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上文所徵引，皆出自《管子．君臣篇》。《君臣篇》以谈治国的原则为中心。窃以为《管子》的治国原则包括这样两点：其一，两权分立、两职分属。所谓“两权分立”，指为君者不得干涉行政和法制，于是，君权以制定治国的原则和方针为限；反之，为臣者不得干预治国的方针和原则，于是，臣权以行政为限。换言之，《管子》所谓的“君”，相当于现代政治体系中的立法机构；《管子》所谓的“臣”，相当于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政府。所谓“两职分属”， 行政和法制的职能分属两个系统， 其一负责宣传教育，另一负责执行管理。把宣传教育提高到同管理执行同样的地位极有深意，在现代流行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没有宣传教育，因而法律和法令经常不广为人所熟知，或因此而令法律遭歪曲和践踏，或因此而致律师操是非与曲直。由此可见，《管子》两权分立、两职分属的主张，虽不尽同于现代政治的三权分立，孰优舒劣却不易言之。

其二，尚法而不尚情理。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显然是置情理于法之上。自儒家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之后，所谓“情理难容”，遂成为中国人判断是非的最高准则。美国人反是，在美国人眼中，但凡合法者皆可为之，容于情理与否，不在考虑之列。柞里子尝误以为美国民风鄙陋，遂有此流弊。读《管子》，至“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方才明白此为主法治者有意导致的结果，不如此则不能有彻底的法治，而民情之鄙陋与否无与焉。《管子》既早有如此认识，如今主法治者也就大可不必往西方寻求法治的理论根据，只须发掘自己的文化遗产即可大有所获。但凡自外引进，则难免不有是否合乎国情民俗之虞，故走发掘自我文化遗产的道路，不唯事半，兼可功倍。此外，《管子》的法制主张其实较现代西方社会更加彻底。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法律明确保障亲属不必相互揭发的权力，大有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意思在内。一些法治鼓吹者经常引孔子此语以证明中国缺乏法治精神，故不得不取则西方，实属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管子》有一篇名曰“四时”，谈一年四季之中应当采取不同的措施以适应天时的变化，研究者大多视之为阴阳家之说。如果这一篇确乎为管仲的思想，则其阴阳家之腔调不过是假神道以设教的手段。何以知之？曰从管仲平素的行迹推而知之。据《史记》，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称霸诸侯之后，自以为有大功于天下，遂有意封禅。管仲极力劝阻，齐桓公不听。于是，管仲称“封禅”须待吉祥征兆然后方可行。齐桓公同意，而吉祥征兆不降，遂作罢。所谓“封禅”者，“封”指登泰山祭天，“禅”指登泰山之南的凉父山祭地。以为有大功于天下，遂须上告天地之神灵，正是阴阳家“天人感应”说的具体表现。管仲极力劝阻，说明管仲并不信奉这一套。吉祥征兆也是阴阳家之说，劝阻不灵而后搬出须待吉祥征兆云云，则明显为藉口，所谓以“毒”攻“毒”而已。

《四时》篇中对于一年四季应如何施政，作如下建议：
春季：一，照顾幼小和孤儿。二，封官授爵。三，冻解冰化，要趁此时修治渠道。四，修复道路，修整田界。五，禁杀小鹿，禁折花萼。
夏季：一，访求和提拔有功勋的人员。二，开仓发窖，发启老屋，把粮食借贷与百姓。三，禁止关闭门户、脱帽光膊，清除井沟田舍。四，访求和奖赏有德于民的人。五，禁设罗网捕杀禽兽和飞鸟。
秋季：一，禁止赌博，防止琐碎的争吵，排解细小的争斗。二，不征战。三，告诫在田野的农夫抓紧收获。四，修补仓库。五，修理墙垣，谨慎门户。
冬季：一，照顾孤独老弱。二，恭敬祭神，授爵颁禄。三，考核会计，禁开山发藏。四，悬赏追缉逃犯。五，禁止迁移，安置流民，防止分居。

其实，不必根据管仲的行迹推敲，直接从这些施政建议本身亦不难看出其阴阳五行的说法不过是件理论外衣。如此这般说，是因为几乎每项建议都有其实用的或科学的根据。有些根据极其明显。比如，春天之所以要修治渠道，是为防止因解冻而致的水患。春天之所以要修复道路，是因为道路多在冬季因冰雪而遭破坏。春天之所以要禁杀小鹿和攀折花萼，旨在于保护秋后之收获。夏季之所以要开仓发窖、启发老屋，是为防腐。夏季之所以要禁止关闭门户等等，是为防止因通风不善、暴晒中暑、和污染所致的疾病。有些稍许推敲，其理亦明。比如，之所以在秋禁赌，是因为秋收后既得闲暇又有钱谷，为赌博提供了充分与必要的条件。同列之于第一项中的“防止琐碎的争吵，排解细小的争纷”，窃以为应列入第二项，与“勿戒斗”合而为一方才言之成理，今版或为错简所致。在秋季之所以要防止争吵和戒斗，其理由与禁赌略同。至于之所以须在冬季悬赏捉拿逃犯，则与之所以要在秋季谨慎门户恰好构成因果。秋季因有收获故须防止偷盗抢劫，秋季既多偷盗抢劫，冬季自然要强化治安。有些现象和项目，至今仍然如此。比如，年终须安置流民和结算会计。

§34

或问：《四时》篇中的施政建议既然有由如此明显根据，然则，为何须要披一件阴阳五行的外衣？曰：之所以如此明显，是就今天的认识条件而言。许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人皆知的常识，在两千年以前的管仲的时代，极可能属于只有一小撮先知先觉方能理解的尖端知识，不假借一番科学理论则难以令匹夫匹妇心悦诚服，而阴阳五行正是那个时代的科学理论。

《四时》篇中的议论不仅有大都有实用和科学的根据，有些更具有先见之明。比如，在春禁杀小鹿、禁折花萼，在秋禁设罗网捕杀禽兽和飞鸟等等，显然是结合生态学和经济学而产生的观点。把生态学和经济学集合起来看问题的认识方法，如今在美国正属时髦，而管仲早在两千年以前已作如是观，可见《管子》所言，不仅在当时不属常识，即使就今日而言，亦堪称为尖端。

王安石在变法时敢于唱“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高调，却不能识《管子》于诸子百家之中，作为变法的依据、选为科举的经典，可谓胆量有余而见识不足，无怪乎以失败告终。诚然，有眼却不识《管子》者，古今为数众多，王安石不过是“吾从众”而已，不足以深责之。何以会如此？或以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为五霸之首，而儒家尚王道，霸道为所不齿，故有意贬抑之。儒家既盛而《管子》遂默默无闻焉。齐宣王向问孟子请教齐桓、晋文的霸业。孟子的回答是：“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据此，则归责于孔孟之道似乎无可置疑。其实，归责于孟子则可；归责于孔子却不无商榷之余地。据《论语》，孔子对管仲其人其事有过如下两段评论，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说：‘管仲的气量真是太小了！’于是有人问：‘管仲太勤俭了吗？’孔子说：‘管仲有三个家，家臣多得无所事事，哪里谈得上勤俭？’那人又问：‘那么，管仲懂礼吗？’孔子说：‘国君的宫门前有照壁，管仲家门前也有照壁。国君招待外国君主时，在堂上设搁置酒具的土台，管仲招待贵宾时也在堂上设搁置酒具的土台。如果说管仲懂礼的话，那就没有人不懂礼了！’”】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路说：‘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管仲不死。不仅不死，又成为桓公的丞相。这么说来，管仲是谈不上仁了吧？’孔子说：‘齐桓公九次与诸侯结盟而不靠武力，都是管仲的功劳。算得上是仁了！算得上是仁了！’子贡说：‘管仲谈不上仁吧？齐桓公杀公子纠，管仲既不能死，又为其丞相。”孔子说：‘管仲相齐桓公，称霸诸侯，拯救天下，人民至今受其惠。要是没有管仲，我都要披头散发，穿左边没有袖子的衣服啦。他怎么肯像普通男女那样笃守小信，跑到山沟里去上吊，死了都没人知道呢！’”】

上面引述的文字较浅显，所述内容也已见上文，不必细说。末一句极其精彩，颇见孔子的性情，并不如常人想象中那么中庸得令人发困。不过，对“如其仁！如其仁！”，则值得下一注脚。《选辑》释为“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窃以为非是。“仁”是一种抽象的道德概念，谈不上有所谓“我的仁”、“你的仁”、或“他的仁”。案“其”在此为语助词，无义。用法同《诗．唐风》之“既见君子，如何其忧？”“如”当释为“比得上”或“堪称为”。故“如其仁！如其仁！”，应释为“算得上是仁了！算得上是仁了！”

§35

由上文所引两段评论可见，孔子确曾批评管仲奢侈和不知礼节，却以“仁”相许。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代表最高的为人准则，孔子既以“仁”许管仲，可见在孔子心目中，管仲的为人已臻最高境界。即使有种种缺点，不过是白圭之玷。对于管仲的霸业，孔子亦并无微词。恰恰相反，孔子对自己不曾成为夷狄治下的臣民，完全归功于管仲，对之感激不尽。由此可见，孟子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云云，完全是对孔子思想的歪曲和篡改。古往今来，把《论语》和《孟子》背诵得滚瓜烂熟者多如过江之鲫，却不曾有人指出孟子实为修正主义之鼻祖，何其怪哉！何其怪哉！

上文在介绍法家人物及其著作时曾提到慎到和慎到之作《慎子》。《慎子》本有四十二篇，今仅存残缺不完的七篇。其中《民杂》篇有一段议论君臣职责的文字，与《管子．君臣》篇的议论颇有类似之处。兹引述如下：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也。…… 人君者自好为善以先下，则下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反复于不赡之道也。… 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则臣皆事事矣。”

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
“为君为臣的方法应当是这样：臣办事而君不办事，君安逸享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把事办好，而君不参与，坐享其成而已。如此这般则事无不办，这才是治国的正道。…… 如果为君者喜欢亲自事事为臣下的表率，那么，为臣者都会装傻，出了错误，臣反过来责备君，于是而致逆乱。君的智力未必比所有的人都高明，并非最高明而想事事为人表率，一定不可能周全。即使君的智力的确最高明，以一人之力事必躬亲，定会劳累，劳累会导致疲倦，疲倦会导致衰弱，衰弱则一定不能周全。 … 君如果能任臣办事而不躬亲，那么，臣都会各尽其责。”

如果说《管子》虽首倡君臣分权之论，却语焉不详，那么，《慎子》则加以发挥，把何以须如此这般的理由做了一番透彻的阐述，而且颇有君主立宪的味道。故特表出于此，作为对《管子》治国理论之补充。

《慎子》对法治和法制也有一些极其精彩的论述，虽是在两千年以前的理论，对于今日法制和法治的改革仍不乏参考价值。兹徵引如下，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数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为人君的不必多听各种言论，只须根据法律和条文来观察得失。不听非法的言论，不图非法的功业，不任命无功劳的亲属当官。不因为是亲属就任命为官，不因为是所爱就听任逍遥法外，这样上下都会太平无事，一切经由法制。】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
【“法的功能，莫大于使个人的私意不得实现；君的功能，莫大于使人民不争夺。如今虽立法而私意通行，等于是让私和法相争，如此而导致的混乱会有过于无法；虽立君而尊重贤人，等于是让贤与君争，如此而导致的混乱会有过于无君。因此，但凡有道之国，法既立则私议不行，君既立则贤人不受尊重。人民统一于君，事情断绝于法，这才是治国的大道。”】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
【“一只兔子在街上跑，会有上百的人追逐之，皆出于贪得，而无人谴责，是因为该兔的所属权尚未确定。市场上兔子成堆，人人路过连看都不看，并非不想要兔子，只因兔子的所属权业已确定，即使贪鄙之人，也不会去争夺。”】

“一兔走街，百人追之”云云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手法刻划出产权的重要性，诚古今绝妙好辞。

§36

至此，《逍遥谈》对于中国的法治与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业已谈了近二十节。窃以为可以告一段落，回归引起这一系列谈论的本题。本题是：先秦时代的名家不亡于儒家之手而是亡于道家、法家、和纵横家之手。道家和法家既已介绍如上，该是谈纵横家的时候了。

所谓“纵横”，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汉书．艺文志》合称纵横与道、法、名、儒、墨、阴阳、农、杂家等为学术九流，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有些归类失伦。不过， 《汉书》之所以如此归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并非没有理由。最为明显的理由有二：其一，道、法、名、儒、墨等各家在先秦时代与纵横家一样，皆积极卷入诸侯国际的政治和外交生活。其二，纵横家像其余各家一样，学有来历、说有师承，自成一个体系。比如，最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同受业于鬼谷子。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其实还不足以体现苏、张在纵横家中的历史地位。事实上，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既然如此，谈纵横，当首谈苏、张。

苏秦，东周洛阳人。 这里所说的东周洛阳，正是老子曾为柱下史之所在。上文提到当老子之世，周朝廷早已衰败，并揣测老子之赴东周，其意不在经世济国而在阅读图书文献。时隔二百年有奇，当苏秦之时，据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看来东周是每下愈况，由天下之都，降而为文化之都，由文化之都，降而为工商逐利之所在。不过，苏秦却有反潮流精神，弃工商不为，东至齐，从鬼谷子习纵横之学。所谓纵横之学，当是后人据苏秦、张仪等之所为而后加者，当鬼谷子开门授徒之时，必不以“纵横”名其所授。

然则，所谓纵横之学，究竟为何？据苏秦游说各国的言辞观之，苏秦于地理，尤其是经济地理，极其精通。比如，苏秦之说秦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其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其说赵肃侯曰：“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其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其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 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殷殷，若有三军之众。”其说齐宣王曰：“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甾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甾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其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俗话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苏秦的游说既然每每从地理入手，地理学想必在纵横学中占有极大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