘密战略，以及我们是受到什么诱惑後帮助中国取代美国而称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来，美国在帮助中国不断壮大经济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强其科技与军事实力，相信中国之崛起会带来合作、良好的外交关系和自由贸易，并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国梦”是要像我们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国地位一样对美国进行取而代之，那又会发生什么呢？根据与若干中国变节者的谈话以及之前不曾公开、新近解密的国家安全档案，《百年马拉松》一书揭示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秘密战略，此举将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2049年。本书作者白邦瑞自从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时代就开始担任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高级职务，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普通话；他利用其数十年与中国军方和情报机构里“鹰派”人物的联系，翻译了这些人的文件、言论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华的治国方略如何为现实行动打下坚实基础。他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人看待美国及其领导人真实想法的内部资料——美国人不过就是终将自掘坟墓的野蛮人。

此外，白邦瑞讲述了美国政府时而没有意识到、时而不情愿地帮助圆所谓“中国梦”的具体行动；由于中国并未发展为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却变成了真实的威胁，他呼吁对华采取竞争性更强的全新战略。我们正面临着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安全挑战，《百年马拉松》一书就如同美国人民的警世钟。

作者简介

目前白邦瑞为哈德森协会中国战略中心主任，服务过从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奥巴马的历届政府；他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兰德公司分析员、哈佛大学研究员，在国防部担任过高级职务，历任四届参议院委员会工作人员；他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及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成员，现居住于华盛顿特区。

第十一章 美国需师法战国思想

「釜底抽薪。」——《三十六计》

如果你是唯一一个知道比赛已经开始的人，你肯定很容易赢得竞赛。中国因此正走在即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路上，从而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是结局未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许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威胁、战略也最高明的挑战者，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挑战者。

不久前，美国才刚击败另一个具有称霸全球野心的大国所构成的威胁。美国以一系列战略和战术，在两党支持下赢得冷战。类似的作法可以做为战略核心，来击败或者至少抑制中国过大的野心。对策之一是让美国的决策者大方承认中国的成就，接纳中国的智慧和战略，引为己用。虽然有些中国古代兵法的作用是以小搏大、以柔克刚，但中国的战略文化的确有许多卓见可套用在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上。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不必只能为德国人所用。本着相同精神，美国可以从战国时期汲取若干中国智慧，用来在中美交锋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第一步、承认问题

北京领导人希望我们眼中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美国的政治和意见领袖必须睁大眼睛、仔细辨别中国所传送给他们的“消息”和事实真相之间的差异。孙子和孔子都认为必须辨识外表与实际。即使作为最大的拥护者之一，孙子也提醒大家莫落入聪明对手的骗局。孔子则主张“正名”最为重要，是正确战略的基础。简言之，要知道，敌人希望你相信他的表象，因此不要相信那些表象。

相信中国的经济面临重重险阻，最後却发现中国的经济单单自 1997 年至 2007 年就成长为三倍，岂不是傻子？相信北京一再的保证，声称它将支持自由贸易、会取缔窃盗知识产权，也会停止操纵汇率，同样也愚不可及。相信中国领导人一再宣示中国要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却看不到北京政府批准及鼓励将美国妖魔化，蠢得可以。相信它承诺会协助对付北韩和伊朗，事後才知道这两个政权都得到北京的支持，一样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如果美国想在百年马拉松中竞争，它对中国的想法必须彻底改变。这代表必须承认中国是竞争者、心存敌意。这代表要明白中国领导人是如何透过研究“势”、战国兵法，以及推翻霸主的策略在思考。这也代表要认识中国政府如何将这些想法化为行动。美国政府有一整套的政策和战略需要重新检视。

第二步、明确计算美国已经送出多少援助

每年美国纳税人缴的税金有一部分被用来协助中国崛起。这些援助大多十分低调，没受到媒体及大众注意。而这是刻意如此的。

2005 年，某位国务院官员在国会作证时透露许多美国人前所不知的对中援助方式。他谈到美国政府派许多劳工部专家到中国协助提升中国人的生产力。他说到财政部及货币监理局（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向中方提议协助它改进金融业务。

他提到联邦航空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协助中国飞机制造商的情况。他也报告美国政府其他机构如何促进在中国的数百项科学研究计划。

听证会後，这位外交官把我拉到一边。他知道我在中美关系上的背景，以及我身为国会幕僚人员的身分，他问我：“你能让国会取消每年的听证报告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以後不再做听证报告。他说：“说得愈多，外界愈清楚，国会愈是批评中国，就会想要终止它。这样会使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倒退三十年。”

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美国政府出资援助了中国多少项目。美国不仅出钱出力壮大自己的头号对手，甚至没有记录自己出了多少钱来养虎为患。

要在马拉松中竞赛，国会应该立法规定所有部会机构每年报告他们援助中国的情 况。

明订并公布这些计划至少会有三个好 处。第一，对美中关系保持着更审慎、怀疑之态度的美国人，将取得充分的信息，以对抗大力推动援助中国的多数学者、分析家和政府精英。第二，认清美国援助中国的领域，可以让决策者更了解在哪方面有筹码可以左右北京的行为。第三，美国人可以利用这份清单反驳中国教科书的指控（见本书第五章）。

它们声称自泰勒以降历任美国总统都想围堵及伤害中国。

第三步、精确评估竞争力

战国时期的许多故事都告诉我们，在择定战略之前要仔细衡量权力平衡。美国企业有一条不变的法则：「能衡量，才有改进」。个中内涵言简意赅：除非知道你需在哪里改进，否则无从改进。除非知道自己在哪方面落後，否则无法在竞赛中後来居上、领先竞争者。每一年中方会针对他们与美国的竞争力关系进行年度分析。为什么美国不这么做？

非营利组织“竞争力协会”（Councilon Competitiveness）成立于一九八六年，旨在提升美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它集合了企业执行长、大学校长、全国劳工组织负责人和著名研究机构于一堂。协会刊物详细预估，至少直到 2017 年，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将会如何下降，而中国却保持第一位，因为北京在制造业及工业上都保持着大量的投资。美国政府应该就美国竞争力进行类似但更加严谨的衡量。白宫应该每年向国会提出报告，包括美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们的相对表现之趋势和预测。美国政府的许多部会，包括情报机关，都必须参加进来。报告不必涵盖其他所有国家，只要针对前十名竞争者做比较就行——就从中国先开始。

第四步、发展竞争策略

《战国策》经常描述领导人如何凭借“改革”以远超竞争者的速度来竞争。要诀在于保持心智开放，承认策略需要改变而有所行动，然後执行新战术以获致渴望的结果。

肯特•休斯（Kent Hughes）是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美国及全球经济计划主任，也是竞争力协会前任执行长。他把中国科技崛起所构成的威胁，拿来与 1957 年苏联发射伴侣号人造卫星（Sputnik）做比较。他提出，虽然苏联发射卫星被视为是对美国科技及军事优势的挑 战，它也刺激美国投资其科学及工业教育，以及民间部门的创新。中国的崛起尚未刺激类似强烈的反应。休斯提出一系列维持竞争力的政策建议。它们包括美国公共、私立部门合作以提升竞争力；财政及金融改革；技术创新；建立终身学习文化；以及增加美国民间研发。纽约大学教授拉夫•葛莫利（Ralph Gomory）曾任 IBM 副总裁，他也建议凭借推动“美国实质的制造业复兴”，来对付中国“政府对土地、能源和科技的大量补贴，以及低成本或无成本的贷款”。中国委员会（China Commission）的帕特里克•莫洛伊（Patrick Malloy）也阐述需要有新的国家竞争力战略，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经济的优势已经受到了长期的威胁，甚至我们的国家安全也岌岌可危。”公共政策分析家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和史蒂芬•伊泽尔（Stephen Ezell）则提出一个跨部会计划以加强美国竞争力，但是他们又担心由于两党都存私心、有政治考虑，计划会受阻碍或遭到删除。他们向保守派提出警告：“右派几乎对美国全球军力优势有任何相对衰退的迹象都十分敏感，却偏偏奇怪地忽视美国经济地位的衰退将对其整体安全、特别是国防军备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左派人士，艾金生和伊泽尔也警告他们：“如果美国输了全球创新优势的竞赛，左派人士必须承认他们想促进社会正义的使命也无法有效达 成。”

第五步、团结美国内部阵营

战国时代领导人试图保持盟国紧密结合，设法将同床异梦的同盟结合在共同目标下。

不团结很危险。美国政府之内及之外，有许多人主张改革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们派系林立，经常搞不清楚其实彼此同在一条船上。至少从 1995 年起，北京的中国学者就常告诉我，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美国人是多么地囿于政治歧异、从来不能合作。

要等待希望见到中国内部发生改变的美国人携手合作已经太晚了。美国国内应该成立一个大同盟，以改变中国为共同使命，而且一相情愿以为美国可以协助中国改革的作法也该改弦更张了。这代表支持达赖喇嘛的美国人，应该和主张拨款强化五角大楼海空一体战计划的美国防务专家结盟。这代表人权团体应该与要求保护知识产权的美国企业界合作。这代表主张修改“独生子女政策” 的反堕胎团体，必须与国会成立的民主促进组织建立共同目标。

第六步、建立反制联盟

中国扩张它对南中国海的权利主张、欺负菲律宾渔船、切断越南地震调查船缆线，最近又在东中国海设置防空识别区，种种行为都是别有用心的。中国希望能确保取得在本地区的天然资源，也希望恐吓其邻国，它们才会因为恐惧而不敢团结起来抵抗其野心。

无论一个人懂不懂围棋，他都知道被一群敌人包围是危险的。中国天生就害怕其邻国成立这样一个同盟。因此，美国正应该鼓励蒙古、南韩、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家去结盟。

就算这样的同盟不会真正的成功，但仅仅是其可能的威胁性都足以暂缓、抑制北京的攻击性。中国了解美国及其盟国过去如何围堵苏联。当美国增加援助，并且促进中国的邻国合作时，当中国感到孤立、在本地区毫无友人时，中国的鹰派将会受到内部指责。

第七步、保护政治异议人士

冷战最前线的许多战士是苏联和东欧的异议人士，他们拒绝向肆无忌惮的新闻检查、 政治宣传、宗教迫害、经济奴役低头。他们的主帅是哈维尔、华勒沙（大陆译：瓦文萨），和索忍尼辛这类人物。由于这些人的勇气、热情和原则，他们推翻了苏联和铁幕。但是他们并非孤军奋斗。从杜鲁门至里根，历任总统皆支持他们的理想。

当他们坐牢时，美国总统要求放人。

当他们需要资金时，美国人拨款。

当他们自己国家查禁而需要言论自由的论坛时，美国人的印刷媒体、广播电台透过自由欧洲电台把他们的奋战和信念传播到家家户户。

今天的中国已增强对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在西藏，政府实施宵禁、 逮捕抗议者、杀害无辜百姓，达赖喇嘛最近评说，中共把这个地区转变成“人间地狱”。在新疆，互联网和电话经常被切断。由于国家推动移民，新疆和西藏的汉族人口大增。中国也迫害基督徒。外国人在中国要先出示护照才能参加教会做礼拜，是常有的事。

为什么？因为中国是由无神论的共产党当家执政。北京政府希望中国人民不跟非经国家核准的教会有往来。许多专家估计中国有六千万至一亿基督徒，而且人数还在逐步上升。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创办人兼会长傅希秋想倡导中国人民保卫他们的信仰和自由。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法律改革、赞助中国「家庭教会」、援助被捕坐牢的基督徒。他凸显政策的残暴，并且支持在中国的其他人权运动分子。最近，傅希秋因为协助盲人律师陈光诚在中国逃出软禁、平安抵达美国而名噪一时。杨建利是经历 1989 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中国异议人士，他在过去二十五年奔走努力、要求中国政府建立问责制度。他成立“公民力量”（Initiatives for China），一个要把中国国内支持民主的团体与全世界人权团体串联起来的组织。由于他的工作，他被中国政府抓去坐了五年牢，经过美国国会两院无异议一致决议，联合国也通过决议案，复经非营利组织奔走，他才恢复自由。他能够获释，证明外界声援异议人士会起很大作用。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美国政府若是像援救杨建利出狱一样，积极去支持中国其他许多异议人士，他们将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国会众议员南西•裴洛西努力不懈地支持达赖喇嘛，小布什总统也支持傅希秋在中国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很遗憾的是，傅希秋说，他向奥巴马总统求助，奥巴马却置之不理。奥巴马总统没有把中国的人权表现和北京关切的事项，如贸易关系，绑在一起。奥巴马政府甚至没把人权议题列入“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奥巴马和胡锦涛 2009年 4 月宣布建立的机制。

美国政府不应该暗中破坏那些在对抗百年马拉松时可能最有力的盟友之努力。

第八步、坚决面对反美的竞争行为

中国不只是针对美国发动网络间谍攻势的源头，它还是首要源头。根据某些估计，针对美国的网络间谍行为有九成以上源自中国。中国黑客定期侵入美国企业和政府单位。受害人包括谷歌、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AT&T、美国总商会、Visa、Mastercard 以及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能源部。数十年来，只要是中国自己无法发明的技术、无法创造的知识产权，它就靠黑客去偷窃。美国知识产权窃取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由前任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和前任驻北京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领导。它提出的报告指出，美国知识产权被偷使美国每年经济损失超过三千亿美元。

维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法兰克•伍尔夫（Frank Wolf）长年致力于保护美国技术资产不受中国窃取，也努力促进中国的人权。体认到中国如何占美国开放及乐于分享信息的便宜，他协助为这类资产建立少许低度的防护规定。伍尔夫在 2011 年联邦预算法中附加一项条款，禁止太空总署和白宫科技政策室在当年与中国进行任何共同的科学活动。然而，在设法阻止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知识的工作上，伍尔夫却是孤军奋斗。自从 2011 年以後，他就没有办法促进通过类似的立法。由于“伍尔夫条款”成功地阻绝中国记者参访美国航天飞机「奋进号」（Endeavour）的发射，以及伍尔夫参加汤姆•蓝托斯人权委员会（Tom Lanto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活动，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他本人竟然成为中国网络攻击的受害人。像伍尔夫这样强烈关切关键技术、军事机密和知识产权遭窃，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宣布 2014 年将从国会退休。如果美国还希望在百年马拉松中和中国竞争，它需要恢复伍尔夫的方案，并且设法扩大它们。

第九步、查缉并惩罚污染分子

美国和欧洲连手每年降低六千万吨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每年却增加五亿吨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环境问题最严重的证明——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乃2013年1月发生的“空气污染末日”，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的空气污染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之安全程度的四十倍。但是即使“空气污染末日”也无法让中国改变它的环境政策。北京拒绝遵守任何国际协定，深怕协定会强迫它以对环保负责任的、长期永续增长的政策为优先。

要在中国推动环境保护有一个比较有效的作法，就是洪博培大使批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用推特公布北京的污染程度。同样的，中国著名的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负责人马军，把中国的水、空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情况绘制成地图，公布在网络上。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唤醒民众的环保意识吗？美国应该从要求中国采取对环境负责任的作法，进一步坚持中国要确切落实，即使这代表比超过去美国政府得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否则，中国就占尽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华府限制美国企业以保护环境，中国却径自全速出口其产品及污染。

第十步、揭发贪渎及新闻检查

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新闻自由。它了解阳光是贪官污吏的消毒剂。它深怕中国人民若是了解其领导人的贪渎、残暴以及欺瞒美国及民主盟国的历史之全部真相，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可是，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更积极反对中国对其人民的新闻检查和宣传运动，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中国主要的新闻机构都是国家拥有。于是揭发贪渎的责任通常落在驻华外籍记者肩上。西方媒体大致都不负众望——揭露侵占公款、反腐官员遭受骚扰、国企管理不善、逃漏税、性丑闻、欺压外资企业、贿赂等等弊端。例如，2013年仅仅几个月内，新闻记者安德鲁•杰可布（Andrew Jacobs）报导，中国官方以「寻衅滋事」罪名扣押一名中国记者，以及在四川省杀害无武装的西藏人。同样地，《纽约时报》驻上海特派记者张戴维（David Barboza）于2012年10月发出报导，指出温家宝总理家族有二十七亿美元资产取得方式颇有疑问。但是北京政府用尽种种手段不让这些信息流传到中国百姓耳朵里。2012年，中国政府封锁彭博新闻，因为它刊载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状况的新闻。在中国工作的潜规则是：你可以报导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若是开始批评共产党或其高级官员，你就会被驱逐出境。

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科技公司施压，要求它们对其在中国的网址进行新闻检查。互联网提供商及社群媒体公司若要在中国营运，得面临严峻现实：要不就是与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配合，否则就是因政府封锁它们的网址，被迫退出中国市场。

对维基百科的创办人吉米•韦尔斯（Jimmy Wales）而言，选择很简单。维基百科拒绝顺从中国政府限制信息的要求。被谑称为“中国防火长城”已在许多场合封锁住维基百科。韦尔斯说，维基百科代表“信息自由，若要我们妥协„„岂不就发出非常错误的讯号：等于是宣告地球上没有人愿意说出：‘你知道吗？我们不会放弃的。’”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支持维基百科的反抗？它应该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它不要来欺负维基百科、雅虎、脸书等美国公司和其他媒体。

它也应该加强和中国人民的沟通——透过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的国语广播。冷战期间，自由欧洲电台是苏联新闻检查和宣传的沙漠中，反共异议人士难得的绿洲。没有理由自由亚洲电台不能在百年马拉松中扮演同样的角色，但是它的预算至少需要增为三倍。

第十一步、支持民主改革派

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许多战略都派不上用场——至少目前还派不上用场。宣示新冷战正中中国鹰派下怀，他们挖空了心思就是要夸大来自美国的威胁。目前并没有全球意识型态大斗争，没有必要建立类似北约组织的反中同盟以围堵扩张中的帝国。但是冷战有一个教训美国有必要遵行，那就是恢复对中国境内支持民主及公民社会团体的支持。在谈到新冷战时，中国最担心的是，美国会恢复他们在冷战时期的计划，运用思想的力量从内部颠覆苏联。中国大部分鹰派相信这个颠覆中国的计划已经秘密付诸行动，就和一九四七年对付苏联一样如出一辙。中国至少有两本书宣称美国中央情报局领导此一计划。

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曾经指出，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定》振奋了苏联境内的支持民主团体，它“在我们赢得冷战上扮演关键角色”。中国鹰派似乎也认同他这个观点，他们经常撰文表示担心美国发动计划以影响易受摆布的未来中国文人领袖，而走向民主的多党选举和自由市场。2013年10月，中国的鹰派透露另一项担忧——美国会物色一个戈尔巴乔夫型的中国领导人，他会终结一党专政。鹰派对中国自己的领导人的不信任，充分表露在2013年10月的九十分钟录影带《较量无声》的论调里。中国鹰派深怕自己的文人领导人受到西方领导人洗脑，想要推动多党制以及民主政体。

罗援少将接受网络采访，描述美国中央情报局有一个方案是监视中国军方媒体，找出「鹰派」，再把这些人姓名提请中国高阶文人领导人注意，他们会将这些鹰派降职或惩处。罗援在访问中举出三个实例，甚至提名道姓迳指我很高兴有这类动作。我不介意他提到我的姓名，但实际上美国并无这种方案。事实真相是，美国或西方并没有这种颠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协同一致行动。每年花在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经费不到五千万美元。美国政府虽然有些经费并不充足的公民社会计划，它们并非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与实际需求的规模一比，它们太小了。至少有六个这类的计划源自冷战时期，由美国政府出钱，交给美国劳工联盟暨产业组织大会（AFL-CIO）、总商会及民主、共和两党等组织去经营。它们提供资金赞助中国境内相当多元的各式组织，以及流亡团体。美国国务院应该赞助更多项目以促进中国依法治理及公民社会的发展，包括提供法律及技术协助、改革刑事法、改进司法裁判、培训村级民选官员，以及支持法官独立等。

美国也应拨出更多经费支持选举观察团，并提供技术协助以起草地方选举规定，改进对预算及政府决策的监督。我们也需要增进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能力的项目。伴随着推动民主的倡议，美国也必须认真推动自由市场改革，而不是认定中国自然而然地会开放其经济。例如，国会透过民主基金会和国际民间企业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拨款，支持设在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它在推动双边投资条约。这会缩减国有企业、包括“国家冠军”的优势。

中国的血汗工厂也已经受到中国非政府组织及美国出资援助计划的关切。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辩论倒也不是一直不感兴趣或一无所知。上世纪90年代，国务卿乔治•舒尔兹（George Shultz）坚持中国要遵守国际反核子扩散的规范。美国协助在中国建立机构和培训人员，以扭转北京不愿加入核子不扩散条约的心态。

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现任总统）形容中国是“在国际社会快速成为一头野象”的国家，要求除非中国改变它的不扩散政策和实际作为，应该扣住不给它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的交流计划结合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如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发起资助中国培养境内发展武器控制的能力之倡议。外国的压力和经费协助中国建立第一个出口管制系统，以监督及防止公司输出受禁制的技术。很遗憾，近来美国又沦于消极。

习近平在谈论遵守中国宪法时提起如何把“权力放进笼子”，引发热切辩论。法学教授张千帆领衔起草，征得七十二位学者联署上书。张千帆指出，中国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光是要落实这一句话就会严重限缩共产党当前的独裁角色。当习近平在制宪三十周年庆上讲话，提起“宪法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之後，辩论更是持续不断。《纽约时报》2013年2月3日一篇报导谈论划分党、国体制及深化市场改革，它说：“习近平近来有些谈话，包括有一次他强调需要执行宪法，已在推动改革人士之中点燃希望”。这正是北京鹰派最害怕的新闻。就这方面而言，美国应该是参与者，不应该袖手旁观。

第十二步、密切观察鹰派和改革派之间的角力

今天，中国有一套对付美国的冷战战略，它仔细地监视华府各个不同派系——哪些人支持北京、哪些人怀疑北京，哪些人可以被操纵、哪些人已经看破马拉松战略。美国过去也长于此道。冷战期间，美国投资时间、技术和人力以打探苏共政治局各个委员的活动——哪些人主张与美国保持更和谐的关系，哪些人视美国为必须推翻的危险敌人。可是和对付苏联时不同，美国在面对中国时就施展不开了。

了解中国内部在关键问题上不同人物的不同立场，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虽然马拉松战略进展种速，中国政府的思想还未僵化成一块铁板。固然强硬派占多数，但还是有些真诚主张改革及自由化的人士，他们希望中国能够以美国模式为标杆。他们的确存在，美国必须找出这些人并予以支持。问题在于美国情报机关还未投资资源，去找出这些真正的改革派。他们和表里不一、假装有改革意愿的许多中国领导人并不相同。

对情报界而言，辨别他们是极大的挑战。挑战一直持续不断。1980年，卡特主政时期，奥森伯格邀请我参加国家安全会议一项幕僚会议，讨论他为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所起草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警告，认为我们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我们会经历在伊朗方面同样重大的情报失败”，即伊朗国王在1979年遭到推翻。稍後几年，略有进步，但幅度不大。

1996年在国会作证时，曾在中情局服务27年、後出任驻北京大使的李洁明（James Lilley），指出挑战的艰巨：“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孙子就说过一句话，‘能而示之不能’。他们的预算、他们向苏联的军事采购、他们的技术转移、他们的力量投射，这些事他们全都秘而不宣。你想得知，唯一的方法是透过见不得光的情报搜集。但是，一如既往，到头来构成最基本差异的还是人。”

前文已经提到，2001年8月，也就是天安门广场屠杀的十二年之後，李洁明向国会委员会表示，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晚了十年才从中国内部文件获悉，当时中国已经朝民主走了有多远、以及抗议者已经有多么接近将推翻共产党政府。这位前任大使说，如果他当时就知道，他会力谏老布什总统站在真正的改革派这一边坚定地干预，而不是受北京领导人之骗与他们站在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