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走廊”和“泛突厥主義” (zt)

王辛

記得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中，中國隊僥倖獲入場券，小組賽中與土耳其同處一組，有中國體育記者在土耳其採訪此事，並順便問了土耳其人對中國的印象。普通土耳其人答日：我們兩千年前是鄰居加兄弟，只不過你們當時在長城以內，我們在長城以外。

持這種看法的土耳其人不在少數。稍懂歷史的中國人想起，從紀元前4世紀的戰國到漢末的500多年歷史中，地處中原的其時中國人與匈奴發生過無數次戰爭，最後終於在漢武帝以後逐漸地占了上風。從紀元前1世紀起，匈奴在丟失了他們最富裕的河西走廊甘肅後，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有數支部落先後往西遊牧而去。

在中國長達260年的大分裂時期的後期，突厥（Turkic）在紀元6世紀時崛起草原和沙漠，奪取原匈奴的版圖大部又稱雄一時。在隋唐時期被其時已經混了血的中國人擊敗。突厥重複早先的匈奴分裂史，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分裂，數支部落逐漸往西遊牧而去。

他們的來回遊牧留下痕跡。今天，從中國新疆省的最東部往西直到土耳其的最西部，存在一條寬100至數百公里不等的泛突厥民族聚集地，筆者稱之為“突厥走廊”（Turkic Corridor）。從這條走廊的最東部中國新疆省，途徑塔吉克斯坦國、吉爾吉斯共和國、烏茲別克斯坦國、哈薩克斯坦國、土庫曼斯坦國、伊朗國的阿塞拜疆省、阿塞拜疆國、至土耳其，有大約3500公里的直線距離。新疆維吾爾語、土耳其語和這條“突厥走廊”上其它國家或地區用的正是突厥語系，懂突厥語的人在穿越其中的漫長行程中，不會有什麼語言上的困難。突厥語系屬阿爾泰語系，在阿爾泰山周邊地區用的蒙古語和通古斯語（滿清族語），也屬於阿爾泰語系。根據突厥人士估計，全世界有近2億人說突厥語，為世界第7大通用語言。

這麼說，不少土耳其人自認是匈奴人和突厥人的後代有些道理？不管如何，他們的回答讓有民族自豪感的不少中國人，已有了幾分鮮美的醉意。

且慢！在你陶醉於中國先人們勇敢不屈的時候，這條“突厥走廊”卻被“泛突厥主義”所籠罩。10年前，土耳其的最高領導人稱：“土耳其的利益區是從亞得利亞海直到中國長城”。此種看法在土耳其和一些突厥人士中有相當大的民意基礎，尤其是蘇聯解體後，有突厥背景的國家紛紛獨立於俄國，自以為是“老大哥”的土耳其深受鼓舞自不在話下。

“泛突厥主義” 主張：建立同樣人種、同樣語言、包括所有突厥人種在內的“突厥斯坦國”，其國土應當從巴爾幹半島直到中國長城的絕大部分中亞地區。對比之下，土耳其最高領導人的言論與“泛突厥主義”，存在相當大的關聯。

中國的“疆獨”或“東突厥斯坦”問題就與這條“突厥走廊”有着千絲萬屢的關係，而“泛突厥主義”的幽靈卻是這條“突厥走廊”的自然衍生物。本文欲對這條“突厥走廊”的歷史和現狀作粗略的介紹，以便讀者理解二者之間，以及中亞地緣政治的關係。

在相當多操突厥語系人士寫的有關土耳其歷史和網站刊物中，主張土耳其人的祖先源於古匈奴民族已有相當共識。從中國人的理解看，突厥人與匈奴人的確是有很深淵源的。但土耳其人如果過分主張原居於中國西域和西北的匈奴人就是他們的祖先，筆者以為，其中恐怕有幾分“泛突厥主義”的政治動機。

讀者知道，中國的遠古和中古歷史書籍在世界上不但獨樹一幟，且最為豐富，這當然與中國造紙術和印刷術比西方要早了近千年有關，更與中國古人對歷史的忠實態度有關。實際上，當今不少西方世界中對遠古和中古的歷史推斷，即源於對中國史書的分析，這些分析大都是歐洲近代史家們在19世紀時完成的研究工作。我們知道，遠古和中古時代的游牧民族多不重文字，對自己的所為鮮有文字記載，有關匈亞利和土耳其的遠古歷史的推測只好藉助於古中華和其它古帝國的古籍。

比如，在分析古羅馬帝國為何突然崩潰時，有西方史家即綜合古代中國和古羅馬帝國的記載，推斷出，匈奴在被中國西漢中期後開始的軍事行動挫敗後，進行了漫長的西遷。公元4世紀後半葉，北匈奴汗國一支經200年左右的西移，侵入黑海北岸，引起西方民族的大遷移。原住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屬日耳曼的部落），被匈奴侵入而被迫西遷，繼而侵入羅馬帝國的巴爾幹境蠶食羅馬帝國領土，後又起兵猛攻羅馬帝國。羅馬皇帝震怒，乃親征西哥德，結果兵敗被殺。羅馬大將繼皇帝位後，割下一行省給西哥德部落。不料，西哥德部落乃得寸進尺，30年後更攻陷羅馬城，屠殺焚燒。西羅馬帝國撤回駐不列顛占領軍回援，盎格魯部落與撒克遜部落，乘虛侵入不列顛，建立數小王國。西哥德部落屠羅馬城25年後，倒霉的羅馬帝國又遇新的強敵：“匈奴後裔”阿提拉可汗即位，兇猛的可汗更將恐怖推至頂點，所至焚掠燒殺比之西哥德部落有過之而無不及。哥德人和匈奴人對羅馬帝國的不斷攻擊，使羅馬帝國日益衰弱，歐洲秩序因而也開始在歐洲瓦解。

阿提拉可汗是歐洲人熟知的歷史傳奇人物。這位可汗本屬於推測中的匈牙利先古歷史的一部分，一些突厥史家卻想與其他的民族拉親戚套近乎。實際上，就是匈奴後裔導致羅馬帝國瓦解的說法也有不少人質疑，他們說，此阿提拉可汗與中國西北的匈奴沒有關係，唯一的邏輯關係是：東方曾強盛一時的匈奴突然不見了，此後1到2個世紀，卻在西方出現了一些強大的游牧民族。這種質疑並非毫無道理，但假設論者和質疑者都找不到確鑿的證明。中國人知道，相當部分的匈奴人在中國分裂時期的“五胡亂華”和後來幾個世紀的民族大融合中，已消失在中華民族的人海之中。

有些突厥學者根據一些政治需要發揮想象力，匈奴被漢帝國擊敗後，一部進入東歐，另一部進入土耳其一帶。不過即使如此，經過近兩千年的無數次混血同化，這些匈奴與今天的土耳其應該說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了。比如，誰又能說哥特人被游牧民族西驅而占領西歐的事，不會在土耳其的祖先發生，那樣的話，被匈奴西驅的土耳其祖先該是靠近土耳其地域的中東人而非中亞人，更非可能是東亞人。

不過就限於以突厥語為特徵的“突厥走廊”討論。突厥民族與當今存在的任何民族一樣，都是民族融合的產物。從匈奴等游牧民族在幾個世紀強盛時不斷虜掠大量古中華人，以及漢帝國大將衛青、霍去病等俘虜的幾十萬匈奴人的記載來看，中原人和游牧民族的局部混血其實在當時已經客觀存在。按這些史家的邏輯，說不定突厥人還是中國人的遠房親戚呢。

實際上，民族融合自遠古時期便早已存在。數年前新疆出土的、生活於5000年前的木乃伊就面部而言，便是最典型的西方人種，比今天的新疆人更具西方白人特徵。有學者據此斷言，新疆原是西方白人生活的地方，早期遠古時期的中華文明明顯受西方文明影響。但同一時代出土的木乃伊也有地道東方人特徵的，可見要忠實地反映沒有記載的歷史實在不易。

不過最早新疆被“外人”占領的記載是公元前6世紀，當時古波斯的塞流士帝國全方位擴張，疆域遼闊，新疆為其殖民地，今天流傳在伊朗的波斯名詩句中仍有一些新疆和中亞地名隱現其中。古波斯帝國的擴張在中亞一帶留下不少波斯人的各種親戚。比如，哈薩克民族主要即是公元前6世紀後波斯人、公元6世紀後突厥人和公元13世紀後蒙古人的融合體，其它的中亞諸國（或地區）亦情形類同。公元前4世紀時，世界征服者馬其頓的亞歷山大王，曾往東長驅5000公里的直線距離，於征服古波斯帝國後，征服新疆和北印度。按突厥史家的思維，匈奴其實也應該有可能是波斯帝國和馬其頓帝國人的遠房親戚。但作為一個民族，突厥民族進人新疆很晚，晚于波斯人和馬其頓人，晚於漢人和蒙古人，也晚於大多數今天生活在新疆的其他少數民族。為了將其“進人” 新疆的時代大大提前，泛突厥史言家們根據需要“創造”了局部歷史。

不過有些突厥史言家在“創造歷史”的同時，為其需要，又將語言與血緣混淆。我們知道，說同一語言的民族，其祖先並不一定是相同的。南美洲曾是西班牙殖民地，多說西班牙語，但若說南美洲人的祖先就是西班牙人未免粗糙。非洲更有大量說英語的黑人國家，說他們是英國人的後代恐怕英國人會很不高興。美國人都說英語，但說加利福尼亞州人就是英國人後代也難免不實，因為那裡的拉丁裔遠多於歐洲裔。就是如今同樣在美國說英語的歐洲裔白人，德國後裔也多於英國後裔。可見，不少史家們為了自己的方便，作了太多太快的邏輯跳躍，以語言的異同來推斷人種的異同的方式是多麼地不可靠。

不過，突厥語盛行於“突厥走廊”倒是不爭的事實，這自然是游牧民族多次穿梭於其間的混血結果，當然一個強盛的民族強迫他族使用新的語言是讓語言得以流行的捷徑，這樣的事，在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了。

實際上，在有記載的歷史和對歷史的推測中，中亞游牧民族迫於戰爭，的確有數次大規模的東西來回穿梭。

公元前6世紀，波斯帝國開疆拓土，曾引起中亞民族東遷。

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帝國東征，也引起中亞民族東遷。

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匈奴民族縱橫於長城內外，東起蒙古東部，西至中亞東部和南亞邊境地區。

公元1世紀到公元3世紀間，在漢代擊敗匈奴後的強盛時期，漢在新疆設都護府，控制中亞東部和周邊地區。匈奴四走，數支部落西行而去。

公元3世紀漢帝國衰落後，游牧民族經2個多世紀的整合，時不時有數支部落曇花一現式地崛起於阿爾泰山周邊地區。終於，公元6世紀時，突厥勢力除了恢復了匈奴汗國盛時的版圖，更包括中亞地區，即東起蒙古，西至中亞平原大部。

公元6世紀到公元8世紀間，在隋帝國打擊下，突厥汗國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東突厥涵蓋原匈奴版圖大部，西突厥則涵蓋中亞地區。唐帝國在數次軍事和政治打擊後，將勢力範圍擴至波斯周邊地區。游牧民族部落再次或降唐或西奔。西突厥乃今日“突厥走廊”的鼻祖。

公元8世紀中葉，在中亞哈薩克境內，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的各自擴張爆發衝突，唐帝國對阿拉伯帝國的積極防禦作戰敗回後，突厥和游牧民族勢力卷土重向東來。

公元8到9世紀，阿拉伯帝國人一手持彎刀，一手持“可蘭經”，強迫中亞人信奉伊斯蘭教。信奉者留，不信奉者走。

公元10世紀唐帝國瓦解後，多數突厥勢力為阿拉伯帝國所用，在阿拉伯帝國和伊斯蘭教從7世紀後而長達千年的連續擴張中，大都信奉了伊斯蘭教。

公元10世紀末，塞爾柱突厥人在“突厥走廊”西側（土庫曼一帶）建立帝國，滅最後的波斯帝國殘餘，強盛一時，抵制十字軍東征，為伊斯蘭事業貢獻良多。13世紀初始，帝國東部分裂為著名的花喇子模帝國（烏茲別克斯坦一帶）。

13世紀初，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後，蒙古周邊突厥數部為蒙古帝國所用，大部初時仍為阿拉伯帝國所用或擁兵自重。實際上，僅為花喇子模帝國效力的突厥兵，便有10萬眾以上。蒙古人三次大規模西征，多數突厥轉為蒙古人效力，充當蒙古西征大軍的馬前卒。另數支突厥和其他部落被迫向西遷移。

今天的“突厥走廊”西端土耳其，實際上是以奧特曼帝國為藍本的。建立奧特曼帝國的突厥先人最初依附於塞爾柱突厥人建立的羅姆蘇丹國，在和拜占廷相鄰的河畔得到一塊封地。13世紀中葉，羅姆蘇丹國在蒙古人西征的打擊下瓦解。於是這支突厥人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機會，從此開始發展壯大。奧特曼（1282～1326年）繼位後，於14世紀初開始自稱蘇丹，宣布他的部落為獨立的伊斯蘭國家。其後的200多年間的大部分時間裡，不斷擴展，15世紀中葉，奧特曼帝國攻陷拜占廷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爾（今土爾其首都）。其後，攻陷貝爾格萊德，攻陷布達佩斯，圍攻維也納，奪取了地中海的東岸和紅海要道。同時向中亞擴張，奧特曼帝國在鐵血征服的同時，更大肆推廣其語言和文化給文化比較落後的廣大中亞地區。奧特曼帝國成為一個龐大的帝國，版圖囊括以前的阿拉伯和拜占廷兩個帝國的大部分地區，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稱雄一時。16世紀後半葉，奧特曼帝國的海軍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聯合艦隊打敗，失去了對地中海的控制。到19世紀中葉到一戰後帝國解體間，更被被歐洲人譏為“近東病夫”。

在奧特曼帝國走下坡路時，新興的沙俄帝國卻在彼得大帝的統領下，全方位擴張了300餘年，尤以東擴最為成功。沙俄帝國與奧特曼帝國便有前後200多年多次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結果，相當多的奧特曼帝國勢力範圍和殖民地為沙俄帝國所有，“突厥走廊”除了兩端，即新疆和土耳其，均歸入沙俄帝國版圖。若非蘇聯帝國在上世紀90年代崩潰，古時的“突厥走廊”中段，假以時日，或可永久消失在其官方的俄語海洋之中。

其實，在今天說同一語言的獨立國家中，“突厥走廊”現象並非突厥語系獨有。實際上，地處東歐和中歐的波蘭、烏克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國的語言差別，以中國人看來，實乃方言之別而已，因拉丁文字的關係，書寫雖然不同，但口語的交流卻無甚大礙，比起法、德、英語言間的差別不知近了多少。比起同是中國人的南方各種方言，如廣東話和福建話，差別也少多了。這條“突厥走廊”上的語言差別，類同於這幾個東歐國家間的語言差別。二者都有一定的民族基礎和自然的語言推廣過程。在此基礎上，前者有曾統一的突厥汗國和奧特曼帝國大力推廣突厥語言，後者有曾統一的斯拉夫帝國大力推廣斯拉夫語言。

不同之處在於，斯拉夫帝國故土位於歐洲心臟，近現代歐洲政客深嫻地緣政治要領，絕不會讓鄰國將勢力範圍擴張得太大後才有所表示，“泛斯拉夫主義”在西歐、美國乃至亞洲國家的多重夾擊下，自然難以展翅。而興起於19世紀末的“泛突厥主義”則不然，先有近現代歐洲、美國的歷史家和政客們領會地緣政治要素，以此牽制着19世紀和20世紀迅猛擴張的沙俄帝國和蘇聯帝國；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又可以藉此從西面牽制崛起的中國發展。“泛突厥主義”大本營表面在土耳其，實際上的靠山卻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國的“疆獨”（或建立“東突厥斯坦”國）只是“泛突厥主義”的初級階段而已。

不過，歐洲人和美國人既然領會地緣政治要點，他們自然會以此工具對俄國和中國進行巧妙的抬杆。以當今國際形勢而言，若 “東突厥斯坦”真的從中國的新疆分裂出去，中國人不要指望“正義”的歐美人士會滲出一丁點的同情淚水。但他們一樣不至於會讓“泛突厥主義”走到“泛突厥斯坦國”才收住微笑。他們知道，一旦“泛突厥主義”真的取得巨大成功，至少也會是“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巨大混合物，或許一個新的沙俄帝國式的擴張幽靈要浮出水面，中東和中亞的勢力平衡頓時失去。對這個湯手大山芋，西方人是否真的敢拿在手裡，而又寒在心裡？

綜觀奧特曼帝國的600多年歷史，他們有過屢戰屢勝的輝煌，在近代也同樣有過屢戰屢勝的羞恥。中國人同樣經歷過近代從盛清的興奮到幾近亡國的沮喪，衰弱之時，總有人要大聲疾呼，以“喚醒”民族意識和政治覺悟為己任，如今的“泛突厥主義”也算是這種“喚醒”下的餘音迴繞。今天，世界各國在經濟上的搏翌已多少替代了些往日戰場上的搏殺，但富裕並不是國富民強的保證，良好的各種制度才是一個民族以國富民強的姿態、立於民族之林的最基本保證。

如果我們理解，在他們各自過去的輝煌歷史結束後，以“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出現的背景和國際大環境來看待整體事件，或許對其來弄去脈有所頭緒。

從上世紀末蘇聯崩潰後，土耳其立刻加緊了對中亞突厥地區的投資，以商業利益為誘餌加深誘其對“泛突厥主義”的認同，自己欲取代蘇聯而充當“老大哥”。比如，僅在1600萬人口的哈薩克國，上世紀90年代就有2500家土耳其公司在那裡投資，投資額達90億美元，貿易額更在短短8年間從1.45億美元漲了38倍到56億美元，貸款達15億美元。至2002年底，“突厥走廊”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基本數據如下：

國家或地區 人口(萬) 人均收入
土耳其 7000 $2500
阿塞拜疆 820 $710
伊朗(阿塞拜疆省) 1600 $1710
土庫曼斯坦 550 $1200
烏茲別克斯坦 2540 $450
哈薩克斯坦 1600 $1500
塔吉克斯坦 630 $180
吉爾吉斯 500 $290
中國（新疆省） 1700 $940
（註：表中所列人口並非僅指突厥民族）

從經濟力量上看，“泛突厥主義”者們要想獲得此種成功，仍力不從心；從地緣政治上看，不但周邊國家有伊朗、俄國和中國等反對；從國際上看，恐亦為西方地緣政治所不容許，要取得成功恐怕只能是天方夜談的續集。“突厥走廊”上的“泛突厥主義” 泛濫，實有違中國和俄國的共同利益，這也是“中亞上海組織”聯合區域力量抑制“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當今中亞時髦的“反恐”動作之一。但是“泛突厥主義”中困難重重，並不會讓“泛突厥主義”們自動放棄他們在“疆獨”運動，中國自然無法掉以輕心。但是如果從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看，“泛突厥主義”經歷了令他們歡欣鼓舞的90年代初的澎湃，至今已江河日下。用“夕陽無限好”來形容“泛突厥主義”運動，倒是恰當的。

“分而治之” 、“離強合弱”乃為中外歷代帝國所採用，近現代西方政客對此尤其玩得爐火純青。從地緣政治意義上理解，對於“泛突厥主義”的初級階段，即讓突厥民族獨立於蘇聯，自然獲西方公眾和政府所理解和支持，這階段自然也包括對新疆的“泛突厥疆獨”勢力的默許或支持。而對於“泛突厥主義”的高級階段，即建立統一的、地跨中歐和中亞的“泛突厥國”，則無論近期和遠期，都難以得到西方勢力的支持。

不過，土耳其若考慮將“泛突厥主義”精神演變成“泛突厥經濟區”主張，倒符合國際精神，自然無人可以公開表示反對。不過，以土耳其國力而言，實乃夢語。土耳其GDP是俄國的一半，更只有中國GDP的15%，要扮演區域大國地位尚有待時日。以中俄領軍的“中亞上海組織”並談經濟、反分裂和反恐怖，組織成員國中除了俄國和中國，其餘國家中突厥勢力都占有比較主導地位，但他們的政府卻各自以自身政治經濟等綜合利益為出發點，尋找和追求最大的槓桿效應。這既反證了地緣政治學說的說服力；同時也反證了“同文同種”國家和地區間，達成各式政治經濟聯盟之舉乃貌似容易、實則不易；更說明了國與國之間“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現實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