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不过，说归罪于孔子的观点过于简单和肤浅，其主要理由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但凡持这种观点的人都忽略了两项事实。其一，在名家兴盛之时，儒家根本不成气候，即使有心也无力致名家于死地。其二，当汉武帝之世独尊儒术之时，名家业已绝后。受独尊儒术之害者不是名家而是法家和道家。

然则，名家之学亡于谁之手？曰：亡于道家、法家和纵横家之手。就思想根源而言，道、法、名三家均发源自老子。《史记ܦ老子韩非列传》中对申子的介绍是：“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对韩非子的介绍是：“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老子”。《史记ܦ孟子荀卿列传》中对慎子的介绍是“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ܦ商君列传》中对商鞅的介绍是：“鞅少好刑名之学”。慎子、申子、韩非子、商鞅皆为法家代表人物，司马迁于四人皆明言其学术出于名家，于商鞅之外的三人，皆明言其学术以老子为本。此为名、法两家皆渊源于老子之明证。此外，惠施“方生方死”之说，显然是对老子“有无相生”之说的发展，也可视为名家本诸道家的佐证。

同源而异流之间的争执往往激烈于毫不相干的派别之间的争执。不相干，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同源，则难免不相犯。故庄子可以放孔子之徒一马，却饶不过名家。《庄子ܬ秋水》篇中对公孙龙子有一通极其精彩的奚落，兹徵引如下：

“公孙龙问于魏牟曰：‘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异同，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今吾闻庄子之言，茫焉异之，不知论之不及与？知之弗若与？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
“公子牟隐几大息，仰天而笑曰：‘......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商□驰河也，必不胜任矣。且夫知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与？且彼方□黄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释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规规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今子不去，将忘子之故，失子之业。’
“公孙龙口去而不合，舌举而不下，乃逸而走。”

译成今日之白话，即：“公孙龙问魏牟：‘我年轻时曾学习先王的道理，年长以后懂得仁义的行为，明晰‘合同异’和‘坚白离’的道理，能反驳常人以为的是非，难倒百家的知识，屈服众口的辩论，自以为通达之至。现在听了庄子的言论，令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奇怪，不知是我的辩论能力不如他呢？还是我的知识不如他呢？我现在简直无法开口，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公子牟靠着几案，叹了口气，仰头朝天大笑道：‘......一个人的智慧如果不能穷尽是非之境地却还想了解庄子的言论，这就如同叫蚊子去扛山，叫马陆去渡河，自然不能胜任。而且一个人的智慧如果不能理解微妙的言论却满足于一时的所得，这难道不是同浅井中的蛙一样吗？况且庄子要下踏黄泉，上登苍天；不分南北，彻底解放精神，进入不测的深渊；无顾东西，从探索玄冥入手，归于无所不通的大道。而你却想通过浅陋的观察有所知、琐碎的辩难有所获，这就像是用管子去看天，用锥子去测地。这不也太渺小了吗？你走吧！你难道没听说过燕国的寿陵余子到邯郸去学赵国人如何走路的故事吗？他没学会赵国人的本事，却忘掉了自己的方法，结果只好爬着回去。你要是还不走，也会忘掉你的故技，失去你的本业。’
“公孙龙听了这一席话，张口结舌地溜了。”

§14

《庄子》素以寓言著称，其寓言不仅有虫鸟河海的对话，也有人物虽真，情节却纯属虚拟的故事。上面这段引文所叙述的故事想必属于这类寓言，不必信以为真。不过，故事虽属杜撰，对公孙龙的指责和嘲笑却不假。一言以敝之，庄子认为公孙龙子之流以小失大，不知大道之所在，而从事一些琐屑无聊的观察和研究。老子既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又说过“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可见对于道家来说，“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悟”，不能“求”。越是从事细致的推敲、离道也就越远，因而名家对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探讨从根本上来说是使人迷失大道的反动。故庄子对公孙龙的抨击，集中火力于此。

在奚落过公孙龙之后，《庄子ܬ秋水》紧接着把矛头指向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兹译为白话如下：
“惠子为梁国的宰相，庄子到梁国去见惠子。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打算取代你为梁相。’惠子听了这话害怕了，于是在国都内搜索了三天三夜......
“庄子和惠子在濠水的石桥上游览。庄子说：‘白鱼从容自在地在水中游泳，这就是鱼的快乐呀！’
“惠子说：‘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说：‘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
“惠子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你。同理，你不是鱼，你当然不知鱼是否快乐。’
“庄子说：‘咱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句话时，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才问我。我就是从濠水上得知的。’”

以上的引文即后世以“濠濮闲想”喻“逍遥自得”和以“濠上”喻“逍遥境地”或“逍遥游乐”的来源。所谓梁国，也就是由晋国分离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之一的魏国，后因迁都大梁而被人称做梁。惠施在魏国搜索三日三夜云云，只可当作旨在丑化惠施的寓言读之，不必以为真有其事。否则，惠施既见到庄子，怎么不把庄子抓起来或是赶走，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同庄子一起漫游濠水？《庄子》既载有这段濠上的辩论，想必庄子自以为把惠施难倒。其实，这段记载恰好表明庄子在逻辑学上远非惠施的对手。惠施的辩论所遵循的是正确的逻辑，而庄子的辩论所依仗者不过是诡辩。不过，道家既然从根本上否认逻辑的价值，庄子之不以逻辑取胜，亦可谓自圆其说。

道家对公孙龙和惠施的攻击，还见诸《庄子ܬ天下》。《天下》篇中有这么一段：“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之所以不堕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译成如今的白话，就是：“南方有个叫黄缭的怪人，问天地为何不堕不陷，问风雨雷霆为何而生而发。惠施不加辞谢就予以应对，不加思索就予以回答。他广泛地解释万物，说个没完没了，还嫌不够，还加上些奇谈怪论。”黄缭所问的问题，皆属现代物理学之范畴，可惜惠施的回答略而不载，而惠施自己的著作又早已逸散，故无从得知惠施之观点合乎今日所谓之科学否。

§15

近人弗莱特荷夫ܭ卡普拉（Fritjof Capra）写过一本TheTao of Physics （《物理学之道》），自七十年代中出版以来，大行其道，迄今已出过三版，行销过数百万册，被译成十几种不同的语言。数年前在中国看到过一本好象叫做“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的书，当时未曾留意，不知是否即为此书的中文译本。简言之，该书作者认为西方的物理学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殊途同归，导致极其近似的、对宇宙的认识。不仅止此，该书进而指出：虽然西方的物理学以严谨的试验为基础，其重大的认识亦未尝不从“悟”而来，同东方的神秘主义不谋而合。该书所谓的东方神秘主义，指发源于印度的印度教、佛教，和中国的道家思想。该书作者为物理学博士，先后在法国巴黎大学、英国帝国学院、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伯克莱加州大学等处从事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虽未必为学术权威，至少堪称学术界人士之一。是书既然如此风靡，可见西方学术界在经历了上千年的、为道家奚落为琐屑无聊的探索和研究之后，至少有一部分人忽有所“悟”。之所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该书在学术界也不乏批评者。据作者自述，最常见的批评可以归结如下：

其一，批评者认为物理学和神秘主义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物理学的对象是量子世界，神秘主义的对象是世俗世界。作者的反驳是：宇宙之内只有一个世界，所谓量子世界和世俗世界只是这唯一世界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物理学与神秘主义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明确地以所谓量子世界为对象，而后者不明确地以所谓量子世界为对象。柞里子不是物理学专家，对于这一辩难，只能像庄子笔下的公孙龙，“无所开吾喙”。

其二，批评者认为物理学是建立在严谨试验基础之上的科学，而神秘主义是一片朦胧、模糊和浑屯。作者的反驳是：在科学界不幸广泛存在对于神秘主义的误解，神秘主义其实要求极其清晰的思维和体会。柞里子于印度教和佛教也是外行，不过，自信还能领略老庄之言，既然道家也是所谓神秘主义之一种，姑妄就此批评略抒己见。如果说物理学的目的仅在认识宇宙的最终或者说唯一的规律，则物理学家之追求与道家之追求确乎并无二致。如果物理学所认识到的宇宙的最终规律与道家的“道”大同小异，则物理学和道家思想就一定意义而言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之所以说“就一定意义而言”，是因为“殊途同归”通常用来指结果相同从而路径之不同可以忽略的情形。就物理学和道家而言，路径之不同却难以忽略不计。物理学之“途”，为观察和验证，所以物理学在获得其最终认识的途中产生一系列细微末节的认识，这一系列细微末节的认识导致一系列应用技术的产生，这一系列应用技术的产生又导致一系列物质文明的进步。道家之“途”为“悟”，所以道家在悟道的途中除对悟道者本身或有所精神体会之外，于物质文明一无所成。对于一心一意于宇宙最终规律的物理学家来说，沿途的成就只是无足称道的副产品，即使可以视为成就，也不过是无心之得。对于道家来说，物质文明本身是祸患之根源，物质文明愈进步，离“道”也就愈远，因而对于物质文明无所成就正是道家的成就。由此可见，对于物理学家和道家而言，其途之殊，本可忽略不计。

然而，世上以宇宙最终规律为追求目标者寥若晨星，有能力和学识理解宇宙最终规律者更是屈指可数。世上以悟道为追求目标者也是寥若晨星，最终悟道者也更是屈指可数。绝大多数人所追求、能理解、并从而享受的，恰好是物理学家所谓的副产品或道家所谓的祸患之根源。物质文明是否是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这一点或许可以争议。一旦物质文明差异过大的时候，差的一方的大部分人就会怀疑自我精神文明的价值，从而投靠高的一方的精神文明。这一点则似乎无可争议。君不见世界精神文明的日益西化或者说美国化么？君不见基督文明的日益世界化或者说普遍化么？但凡欲争议者，只消放眼举世对所谓基督出世2000年的疯狂庆祝便当噎气。物理学与道家的“殊途”，既可以导致如此这般结果，是可忽略，孰不可忽略？

§16

《汉书ܦ艺文志》列法家著作十种，其中六种系之于先秦，分别为《李子》、《商君》、《申子》、《处子》、《慎子》、《韩子》，后世因统称其作者为法家。《李子》为魏文侯相李克（前455－前395）所著，早逸。《处子》不仅早逸并作者姓氏、事迹皆不可考。《商君》亦作《商君书》或《商子》，相传为商鞅所作，其实当为后人对其行迹和言论的追记。《慎子》原有四十二篇，今仅存残缺不完的七篇。作者慎到，事迹言论见《战国策》、《史记》、《庄子》等。《申子》六篇，早已逸散，唯《大体》一篇因转抄于《群书治要》而得以仅存。作者申不害（约前385－前337），郑国人，曾为韩昭侯相，事迹言论见《史记》和《韩非子》等。《韩子》一般通作《韩非子》，《汉书ܦ艺文志》著录为五十五篇，《隋书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卷，流传至今的本子正作二十卷、五十五篇，当是依隋代版本而定者。作者相传为韩非，据近人考证，其中某些篇章显然并非韩非作，故当视为以韩非著作为主的一部汇编。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公子，曾与李斯同师事荀子，其著述受到秦王政（即后来自称为始皇帝者）的赏识，被邀出使秦国，因故见杀。事迹见《战国策》、《史记ܦ老子韩非列传》等。

韩非称商鞅主法治，慎到主势治，申不害主术治，而自己则综合三家为一。以各人的言论行迹考之，韩非的这种分类显然较统称之为法家合理。以现存的《慎子》考之，所谓“势治”，其实就是专制前提下的“法治”，可与法治合而为一。所谓“术治”，其旨在阐明为人君者如何驾驭臣下之权术，可说与“法治”恰好背道而驰，归之于法家极不合理，当别以术家称之。韩非虽自称为合法、势、术为一说，实为术家而非法家。《韩非子ܬ说难》中反复陈述迎合人君意旨之难，即其证。

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姓公孙氏，名鞅。卫国公子，故亦称之为卫鞅。为秦相，公元前340年秦孝公封之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因称商鞅。因受封于某地或受封为某称号而改姓某某氏，或因为某国王族而用国名作姓氏，在先秦时代屡见不鲜，公孙鞅之被称为商鞅或卫鞅，只是常例而非特例。身为卫国的公子却仕于秦，却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说“不寻常”，不是说身为某国人而在另一国当官有何不寻常。事实上这类在后代难免不被视为叛徒、内奸、贰臣的行为，在先秦时代等闲如家常便饭，正常如“食色性也”。商鞅仕秦之所以“不寻常”，是因为情节曲折足以敷衍成一篇小说。话说公孙鞅在仕秦之前本为魏相公叔座的家臣，其不仕于卫而仕于魏，恰好为出仕他国实属等闲之证。公叔座知道公孙鞅是个有大才的人物，正想推荐给魏惠王，不巧身患重病。魏惠王前往探病时问公叔座：“公叔万一不起，魏国的国事交谁？”公叔座趁机推荐公孙鞅，说公孙鞅虽然年少，却是个奇才，希望魏惠王能听凭公孙鞅处理一切。魏惠王听公叔座如此这般说，默然不语。其不以为然，早被公叔座看个明白。魏惠王告辞之时，公叔座秘密对魏惠王说：“王如果不同意我的推荐任用公孙鞅，一定要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跑到别的国家去。”魏惠王点头走了。公叔座于是叫人把公孙鞅找来，告诉公孙鞅：“魏王刚才问我谁可以接替我为相，我说你可以。我看魏王的样子不以为然。我不能不以君为重，以你为轻，所以，我劝魏王如不能用你就把你杀了。王点了头。你赶紧跑吧，不然，会有杀身之祸。”公孙鞅却不慌不忙地对公叔座说：“魏王既然不能用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魏惠王果然不出公孙鞅所料，离开公叔座的家就对随行的人说：“真是不幸，公叔病得这么厉害，以致糊涂到要我把国家大事听任公孙鞅处理！”

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公叔座能识别公孙鞅于未大用之前，绝对不是不明智之人；就公孙鞅是否会见杀于魏王一事而言，又恰好是旁观者。明智兼旁观，其料事却仍然不及身为当局者之公孙鞅，公孙鞅之才，非平庸如魏惠王者所能识，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