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这个叫伯加的男孩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基督教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加尔文派的虔诚信徒。30岁那年，伯加在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当时的耶鲁原本就是教会建立的大学，毕业生需要被派往世界各地传教。伯加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只要我的职责是宣扬福音……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我一点都不在乎是成为一名外方传教士，还是在家乡成为一名牧师。”

1834年10月26日，伯加抵达广州。当天，他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我非常愉快地到达了广州。当我登岸的那一瞬间，仁慈的上帝也自然而热情地在这个帝国中闪现了。”

刚刚到达广州，他非常不适应。伯加抵华后第一个任务是掌握中文的读写，可是由于清朝官方禁止外国人延请中文老师，并视传授外国人中文的汉人为“汉奸”，在广州，他想找个中国人练习几句中文都找不着。

不懂中文，他几乎寸步难行。依照清朝官方的规定，外国人的行动范围仅限于各国商馆一带。如果他们有事外出，比如到商馆附近的园林进行他们喜欢的散步锻炼，必须向官府报告，而且须有一名中国翻译同行，负责让他们守规矩。伯加来华之时，正值这些禁令愈加森严之时。

无奈之下，伯加只在广州做了短期逗留，只好前往新加坡学中文。9个月后，他再次返回广州，这一次他决定开办一家医院。因为一些广州市民听说了他在为外国水手治病后，很有成效，便主动登门求医。当地中国民众有着很强的医疗需求，这是伯加对中国的最初印象之一。

在新加坡接触了大量的华人后，伯加的这一感受更加强烈。直到到今天，中国人最需要的依然是医生和医院。当时，他住在位于华人社区的“马礼逊屋”，病人每天在甜还未亮时就围满了他的门口。他常常忙到没有时间吃饭，有时还要在夜间出诊。

伯加明白，就当时中国的情况而言，开办一家医院可以更好地为传教事业服务。主基督耶稣便是一边行医，一边传教的哦。当时，按照清朝官方的规定，西方人不能随意离开外国商馆区，但是中国人可自由往来其间。如果医院开设在商馆区，他就可以在不违反官方禁令的同时又能接触到中国平民，而且其他传教士也可以到医院向病人讲道。

至于医院的具体地址，伯加选择了新豆栏街。这里地处外国商馆区的边缘地带，既方便病人进出，也不用担心医院距离各国商馆太近，而引发中国平民和外国水手的斗殴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在开业的第一天，伯加迎来4名病人，其中前两名都是女病人。第叁天，有6名病人来就诊。第六天，就诊者的数量增加到21个，有广州城内居民，也有城郊居民，甚至还有来自广东省外者。

第七天，伯加治疗了一个很特别的病例。一个17岁的男孩天生没有外耳。他本来应该长着外耳的地方长着一些赘肉，而且没有通往内耳的耳道。伯驾为他切除了赘肉，又做了人工耳道。10天后，患者痊愈，可以像常人一样听到声音了。

一个季度过后，共有925名病人在医院得到治疗，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仅在医院里拿药的人。伯加是来华的第一个西医传教士，但并非来华的第一个西医医生。

之前，西医在华已经有了两百年的传播史，比如，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在其所着的《主制群徵》一书中，采用了西医学对人体生理的描述。又如，康熙年间，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等进奉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

再后来，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李文斯顿合作，在澳门开设了慈善医馆，专为无钱看病的穷人服务。不过，耶稣会传教士所带来的只有零星的医疗活动，而且仅限于宫廷。至于马礼逊所开办的医馆，严格说来是一个只有两间房子的诊所，而且在西医疗法之外，也聘请了中医医师以中草药行医。

相较之下，广州眼科医局拥有完备的近现代医院架构，候诊室、门诊室、手术室、住院部和药房等一应俱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平民大规模地接触西医及信任西医，是以广州眼科医局为起点的。这正是伯加创办医院的目的。

如果说，官方的禁令是这些传教士所面对的政策困境。那么，平民的反应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文化障碍。明清之际，当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时，也曾遇到类似的难题。

当时，利玛窦的应对之法是创造了“科学传教”策略。他改穿儒服，和士大夫论学，展示他在数学、天文学、制图学和机械学上的过人之处，以此引起了不少中国读书人的好奇心，其中一些人成为他的支持者并改信基督。

利玛窦的做法，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适应”策略。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就在于他不像去往美洲等地的传教士那样，所面对的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社群。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社会。

对马礼逊、伯加等新教传教士而言，虽然他们晚于利玛窦两百多年来到中国，但他们面对的情形并无多大改变。后人往往认为，在晚清，中国人对世界的变化反应太迟钝，应该早点产生落后就要挨打，以及挨打就要向西方学习的观念。

在这种情形之下，对初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来说，他们若想减少当时中国人和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彷效之前利玛窦的做法。

区别只在于，利玛窦是以天文学等近代科学知识吸引士大夫群体的关注，而伯加则是以医学专长争取平民的信赖。广州眼科医局虽然名为专科医院，实际上所治疗的不只是眼疾。

在这里，伯加创下了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的多个记录。比如，首次在中国实施白内障手术，首次摘除扁桃腺，首次摘除结石，首次实施乙醚麻醉和氯彷麻醉。

此外，伯加还是第一个在中国培养西医医生的外国医生。比如，有着“本土西医第一人”之称的关韬，即是伯加的学生。许多病人，用他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向伯加表示感激之意。

一个病人因为患有角膜翳，渐渐失明，不能干活的他想到还有双亲要赡养，感到很难过。经伯加治疗，他的病情很快好转，因此他称赞伯加“简直跟我们的神仙一样”。一个病人患有尿石症，伯加为他取出了结石后，他说：“医生是我的再生父母。”一个患有白内障的病人，在接受手术后恢复了视力，他就把伯加的像供奉起来，天天跪拜。

这些感谢方式表明西医获取了人们的信任，但也常常让伯加感到很尴尬。因为，在一个传教士看来，所有的荣耀都应归于上帝，归于主基督耶稣，他怎么能让病人称他为“神”呢？而且，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在表达对造物主的敬意时才可以屈膝。”

1837年，在广州眼科医局开办两年之际，伯加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成为我的朋友。无论我去哪里，都会被认出……住院病人包括男的、女的、年轻的、年老的、富有的、贫穷的，既有刚满月的婴儿，也有80岁的白发老人，各种人群皆有。”

在一份报告中，伯加则写道：“许多官员光顾了医院，其中一些人有很高的地位，这说明他们对西方病理学知识和药方的信赖增加了。”在这些病人中，最显赫者当属林则徐和曾任两广总督的耆英。

在广州眼科医局的治疗记录中，伯加这样写道：“编号6565，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前湖广总督，现任两广总督。从医学专业角度而言，该病例没有值得引起兴趣的地方……钦差大臣特别询问了有关眼科医局的情况，我对他说这所医局的情况和国外的一样。他听了以后表示嘉许。”

耆英则通过伯驾治好了皮肤病，为表感谢，他赠匾两个，一个上写“妙手回春”，另一个上写“寿世济人”，落款均为“耆宫保书赠伯加先生”。他们的就医和赞许，可以说为广州眼科医局提供了事实上的合法性保障。

虽然如此，医局也不免遭到一些怀疑。比如，伯加彷照了之前马礼逊在澳门开办慈善医馆的做法，通过募集善款，实施免费医疗。对此，一些官员和行商怀疑他图谋不轨。为此，官方派一名翻译进入医局做长期考察，过了数年才解除了对医局的怀疑。

1836年，伯加联合其他在华的传教士，呼吁成立中国医药传教会，在中国增设教会医院和发展医学教育。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在广州成立。

1855年，在行医20年后，伯加离开了广州眼科医局。至此，他治疗过的病人已超过5万人。1888年，伯加在美国去世。这一年，由中国医药传教会发起成立的医疗机构已经广泛分布在广州、澳门、香港、上海、北京、宁波、厦门等多个城市，共计治疗了约一百万名病人。

如果你学习了《圣经》，主基督耶稣正叁年半传教讲道，正是走遍大街小巷，山乡村落为贫病穷苦大众治病赶鬼，并渐渐走向了不同的阶层，凡是信他的道的，到他这里来的人，无不被他关爱和医治，无不被他的真道光明而吸引。

中国西医的建立和深入地发展，普遍地推广正是有伯加如此这般懂医术医学，更懂得主基督耶稣真理的人，他们带来的是医药，光明带来，是希望，是知识，带走的是病痛，是黑暗，是悲惨，是愚昧和无知。正如伯加说的：“一切荣耀归于主”，好，感谢主。祝朋友们喜乐，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