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守锦州 --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萨苏

近日，察看中日两方面对九一八事件的纪录，颇有感慨。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依然相当有力量，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藏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即便是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这样的大 汉 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 ?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 ： 黑龙江省正规军一万五千，准军事部队一万八千，吉林军五万五千（其中熙洽率领的主力已经投降，尚有多少属于反日力量不明），锦州的辽宁军十九万五千，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劫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可见，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十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意见分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一九三二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重喜郎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内外交困 。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一月二日完成撤军，日军于一月三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试问，如果张学良没有易帜，日本人打你东三省你抵抗不抵抗？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的反映了张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的给于对中国强烈的支持 ?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的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还是那句话，你是东北的主人，人家抢你的东北你自己都不着急，能指望中央着急吗？不愿意白白牺牲部下，马占山是不是你的部下？唐聚五呢？邓铁梅呢？

要是老帅张作霖在，就算丢了沈阳，也绝不会放弃锦州吧。

当军阀也要懂得保卫自己的地盘呢，比如阎锡山。人必自助而后天助之，自己不敢打，完全指望别人，十九怪不得别人不出力。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说起来，少帅口上抗日的举动很多，具体怎样抗，还未免稚嫩。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无原则的弃守，也大大的在东北军内部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伺候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十七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十七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的离去，少帅，不能不让人想起彭德怀那句名言：“仔卖爷田不心疼”。

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回到那片叫作东北的土地。

[完]

古北口抗战纪要

郑洞国 杜聿明 覃异之

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前后

二十五师（蒋之嫡系中央军）接到动员北上命令后，师长关麟征先遣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乘快车赴北平，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请示机宜，并了解日寇进犯的情况。

杜聿明大概是三月一日到北平，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中国饭店。在上午十时前后，打电话给军分会，要求见张学良，军分会交际处说张今天不会客。再打电话到顺承王府，张的左右也说张今天不会客；经杜一再说明是奉“蒋委员长”派来的（其实是杜假借的），张的左右才答应“向少帅请示后答复”。直到下午二时，尚未接到通知。杜有些着急，再用电话询问。张的左右说：“少帅今天开会，恐怕今天不会客。”杜无可奈何，只好等着；直到第二天（二日）才得到通知，约杜午后四时在顺承王府会见。

张学良见杜时，对二十五师的编制、装备、训练及日常事务生活等情况，问得非常详尽；但对于日寇侵占热河，东北军抗战的情况，以及我军抗战计划，战略战术与经验教训等则毫无指示。杜聿明为急于了解这些情况，就问张：“热河的情况如何？”张答当天尚未得到电报，但说日军并不多。杜又问我军现在何处作战？张说在承德附近。再问：对二十五师计划如何使用？张说先到通县休息休息再说。最后杜问对日作战应注意些什么？张说日军飞机很厉害，要注意防空，详细情形将来同王以哲军长研究研究。张又假装镇静地对杜说：“东北军打得很好，日军吃了很大的亏，中央军来更有办法。”

但什么办法，张并未对杜说出，即连喊副官倒茶，似乎怕杜追问下去，难以答复。杜见此情况，即行辞去。杜当时的印象是：张学良对小事（日常事务）聪明，对大事（对抗日战事）糊涂。

以后杜为了解情况，曾到军分会去，见各处人员表面镇静，实际极为慌乱。参谋处的主要负责人，办公时间都不在，据说是料理私事去了（实际上准备逃走），仅有些看守办公桌的小参谋，一问三不知。就这样，杜在北平好几天，未得到热河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据说就是张学良本人也不十分了解。

三月五日，二十五师在通县集中完毕，这时第十七军军部尚在蚌埠，该师归军分会直接指挥。六日奉张学良战字第五0一五号命令，着该师即进驻密云待命。七日该师正向密云前进间（密云距通县一百四十华里），中途奉张学良急电，大意是敌已侵入平泉、承德，其先头似达滦平；第一○七师在青石梁、曹路口、巴克什营构筑工事；第一一二师在古北口加紧构筑坚固阵地，阻止敌人等语。八日午后六时该师全部到达密云县城，晚间各部队正在就寝中，于午后十时奉到张学良齐戌电：“据报敌人今晨向我古北口外阵地开始攻击，刻正对战中。着第二十五师迅速向古北口前进，与在古北口之王以哲军长极力联系。”该师奉令后，即于夜十一时出发，于九日午前八时到达石匣镇。为避免日寇飞机轰炸，休息至午后八时，继续向古北口前进。此时部队暂归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指挥。师长关麟征和七十三旅旅长杜聿明乘汽车先到古北口与王以哲联络，了解情况，以便决定作战部署。

关、杜二人的汽车从石匣镇北开数里，即见东北军车马人员，狼狈不堪地向南奔驰，步骑炮兵及行李辎重毫无行军序列，道路为之阻塞。车行如牛，深夜十二时前后始到古北口。当时一○七师（东北军）正由热河撤退下来，古北口街道，人喊马嘶，杂乱异常。这时王以哲和一一二师师（东北军）长张廷枢正在王的司令部，大声争吵。张说：“你的队伍能走，我的队伍就不能走，是什么道理？”王说：“没有命令你就不能走。”张说：“听谁的命令？你能走，我也能走。”他们双方站在门口的卫兵都怒目相对，好象真要厮杀的样子。关、杜到后，争吵犹未停止。据王以哲说，有诸兵种联合之敌，兵力未详，已逼近长城，刻正与我占领长城一带阵地的一一二师对战中。但关、杜二人当时未闻有枪炮声，似乎当日长城沿线并无战斗。

事实上也是在翌日（十日）午后三时敌人才开始向古北口攻击。但此时王以哲要二十五师接替长城一带一一二师的阵地，关麟征则要一一二师在第一线担任防守，第二十五师在古北口南城占领第二线阵地；并说：“如果一一二师阵地被突破，二十五师一个反攻就把敌人打回去，恢复阵地。”关并请王以哲坐镇古北口指挥。王则既不同意二十五师占领第二线阵地，又不欲在古北口指挥，而想急于交防撤退。双方争执，相持不下。

在争执间，关曾问杜的意见，杜认为东北军士无斗志，王、张二人意见不和，既不可能强留，即留亦不能力战。从地形上看，长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因古北口南城地形低于长城，是历史上战役中驻军后方所在，形成一个小市镇，北关大，城内小，军事上的价值不及市外的长城）。如我们坚持占领第二线阵地，第一一二师将弃长城而撤退，反不如以二十五师接防古北口将军楼第一线阵地，让第一一二师占领古北口以西、河西镇以北长城及八道楼子之阵地，使双方阵地正面缩短，互有依托；而第一一二师不担任正面，尚可能多留几天。因之向关建议，可以照王以哲的意见，接替古北口长城一一二师防务，但一一二师必须担任河西镇及八道楼子防务，与二十五师协同作战。当时关以杜未支持他的意见，内心非常不满，他坚决不同意接替长城第一线阵地，仍与王相争不已。直争到十日午前四时前后，王见二十五师先头部队已到达古北口，遂令一一二师守长城第一线，令第二十五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两侧高地延伸，布置第二道防线。王下令后，即匆匆退去，第一一二师亦同时退出古北口，仅留一团步兵在长城第一线阵地。

十日上午六时，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已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即第一一二师右翼之第一线阵地），并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该旅的一四五团在右地区，一四六团（欠一营）在左地区，并以一四五团的一营在右翼第一线占领龙儿峪阵地。一四六团的一营为旅预备队。七十五旅集结于黄道甸附近，师部及直属部队位置于古北口之关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