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史稱王家世代信奉五斗米道，王凝之不過迷信過分而已。所謂世代信奉，不知凡幾代，但至少可以上溯至乃父王羲之無疑。王羲之素以風流倜儻著稱於世，罕有言及為“意志薄弱”之宗教信徒者，唯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讀通鑑論》，於王凝之之死於五斗米道下大書“王羲之不能辭其咎焉”，不愧為“前不見古人”的史學評論大師。

出身門閥望族而信奉五斗米道，王家並非特例。比如，同為望族出身的殷仲堪，也像王凝之一樣因迷信五斗米道而死於桓玄之亂。由此可見，信奉道教在東晉實為上流社會的時尚。何以會如此？柞里子曾見過清代書法名家某寫的一副對聯，上聯是“風流人物東西晉”，下聯是“名世文章大小蘇”。（“大小蘇”，指宋代文學家蘇軾、蘇轍兄弟。）可見晉人在歷史上予人以風流倜儻的印象者甚多，王羲之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乍看之下，風流和信教，好象水火之不相容，如何能攪和在一起？再思之，惟其風流，故墮入道教。何以言之？晉人之所以予人以風流的形象，是因為大都不受儒家道德之約束而追求老莊思想之所謂放達。道教恰好打着老子的旗號行事，因而至少在表面上與之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所謂放達者，雖不等同於縱情，相去亦不遠。而所謂縱情，無論是縱情聲色，還是縱情山水，抑或縱情詩酒，皆可以以享樂主義概括之。貪圖享樂者，唯恐生之短，無不汲汲於以求長生為務。道教恰好以能致長生不老的神仙術相標榜，因而在實質上與之有共同的追求目標。思想基礎既同源，追求目標又一致，所以說：“惟其風流，故墮入道教”。

東晉是偏安江南的半壁江山，東晉時北方為所謂“五胡亂華”的混戰局面。“五胡”者，指匈奴、鮮卑、羌、氐、羯五支非華夏民族。混戰告一段落時，北方統一為北魏。北魏亦稱後魏，以別於三國時的曹魏；也稱拓拔魏，因其為鮮卑族拓拔氏所建。北魏有個叫寇謙之的道士，先後在華山和嵩山修煉道術，並託言老子授予“天師”之號。寇謙之深受北魏太武帝拓拔嗣的崇拜，拓拔嗣准其在北魏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天師道場，改稱道教為新天師道。這是道教被官方尊奉為正統之始。寇謙之為寇贊之弟，寇贊在北魏官至安南將軍，爵封河南公。可見寇謙之的遭遇，並非偶然。兄弟相提攜未便稱之為“裙帶”，姑且以“褲帶”名之。老子至唐而被尊為“太上玄元皇帝”，固然是因為李唐王朝要樹立一個德高望重的祖先；李唐王朝的李姓，實非出自漢族而出自鮮卑，是否亦因此而對道教情有獨鍾？未敢斷言，不過，至少可以以巧合言之。繼北魏寇謙之之後發揚光大道教的功臣，當首推金朝的王重陽。金為女真族所建，女真同建立北魏的鮮卑一樣，也是從東北入侵中原的非華夏民族。王重陽創立全真派，調教出七名大弟子，號稱“全真道北七真”。七真之一，道號“長春子”的丘處機，潛修於龍門山，創立龍門派。丘處機受知於成吉思汗，受賜元大都之北海（今北京北海公園）為其道場，被尊為“神仙”，從而把道教的地位推上歷史的頂峰。今北京白雲觀為其墓葬之處。眾所周知，成吉思汗是蒙古的皇帝，蒙古是繼女真之後入侵中原的又一支非華夏民族。

道教之興，雖同非華夏民族的入侵有如此這般緊密的關係，卻未便指斥為漢奸。首先，所謂“非華夏民族”者，指歷史上的非華夏種族而言。如今這些歷史上的非華夏種族除蒙古和羌族之外大都已融於華夏而不復存在。所謂“不復存在”，被殺的固然不在少數，卻並非如美洲之印地安人幾乎被美國人的祖先趕盡殺絕，大多因與華夏族通婚而自然泯滅。換言之，業已成為今天所謂漢族的組成部分，在你在我均可能有其血統。此外，道教的藉外族入侵而興，與其說是投靠外族的結果，不如說是因道教對於非華夏民族有更強的吸引力所致。如前所述，華夏文明本與宗教無緣，加之道教晚出，因而更難成為華夏文化的主流。但外來的種族既無非宗教的天性，當其入侵中國之時其文化之開發程度又恰好處於有利宗教興盛的方興未興之際，因而一旦接觸道教，遂欣然皈依，如魚之得水。因晚出而不得成為自我文化之正統，憑藉落後外族之力方得興盛者，並不止道教。基督教之不容於猶太，憑藉外來的蠻族而興，與道教之興如出一轍。

§6

上文曾說起：道教之為宗教，是否貨真價實，也並非無商榷之餘地。何以言之？套用一句《孟子》的話：“難言也”。之所以難言，是因為難於給宗教下定義。比如，把所謂原始宗教排斥於宗教之外，會有人不同意。接受所謂原始宗教為一般意義而言的宗教，想必也會有人反對。說宗教是迷信，肯定會遭一些人恨；說宗教是理性認識，肯定會引一些人噴飯。有人視宗教為人類智慧的結晶，有人視宗教為人類愚昧的殘餘。有人尊奉宗教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生死以赴；有人利用宗教為謀權致富的工具，令他人為之生為之死。所謂見仁見智，見奸見愚。眾說紛紛，如柳絮之因風、榆錢之墮地，令人眼花繚亂而莫知所從。

既然如此這般難言，姑置之勿論，以待高明。既然如此，如何說明道教未必為貨真價實的宗教之說？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不作定義，不妨比較。

大凡宗教皆認定人是有罪的，須按神的意旨修煉祈禱方能贖罪。唯道教不作如是觀。得道，固然得為神仙，快活無比；不得道，不過為凡人，有死而已，不用擔心下地獄。道教也講修煉，但煉的是丹藥氣功；也求神訪仙，但訪求的是化汞為金的秘方、長生不老的靈藥，與贖罪風馬牛不相及。

大凡宗教皆求死後的解脫，講輪迴的，求來世得善報；不講輪迴的，求靈魂得以安息於天堂，免下地獄之苦。唯道教求現世肉身的升天。不僅求自身的現世升天，甚至愛屋及烏，故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說。

大凡宗教皆傾向禁慾，或禁肉慾，或禁食慾，或兩者兼而禁之。唯道教傾向縱情。無論是道教所謂的地仙還是天仙，皆以隨手致黃金白銀、珍饈醇酒為能，終身享嬌婢美妾、風花雪月為美。資質次神仙一等的，雖不能長生不老，也得“士宦而至將相”，享盡人間富貴。道教雖也有出家一派，但其禁慾，並非目的只是手段，其所追求的目標與不出家者並無二致。

大凡宗教皆標榜人人平等，倡無論善惡忠奸、上智下愚，只要信其神，無不能獲救之說。說“標榜”，意在點明其虛偽，因其真意僅在誇耀其神之法力無邊而已，平等云云不過虛晃一招。唯道教不作如是欺人之談，公然聲稱無仙風道骨者不得圓神仙之夢，貌似歧視，實則指明得道成仙與否，在我而不在神。大凡宗教，其平等云云之虛偽，可從其對女性的歧視而窺見一斑。倘若真的平等，何以教皇、主教、神父、牧師、阿訇、菩薩皆為男性？（佛教的觀世音菩薩雖多以女像示人而實為丈夫）唯道教不乏女神仙。天仙有九天玄女，地仙有麻姑。有事跡而無名姓者，有弦超之妻。無事跡而名見詞章者，有許飛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或曰：以上所列女神仙皆系神話傳說，真假難辨。誠然如此。不過，一切男性神仙又何嘗有案可稽？既然有女神仙的傳說，至少說明道教有不排斥女性的態度。見諸史冊、無可置疑的女性道教領袖亦不乏其人。比如，道教不二派的開山祖師、王重陽的大弟子、號稱“全真道北七真”之一的孫不二，就是一例。

以上所舉道教與其他宗教的種種不同，可以歸納如下：第一，大凡宗教皆主性惡說，唯道教曰否。第二，大凡宗教皆主未來說或靈魂說，唯道教曰否。第三，大凡宗教皆主禁慾，唯道教曰否。第四，大凡宗教皆奉神力為至高無上，唯道教曰否。第五，大凡宗教皆蔑視女性，唯道教曰否。因有五不同如此，故曰：道教之為宗教，是否貨真價實，也並非沒有商榷的餘地。

道教之所以如此這般異於其他宗教，竊以為其原因有二。其一，道教打老子的旗號行事。道教之尊奉《老子》雖為掛羊頭賣狗肉，然既尊奉之，則難於公然違抗之。如前所述，老子實為無神論者，其傳世之作《老子》實為非宗教之認識論。尊奉這麼一位人物為其聖人，尊奉這麼一本着作為其聖經，道教即使不想偏離宗教的軌跡，談何容易！其二，道教雖憑藉外族入侵而盛，畢竟為出自華夏民族的“宗教”，華夏民族既無宗教傾向，其“宗教”，不可與其他宗教同日而語，理所當然。

§7

尊老子為鼻祖，奉《老子》為經典的學術流派史稱“道家”。老子何許人？據司馬遷《史記ܦ老子韓非列傳》，老子姓李氏，名耳，字聃，春秋時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與孔子同時而略早，曾為周朝廷藏書室之史。春秋時楚國之苦縣即今河南省之鹿邑縣。周指都洛陽之東周王朝。春秋時東周雖然大權旁落為時已久，畢竟還是天子的朝廷，其藏書之質量和數量想必仍遠勝於諸侯列國。藏書室之史，雖然不過就是圖書館負責人這麼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畢竟須有學問者，方可勝任，也畢竟有機會博覽一般人難得一睹的天子之珍藏。

大概正因為此，博學多才如孔子，也曾前往東周朝廷向老子請教禮節制度，而老子卻給了孔子如此一番教訓：“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譯成今天的白話，就是“你所鼓吹的理論，其首倡者不僅早已死了，連骨頭都已經朽了，剩下的不過是一些空話。（言外之意：你信奉的理論早就過時了）再說君子生而逢時方能大行其道，倘若生不逢時，也只能隨風飄蕩。（言外之意：現在不是大行其道的時候，你犯不上那麼認真。）據我所知，會做生意的商人財不外露，道德高深的君子看起來像個傻子。你要去驕，寡慾。趾高氣揚和胸懷大志對你都沒什麼好處。我所能奉告你的，不過如此。”

好一副長者教訓小子的口氣！孔子聽了卻不但沒有生氣，卻反而對其弟子發了這麼一番感嘆：“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罔，游者可以綸，飛者可以□。至於龍，其乘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譯成今日之白話，就是：“鳥，我知道它們能飛；魚，我知道它們能游；獸，我知道它們能跑。能跑的，可以用網捕；能游的，可以用絲釣；能飛的，可以用箭射。唯獨於龍，其乘風上天的本事是我不懂的。今天我遇見老子，就好象是遇見了龍一樣呀！”龍在古代是高不可測的象徵，孔子把老子比做龍，可見對其敬仰之深。

據說老子在洛陽住久了，眼見周朝衰落，遂辭周而去。出關的時候，被把關的尹喜看破老子將從此隱而不出的意圖，遂強留老子著書立說然後方才放行。老子於是為著書五千餘言而去，一去而莫知所終。這五千餘言的著作，也就是傳流至今的《老子》。“據說”云云，根據的也是司馬遷的《史記》。竊以為司馬遷在記載老子去周的原委時，大約是忠於所聞，未遑思索。周之衰，早在老子詣周之前百年有奇，何待居周久之而後知？圖書館負責人不是什麼經國濟世的職務，國勢之衰與不衰又何予焉？且以老子之放達沖虛而甘心就藏書室之史的卑職，其意不在酒甚明。故以情勢度之，必然是為讀藏書室之典籍而來，既已博覽無遺，此時不去，更待何時？

為尹喜留住著書立說，一去而莫知所終云云，不乏神秘色彩。這神秘色彩後來又經道教的誇張而徹底神話化。比如，假託西漢大學者劉向之名的道教著作《列仙傳》，就把《史記》的這段記載敷衍成如下神話：“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仁行，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跡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譯成白話，就是“周大夫、關令尹喜，氣功高手，星相專家，能通過呼吸吐納而服食日之精、月之華，積行陰德，不為世人所知。老子西遊，尹喜先看見老子的氣，知道有真人將來臨。根據氣色的軌跡而尋找，果然遇見老子。老子也知尹喜非常人，於是為之著書。尹喜同老子一起西越流沙，......，無人知其最終的去向。尹喜也著書九篇，書名《關令子》。”

§8

劉向之世尚無道教，假託早於道教的劉向之名，其目的正在於掩蓋《列仙傳》實為道教捏造的事實。捏造這故事的目的無非在於神化老子。不過，《列仙傳》的故事雖不足信，尹喜曾著書九章的說法，卻並非空穴來風。《關令子》亦作《關尹子》，見諸《漢書ܦ藝文志》。《漢書》雖為東漢人班固所撰，其《藝文志》則完全依據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的著錄。可見在道教之前確有《關尹子》一書行世。此外，《莊子ܬ天下篇》中有“關尹曰：......”云云，雖未明言出於何書，當可視為確有《關尹子》一書的旁證。不過，《關尹子》至隋唐已失傳。至南宋而復出者，系後人偽托無疑。

現存的《關尹子》既為偽書，現存的《老子》又如何呢？二十世紀之初中國學術界曾出現過一股疑古的潮流，疑心現存的典籍大都不足據。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章太炎有弟子曰錢玄同者，以為姓氏亦可疑，故一度棄“錢”而改姓“疑古”氏，堪稱這股潮流的代表。（所謂“無獨有偶”，文化大革命時亦有錢姓優伶，也棄“錢”姓。錢玄同之棄“錢”，雖用意不同，其幼稚可笑則與優伶無異。）老子其人以及《老子》其書均為這股潮流的懷疑對象。這股潮流為時短暫，不旋踵就落了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下場，因為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興起的考古學，恰好不斷從地下挖掘出證明疑古派以為可疑者實無可置疑的證據。不過，這股潮流雖然短暫，其流毒卻既廣且深，至今貽害猶存。比如，如今學術界對《老子》一書有如下三種看法：其一，《老子》為老子所著。其二，無論老子有無其人，《老子》都不是老子的著作而是戰國時代的作品。其三，《老子》為戰國時的著作，不過所反映的是老子的觀點。除第一說因襲傳統，與疑古的潮流無關外，其餘兩說都是疑古潮流的產物，而第二說的疑心病尤重。一九六四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撰的《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以下簡稱《選輯》）恰好主第二說，可見疑古派的觀點仍為官方的觀點。

其實，《史記》對老子的記載雖有神秘色彩，《列仙傳》所述老子出關的故事雖屬捏造，然老子其人及其著作多次見諸先秦諸子的典籍，絕非司馬遷或道教所能杜撰者。凡是懷疑老子其人的觀點純屬無稽之談。《老子》之文不曾涉及任何具體人物、史實或年月，因而凡是斷定《老子》成書於戰國時代而非春秋時代的觀點亦均乏切實的證據而皆屬揣測和臆斷。

《老子》今本分為八十一章，為西漢人河上公為《老子》作注釋時所分，非本來面貌。原貌為上下兩篇，上篇偏重談“道”，下篇偏重談“德”，故又稱為《道德經》。全書僅五千餘言，因而亦稱《老子五千文》。案《道德經》當是道家的尊稱，《老子五千文》當是非道家的俗稱。文化大革命時長沙馬王堆出土一批帛書，其中有兩部手抄《老子》，均只分兩篇而不分章節，當為早於河上公作注之前的版本。兩抄本均置《德經》於《道經》之前，與傳統的傳世本不合。有人據此而認為《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次序才是《老子》的本來面目。另一說則認為《老子》行文一律“道”在前，“德”在後，故《道經》在前、《德經》在後的傳統版本當是道家所傳的《老子》真本。而《韓非子ܬ解老》先釋《德經》，後釋《道經》，故《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的抄本當是據法家觀點而改動的結果。竊以為此後一說遠較前說可信。除去主此說者所申述的理由外，細玩行文的韻味，亦不難體會到置《德經》於前，突兀不順；置《道經》於前方流暢自然。河上公將《老子》分為八十一章，當是取“九九八十一”之意。“九”為數之極限，迭用兩個“九”，以示對《老子》的無限崇敬。道教女神“九天玄女”的得名，煉丹術的“九轉金丹”之說，竊料也是從此意而衍生。河上公姓名不詳，據合道家道教為一身的葛洪所著《神仙傳》，因在河濱結庵而居，故以為號。漢文帝好老子之言，曾多次遣使求教。唐詩人崔曙《九日登望仙台》七律中有“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翁去不回”之句，“河上仙翁”，即指河上公而言。信道教者皆尊奉之為僅次老子、尹喜一等的得道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