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與五千年：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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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思想家看來，重視體力，輕視智力，不僅是農業生產的需要，也是維持統治的需要。因為“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呂氏春秋· 上農》）朴，即朴力而寡能，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這樣的人最好統治，故《老子》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老子》第六十五章）又說：“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老子》第三章）孔子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反映在用人上，就是“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為“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54]這種反智傾向實為農業學大寨的根源。

陳永貴以一個文盲當上了國家副總理就是一個例子。毛澤東認為，歷代狀元很少有出色的，當了進士翰林也儘是不成功的，他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亦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55]1964年3月毛澤東在得知陳永貴42歲時才掃盲時，以肯定和讚賞的語氣說：“窮山溝里出好文章”。[56]同年，毛澤東在提到“曲阜陳家莊陳以梅被打下去了，畝產從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來，畝產從三百斤翻到五百斤”時,說:“陳以梅這些人小學沒上過，大學也沒上過，可是能把事情辦好。”又說：“我們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正是這種人才觀，使陳永貴得到了提拔重用。而這和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人，特別是對於農民的要求如出一轍。“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荀子·王霸》）勤是良農的唯一標準，“勤而不惰，是為良農”。[57]在選擇農民時，“大約力勤而願者為上，多藝而敏者次之，無能而朴者又次之，巧詐而好欺、多言而嗜懶者，斯為下矣。”[58]陳永貴既是毛澤東的農民，也符合傳統文化中“良農”的標準。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發起和偏差，並不是某些個人所能左右的。領袖身後億萬像陳永貴一樣的愚公子孫才是運動的原動力。

五、正確對待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並不是一件可以隨意穿脫的舊衣服，它融化在我們的的液里，滲透在我們的靈魂中。十九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農業發展有過這樣的評說，“只要看看中國人對古代流傳下來的所有風俗習慣和耕作方式的恪守不渝，我們就不敢奢望目前農業生產的總體指導思想會與古代有什麼不同。……傳統習慣極大地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是其進步的巨大障礙，特別在農業生產上。”[59]也許正是因為認識到傳統對於農業發展的阻礙作用，新中國建立之後，開展了許多運動，諸如土地改革、合作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學大寨等等，喊出的口號是“破舊立新，移風易俗”，試圖擺脫傳統文化的束縛，“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但是我們並沒有徹底擺脫傳統文化的影響，我們與傳統保持千絲萬縷的的聯繫，甚至我們在反傳統的同時，又陷入了另外的一種傳統之中。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W.Pye,1921-）在論述共產主義和中國傳統關係時指出，“在中國文化的某些深層中，中國與共產主義是有共鳴之處的。”“毛的革命運動本身就包含了很多儒家學說的本質。他的道德態度以及對在革命運動中的忠誠與正直的強調，與儒家學說的基本實質比與馬列主義的唯物論更接近。”“即使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宣布他們要使中國擺脫傳統特徵，他們還是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中國文化的形式和格調。”[60]新中國五十年農業史在很大程度上映證了這個論述。在我們努力破舊立新、移風易俗的同時，舊的風俗習慣自覺不自覺地影響着我們的行動。

儘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社會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等發生了巨變，但一些基本的問題沒有變，人多地少的矛盾沒有變，南澇北旱的基本自然條件沒有變，對於發展糧食生產，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的需要沒有變，改善人們生活的目標沒有變，甚至“中國歷史的主旋律仍未完成從宗法小農的田園詩向現代化的狂想曲的轉變”[61]。在這些基本問題沒有改變之前，傳統的用以解決這些問題，並且行之有效的辦法必然繼續得到採用。

比如，人多地少的矛盾。由於自然條件的不足和生產力水平的限制，中國在殷商時代局部地區就已出現了相對耕地不足的問題。以後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控制人口數量，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就勢在必行。而這正是自古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所走過的道路。以控制人口的數量為例，如宋代在南些方一些省份所廣泛存在的溺嬰，或不舉子現象，以及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控制人口行為，改變人口的地理分布（移民）。另一個辦法就是擴大耕地面積，如梯田、圍田（圩田、垸田）、架田、塗田、砂田等方式。但最主要的辦法就是提高單產。從戰國時期，感覺到“無芻牧牛馬之地”開始，人們就開始採用“盡地力之教”，以充分發揮地區的增產潛力。無疑這個方面是成功的。大躍進中的各種指標也是以提高單產為目標，這本是合乎中國實際的。同時，為了提高單產所採取的“八字憲法”，也是經過歷史證明行之有效的增產措施。與技術相配套的農具也是如此。“自秦漢以來，衣服、宮室、器用，代有變更，而農器則二千餘年不變，此固有不能變，或不必變者在焉。”[62]

又比如，中國是個饑荒之國，吃飯問題始終是中國人考慮的首要問題。尤其是在饑荒之後，糧食問題就更為迫切。中國農業的出現便以饑荒有關。《尚書·舜典》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從“洪範八政，食為政首”開始，歷代統治者莫不以民食為重。並喊出了“民以食為天”的口號，歷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更有許多重農貴粟的論述和主張。在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之後，就不難理解在1960年前後，中國正經歷三年大的自然災害期間，提出“以糧為綱”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

從歷史來看，五十年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所走過的道路，正是五千年中國農業和農村所走過道路的繼續。在總結五千年經驗基礎之上，我們道路本應該更寬廣更平直，我們的步子本應該更堅定，但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再回首卻發現我們經歷了坎坷，走過了彎路。傳統文化象一隻無形的手在牽引着我們。

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如何繼承和發揚？

比如，精耕細作，其中的許多精髓可以繼承，但如果簡單化，就可能適得其反。以深耕為例。歷史經驗證明，深耕可以取到增產的作用，但並非越深越好。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人們就提出了深耕的口號，在這一口號的指引之下，人們可能盡其所能地深耕，以達到增產的目的，並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達到了這樣的目的，因為在當時的條件下，比如農具相對落後，人們盡最大的努力，其耕殖深度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對大面積的土地而言，這樣就強化了人們對於深耕的信念。但是耕地的深度並非與產量永遠成正比，在一定程度下，它也會出現類似於“邊際收益”下降的效應，更有甚者，一味深耕，將生土翻於地面，反而有礙增產。因此，在深耕實行了千餘年之後，人們對於深耕的認識就有所深化，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知本提綱》所說：“越耕越深，將生土翻於地面，凡諸種植皆不鬯茂矣”。包世臣《郡縣農政•任土》也說：“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軟硬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澤。”因此古人主張“皆須相其宜而耕治”，根據地勢、土質、季節、作物等情況來確定耕翻深度。如“啟原欲深，啟濕欲淺”（馬一龍《農說》），“秋耕欲深，春耕欲淺”（《齊民要術·耕地》）。其次，古人還認為深耕必須與熟耙結合起來。熟耙，又稱細耙。元代的《種蒔直說》如是說：“古農法，犁一耙六。今人知犁深為功，不知耙細為全功。耙功不到，土松不實，下種後，雖見苗，立根在粗土，根土不相着，不耐旱有懸死，蟲咬乾死等諸病。耙功到，土細又實，立根在細實土中，又碾過，根土相着，自耐旱不生諸病。”但大躍進在繼承深耕傳統的時候，人們對於深耕的認識似乎還停留在一千多年以前，只看到了深耕的好處，而沒有注意到由於深耕所帶來的可能的問題，深耕在一些地方變成翻得越深越好，加上有了較為先進的工具，有些地方竟有翻到1丈2尺深的。[63]這又有反傳統的一面。

就密植而言，古人雖然認為“地肥而密，所收倍於疏者”，但所謂“密”是與“稀”相對而言的，以播種量來說，一般情況下，“畝擲三升”，但“稻地美，用種畝四升”（《泛勝之書》）就是密了，再以每畝株數來說，原來畝七千二百株為稀，變成“數踰於萬”（馬一龍《農說》）就是密了。但這裡所謂的“密”和後來毛澤東推薦的“三萬蔸”相比，又顯得很稀了。因為即便是“數踰於萬”也只相當於毛澤東後來推薦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七千二百株更是不足四分之一，遠遠沒有達到三萬蔸的密度，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出密植，可以使密度趨於合理。也就是說，如果以毛澤東提出的“三萬株”為臨界點，三萬株以前，越密越好，超過三萬株就可能適得其反。大躍進的錯誤就在於沒有掌握好這個“度”。

其實，古人在種植密度方面並不一概認為越密越好，而是主張因地制宜，其中是主要考慮的因素便是土壤肥力。馬一龍在《農說》就提到水稻移栽：“疏密各因其地力肥瘠為儔”。古人在土壤肥力與種植密度方面有兩種說法，一是“美田欲稀，薄田俗稠”（崔寔《四民月令》）。二是“美田欲稠，薄田俗稀”。[64]兩種說法，看似矛盾，實則都有道理，都有來歷。以“美田欲稀”為例，宋人陸九淵在總結他家水稻豐產經驗時說，“吾家治田，每用長大钁頭，兩次鋤至二尺許深，一尺半許外方容秧一頭，久旱時田肉深，獨得不旱，以他處禾穗數之，每穗多不過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處中禾數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二百餘粒，每畝所收比他處一畝不啻數倍，蓋深耕易耨之法如此。”[65]這種辦法是通過提高有效分櫱，增加穗數和粒數來提高產量。這應該說是在稀植條件下的一種增產辦法。大躍進的錯誤在於簡單化，不問實際情況，不管土地肥瘠，以為越密越好。

人民公社雖然也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強調“人和”，追求“大同”的精神相吻合，但同時又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以“自我”為中心的表現為自私的倫理道德。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稱為“差序格局”，儒家的倫理道德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由己及人，先己後人，象波紋一般，由中心向四周擴展，這種以“己”為中心的自我主義使得傳統的中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國，為了國可以犧牲天下。”[66]顯然這種先己後人，由己及人的傳統倫理道德，與“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的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道德背道而馳。人們從自身的利益出發，當合作有利於自己時，他們便選擇合作，而當合作於己不利，他們的積極性就會受到影響。一方面他們希望等貴賤、均貧富，搞平均主義，另一方面他們又斤斤計較，“親兄弟，明算帳”。人民公社的解體，地地承包責任制的實現，再次論證了二千多年前，《呂氏春秋·審分》中所說的一段話：“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而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人和的另一面。

愚公的精神固然可歌可泣，用愚公精神感召下的大寨，也值得學習。但是愚公身上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便是“愚”。所謂“愚”就是不作可行性研究，不尊重科學，而一味地盲目蠻幹，這種“愚”在大寨人身上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或多或少都有體現。改革開放之後，一位作家在荷蘭旅遊，看到到處是井然有序的牧場，並且這些牧場都是十七世紀荷蘭人的作品，回想起自己當年在山東老家插隊時早起用獨輪車艱難地推糞上山的情景，不無感慨地說：“從任何意義上說，送糞這種工作決不比從低洼地里提水更有價值。這種活計本該交給風能去干，犯不着動用寶貴的人體生物能。我總以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紀的荷蘭人，肯定遍山都是纜車、索道——他們就是那樣的人：工程師、經濟學家、能工巧匠。至於我老家的鄉親，全是些勤勞樸實，缺少心計的人。前一種人的生活比較舒服，這是不容爭辯的。”其實像荷蘭人那樣用以解決低地水害的排水系統和風車在中國也是早已有之，但由於人們強調愚公移山精神，加上經濟等方面的原因，像溝洫、風車這樣一些技術和工具沒有得到很好的使用和推廣。中國農民是勤勞的，但很難說是智慧的。這倒不是說，中國農民愚蠢，缺乏學習的能力，而長期的文化積澱，使他們習慣於動手，教我幹啥就幹啥，而不習慣於動腦。人本應該是腦袋在上，四肢在下，而愚的表現則是“腦體倒掛”。

大寨人的“愚”還和“忠”結合起來，表現為“愚忠”。所謂“忠”最初就是“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67]而後又是“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干社會主義”最後又是“階級鬥爭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典型”。

政治上的幼稚和行動上的盲目蠻幹，並無二致，只是二者的結合，對於中國農業發展的影響，遠不是一加一等二。政治的需要和知識的欠缺，加上勤勞勇敢的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建國以後，曾經給中國的農業和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從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再到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由於盲目蠻幹，無條件的服從，不尊重科學技術知識，強調人定勝天，提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教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大干快上”等等口號，不進行可行性研究，盲目上馬，勞民傷財，同時給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這樣的教訓很多。政治上的失誤，固然是這些災難的直接原因，但長期的文化積澱才是其深刻的歷史根源。

在總結建國五十年來以來，農業所遭遇的挫折時，人們總是將大躍進、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歸結為“左”的錯誤，實際上這種錯誤的發生豈一個“左”字了得，而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着深刻的淵源。費孝通在《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結症》一文中指出：“人類行為是被所接受的價值觀念所推動的。在任何處境中，個人可能採取的行為很多，但是他所屬的團體卻準備下一套是非的標準，價值的觀念，限制了個人行為上的選擇，大體上說，人類行為是被團體文化所決定的。在同一文化中育成的個人，在行為上有着一致。”[68]黃仁宇的一句話：“大凡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遇到社會環境劇烈的變化，承受着內外空前壓力之際，人民鋌而走險，在此時發生戰爭與暴動，初看起來，必是激情多於理智。一到事後，有了前後史跡之縱深，則使我們了解當時犧牲了十萬和百萬以上的人命，決不可能僅因少數的人一意為非作亂，其它則盲目附從。尤其是國為這種行動所造成的局面敗幾十年後尚不可逆轉，更不能輕易的指斥為一種錯誤，免不了當中尚有公共意志。”[69]柯文認為“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有一種從十八世紀和更早的時期發展過來的內在結構和趨向。若干塑造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的增長和疆域的擴大，農村經濟的商業化，社會各階層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70]。柯文強調的是經濟因素，其實在其中起更大作用的是傳統文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雖然不是戰爭和暴動，但其影響卻超過了戰爭和暴動，它也並不是少數人所犯的錯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所謂“團體文化”和“公共意志”的體現。而這種團體文化和公共意志，正是長期的歷史發展所積累起來的傳統文化。

Cultural Roots of Agricultur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56-2006

Zeng xiongshe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AS, Beijing,100010)

Abstract

Some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Learning from Dazai, of agri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56 to 2006, are compared with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hat occurr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luctu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past 50 years was not merely due to the so-called “left errors”, but also due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has lasted for 5000 years.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d the “Eight words constitu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ith the theory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 People’s Commune with the thought of human’s harmony , and Learning from Dazai with the legend of Yu Gong Yi Shan (foolish old man removing mountains).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emporary China, agriculture

載：《中國科技史雜誌》，2005年增刊，68-86頁。（刊出文字與此處可能略有出入）

[1] 金輝，風調雨順的三年——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方法》雜誌1998年3期。

[2] 龔啟聖，近年來之1958-61年中國大饑荒起因研究的綜述，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

[3] 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學院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著：《中國農學史（初稿）》，上冊，科學出版社，1959年， 3-6頁。

[4]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84頁，當代中國的農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158頁。

[5] 拙稿，深耕與深根，（未刊稿）

[6] 止齋文集，卷四一，跋靈潤廟賜敕額。

[7] 明代沈氏則用鐵塔“二三層起深”，據說其深度可達到一尺左右，湖州僧人則“先用人耕，繼用牛耕，大率深至八寸”。

[8]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３４，語錄上。

[9] 1964年12月22日，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

[10] 羅願，新安志，卷二。

[11]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12] 中國印象，下冊，25頁。

[13]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739頁。

[14] 當代中國的農業，159頁。

[15] 羅振玉，農事私議，卷之上，光緒二十六年（1900），17-18頁。

[16]《王禎 XE "王禎" 農書·農器圖譜》集一，田制：“櫃田，築土護田，似圍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櫃形制；順置田段，便於耕蒔。若遇水荒，田制既小，堅築高峻，外水難入，內水則車之易涸……此救水荒之上法。”

[17] 蘇軾.雜說一首.送張琥.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二十三.雜文. 北京:中國書店,1986,298頁。

[18]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84頁

[19] 思辨錄輯要，卷十一，修齊類，稻上編，211頁。

[20] 引自《當代中國農業》，159頁。

[21]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85頁；當159頁。

[22] 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13-14頁。

[23] 《周禮·考工記》；《晏子春秋·內篇雜下》

[24] 《唐本草注》，引自《農政全書》卷之二十八，樹藝。

[25] 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提到，“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8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年底算帳派輸定了》，提到“地的產是人的膽決定了的”，以此強調“人是條件的主人”，批判“唯條件論”。8月27日，《人民日報》用通欄大標題發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26] 中國民間文藝會編，《農村大躍進歌謠選》，1958年5月第1版，5頁。

[27] R.麥克爾法考、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322頁。

[28] 秦暉：公社之謎？（網上文章），相同觀點也見《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738頁。

[29] 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年，2頁。

[30] 張樂天的觀點，引自秦暉《公社之謎》。

[31] 曾雄生，試論中國傳統農學理論中的“人”，自然科學史研究，2001年第1期，1-20頁。

[32] [清]陸世儀.思辨錄輯要·修齊類，卷十一.

[33] 王禎農書•農桑通訣•鋤治篇：“北方村落之間，多結為鋤社，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餘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自相率領，樂事趨功，無有偷惰。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無荒穢，歲皆豐熟。秋成之後，豚蹄盂酒，遞相犒勞。名為鋤社，甚可效也。”

[34] 元史·食貨志·農桑

[35] 薄一波說，“公社這個名稱，原出於歐洲中世紀，是當時西歐實行自治的城鎮。……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成功後，雅各布布賓派中的一些派別，曾主張在法國恢復公社制度。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學生們，於1824年到1828年在美洲購置土地，進行未來理想社會的試驗，就把他們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也常把他們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稱為公社。…”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738頁。

[36] 何兆武、柳御林主編，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上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20頁。

[37]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38] 《紅旗》雜誌常任編輯李友九1958年8月8日給總編輯陳伯達的信，引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738頁。

[39]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 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頁。

[40] 隋時，“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隋書•食貨志》）

[41] 《農桑輯要》卷3引《務本新書》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假有一村，兩家相合，低築圍牆，四面各一百步，若戶多地寬，更甚省力。一家該築二百步。牆內空地計一萬步，每步一桑，計一萬株，一家計分五千株。若一家孤另一轉築牆二百步。牆內空地止二千五百步，依上一步一桑，上得二千五百株。其功利不侔如此。恐起爭端，當於園心以籬界斷。比之獨力築牆，不止桑多一倍，亦遞藉力，容易句當。”

[42] 宋史·方綱傳。

[43] 最初建設時，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幾戶（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過渡到人民公社之後，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若幹個家庭（1982年時平均為30戶。《中國統計年鑑》1983：147）組成一個生產隊，成為一個單一的所有權單位。

[44] 曾雄生，試論中國傳統農學理論中的“人”，自然科學史研究，2001年第1期，8-16頁。

[45] 楊大利着，林立偉譯，大躍進與當代中國，網上文字。

[46] 1958年4月，毛澤東、陶鑄在廣東視察農業生產；同年同月，周恩來在鄭州燕莊鄉關虎屯參觀農業社麥田；同年，朱德視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農業生產情況；同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到北京市郊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義務勞動；八月六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

[4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01-1104

[48]吳思：《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

[49] 參見馮東書：《“文盲宰相”陳永貴》，２頁；吳思，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

[50] 為什麼取名“文盲宰相”？據馮說，書稿早已寫好，但《“文盲宰相”陳永貴》這個書名引起了爭議。有人主張用“農民宰相”，認為“文盲宰相”不好。為什麼不好呢？他們覺得這是在貶低陳永貴。我堅持不能改，即使暫時不能出版也沒關係。這本書已經有意壓了幾年，不怕壓，再壓幾年沒關係。

　　我的理由是：第一，“文盲”不是品德好壞的標誌，“文盲”中不一定不出賢人，文化高的人中不一定沒有壞蛋；第二，陳永貴成為半文盲，不是因為他笨，是舊社會時他家窮，沒錢念書，怪不得他；第三，“文革”中有文化的人成了“臭老九”，今天怎麼翻過來又走一個極端，把大老粗、文盲變成貶義了呢？第四，陳永貴按現在國家掃盲標準，不夠脫“文盲”的帽子，是個半文盲，這是事實；第五，“農民宰相”這個說法沒有特點。美國的卡特就是個種花生的，是個“農民總統”。因此，只有“文盲宰相”才最符合陳永貴的特點和他當副總理的那個時代特徵。總理是要審批重要文件、起草重要文件的，是要懂現代科學和歷史知識的，沒有文化的人絕對不能當的，但是陳永貴當了。這叫“古今中外，空前絕後”，這個特點將載入史冊，是後世人研究“文革”不可缺少的材料，好得很。

　　陳永貴也從不掩飾他自己是個沒文化的老農民。他在中央和外地開會，參加外事活動，一身華北老農打扮，不穿幹部制服，不穿皮鞋，開口總是承認自己沒文化。他有這個勇氣亮自己的本色，我們瞎操心幹什麼！（《今日名流》1998年第8期馮東書文）

[51] 引自李成貴《關於大躍進的註解》，《中國農史》2001年第2期。

[52] 網上文字。

[53] 詳見，宋莎蔭和范銀懷，《大寨之路》，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頭版

[54]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周紀一.威烈王二十三年.中華書局，1956.15.

[55] 註：見1967年出版的《學習文選》第四冊，第2頁。引自《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

[56] 內容出自山西省檔案館省委常委記錄，轉引自張懷英先生的一篇手稿。引自《陳永貴•毛澤東的農民》。

[57] [宋]真德秀.福州勸農文.西山文集，卷四十，文淵閣四庫全書

[58] 張履祥，補農書

[59] 英，約·羅伯茨編着，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蔣重躍、劉林海譯，時事出版社，1999年，119頁。

[60] 中國印象，下冊，292-293頁。

[61]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377頁。

[62] 民國九年桂平縣誌，卷二十九，食貨中，稻下編，847頁。

[63] 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685頁。

[64] 移栽條件下，密度是按每畝多少株來計算。在直播條件下，密度主是是用播種量來決定，根據《齊民要術》的記載，稻田的播種量是“一畝三升擲”，不過在此之前，《泛勝之書》中就提到：“稻地美，用種畝四升”，顯然，四升屬於密植。

[65]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３４，語錄上。

[66] 費孝通，鄉土中國，觀察社，1948年，28頁。

[67] 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68] 鄉土重建，觀察社，1948年，1-2頁。

[69] 黃仁宇，地北天論敘古今，卷首，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2頁。

[70] 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