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怀念老徐

【原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徐祝庆，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元月6日凌晨4时25分在北京去世。徐先生千古！】

不久前得知老徐肺癌已经转移；所以今晨听到老徐去世消息并不意外。心里祝愿他走好。

老徐是个好人。

老徐和我前后脚进入报社。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67届的老大学生，1978年10月报社复刊前，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我则是1979年7月进入，是报社复刊后招聘的第一批驻站记者。老徐在本报退休，我也一样，等于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同事。

记得老徐先是在经济部当编辑，然后很快成为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我则是在地方记者、机动记者和编辑的轨迹上，两人几乎没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后来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轻同仁很有些畏惧他。李方曾经说过一个貌似笑话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凑巧电梯里只有老徐和他，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老徐搭讪，气氛瞬间有些尴尬，电梯运行时间显得格外长。李方终于忍耐不住了，没头没脑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干！”老徐反倒一脸狐疑。这个场景让我们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来大约是1984年，这时老徐已经是副总编辑，分管科学部。我则客串科学记者，为科学部打工。这一年电脑的汉语拼音输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电脑天才林才松与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周有光先生联袂完成的。我进入采访，费了牛劲儿，才算基本搞懂关于电脑的基本知识，周有光先生关于要害是“词输入”的讲解真是深入浅出。

盛夏，那时连电扇还买不起，我大汗淋漓窝在家里写这篇报道，及至最终完成时已经超过万字。这是我的第二篇万字长稿。第一篇万字报道是钟沛璋任总编辑，老钟在签发稿件时有一句留言，“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见那时文字还不够成熟。这篇稿件写作时我感到比较自如了，最后一节甚至产生了节奏感。不过这么长的稿件通过率甚低，因为题材和文字都得压得住一个整版。

稿件送老徐过审，没过一个小时办公室就把稿件送回来了，老徐已经签发，发稿单上啥批示都没有，翻开看，竟然一个字的改动、删节都没有。这么轻易一稿过关是我没想到的，很不好意思，于是在送工厂发排前自己又仔细修改了一遍，删去一千多字。稿件迅速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称，这是记录周有光先生在拼音输入法上重要贡献的唯一一篇详细报道。

1985年，我开始担任科学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们开始熟悉起来。1986年9月末，我们开始了一场极大的冒险，将“11位大企业负责人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做出基本否定评价”作为一版头条消息发表了。这条报道引起青年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和反弹，反弹意见我们同样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识分子与青年知识分子两军对垒的舆论局面。下一步怎么办？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开始隔空对话。第一组对话文章按惯例放在一版，后续转二版。对话栏目需要有个栏题，老徐建议叫“关于知识分子之我见”。晚上我将改定小样送总编室夜班时，觉得老徐的栏题不够打眼，于是给夜班留条，说老徐的栏题是什么，我建议用“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拟的栏题，自然，这是请示老徐后的结果。

我和老徐都没有想到，这场大讨论竟然持续了100天，并且始终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国巨大的反响和高度关注，甚至人民日报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也发出专论予以肯定。这期间的每一篇对话稿都是我编好后送老徐审后发排，在他办公室，我对他想删掉的每一句话讨价还价，他想更稳妥一些，我则想更有锋芒和冲击力，最后我们总是互相妥协。

这场货真价实的对话，从一开始的互相不理解和指责，到各自反思自身的弱点，再到共同思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涉及到了关于知识分子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潜台词当然是要大力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但86年年底，政治氛围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始甚嚣尘上。我们马不停蹄地加快刊发节奏，由原来两天一期改为一天一期，终于，在12月30日，对话录刊出了最后一期——这是这一天一版上，本报唯一的新闻产品，其他均为新华社通稿，其中一条是《北师大少数学生违法游行有人煽动》；还有一条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对话录最后一篇仍在强调知识分子要有科学精神和独立的科学品格。版面语言已经不合时宜地显示冲突。

半个月后，胡耀邦被迫辞职。那叫黑云压城啊，有高官说“对话录坏透了！”报社按上方指令，将对话录所有文章复制成三套材料，分送中宣部和团中央审查，看起来在劫难逃，我只能坐以待戮。又过了两个多月，有关方面下发的《报刊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集》里，经查阅，本报竟没有一条入选。很快听到兄弟报社喊冤，说比起中青报的“自由化”，我们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笑死我们。鸡蛋里没有挑出骨头来，老徐把关有方，否则我大概率会栽进去。

20年后，在一次社庆茶话会上，老徐感慨地说：“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过时。”今年已经是对话录35周年了，微信群里一些群友聊天时，听我说当年关于对话录有一个压箱底的详细记录，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后，一位快八十岁的四川老编辑说，我没看几页就回到了八十年代，眼睛几次发热流泪„„这些讨论，今天也发不出来！

1987年年初，老徐开始任总编辑。我转任学校教育部主任。上任头一年，就碰上一件怪事：部门同事去参加国家教委全国工作会议的新闻发布会，回来后我问有什么新闻，答曰教委说不要发任何报道。到场记者们生气，问那叫我们过来干啥？回答说你们可以报道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

我一听就火了，写言论骂他！我立刻抓起电话向老徐汇报此事，说要写一篇言论批教委。如果换一个总编辑，多半会让我不要没事惹事，可老徐只是迟疑了一下，“说些什么呢？”我说写好你看。言论中我援引了刚刚结束的十三大闭幕式上，赵紫阳总书记面对一群国外记者，把酒纵论天下事，毫无躲闪与做作，展示了中国政坛新风的例子，痛批“国务院某部门”的僵化与保守，标题就叫《不许发布新闻的新闻发布会》。老徐认真看过稿子，改了一两处，签发，第二天竟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

原以为教委会打上门来问罪，没想到过了几天没动静，反倒有不少国务院部委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在批评他们。又有一天，总编室的同事告诉我，一个“革命家”级的老同志受某部长之请，来问究竟批的哪个部门。原来紫阳总书记看了这篇评论，说“是哪个部门，查一下。”我说怎么教委没打上门来。

与国家教委的正面冲突，发生在1988年4月。这一年年初，学校部获得一个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布告栏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人大的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决策的民主程序提出尖锐批评。我立即请记者部支援一个文教记者，再加上两个部门编辑共同采访。采访前主题我已经很明确，这是一个权力体制问题，是中国的“官场病”。结果第一稿出来后，被这个文教记者写成什么学校的竞争机制问题。我当即枪毙。这位记者不服，要求分管副总编辑裁决，结果这位副总不发表意见，直接把稿件上交给老徐。那天我上班刚进办公室不久，老徐就拿着这摞稿件进来了。我问他“看了？”老徐把稿子扔在桌上，吐出四个字“不知所云！”

我请记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门两位同事二次采访写作。前后折腾了四个月，我终于拿着万字小样在编前会上得意洋洋地说，“这篇东西已经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过去仔细看过，点头认可。第二天就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出《倾斜的金字塔》。据传人大每个班因为只有一份本报，由一个同学朗读，大家静听。一位微信群友、当年正在人大读研，说这篇报道“把我们轰得灵魂出窍。”这是八十年代第一篇全面调查披露行政权力如何膨胀、挤压教育的重头报道。人大校方当然气急败坏，因为记者之一正是人大毕业。真正震怒的，应该是国家教委主要负责人，因为报道中说，当大学校长们抱怨学校自主权太小时，这位“主要负责人”不以为然地问，“你们要什么权？”这等于点名批评了。

不知道教委是怎样与本报上级团中央交涉的。见报当天晚上，报社值班副总编辑接到团中央分管书记的电话，严令报社今后所有涉及国家教委的报道，必须事先经过教委审稿。这报纸还怎么办？

第二天，老徐看了电话记录，据说“脸色铁青”地立刻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说了什么，总之我在任学校部主任期间，没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审稿。大概在老徐的强硬态度下，事情不了了之。老徐把压力扛住了，没有向下传导。

由于密切的工作往来，共同语言也很多，我和老徐之间建立起一种近似朋友的关系。我们两人的办公室都在六层，老徐经常踱进来，一起抽支烟，聊聊有什么好书甚至有什么小道消息，彼此都非常放松，几乎无话不聊。我真没把他当作是报社的顶头大咖。这一年我被任命为学校部主任兼科学部主任，据说是报史上的唯一双部门主任，这当然表明了老徐对我的高度信任。

然而1989年4月15日，耀邦突然含冤去世，引发了一场世界级的政治风波。4月22日，在参加耀邦追悼会那天，我站在人大会堂东门大门里，望着广场黑压压的十几万自发前来悼念耀邦的大学生，还有东门外阶梯底部整整三排长达百米的军人，百感交集。

遇上了老总编辑钟沛璋，老钟脸涨得通红，气愤地用拐杖敲地，大声说，“怎么能这样对待学生？当年国民党就这样对待我们！”而对我刺激最强烈的，是那条白底黑字的横幅，上面墨迹淋淋写着“新闻要说真话！”我清楚知道世界级新闻正发生在我眼前，这将是全世界主要报纸明天的头版新闻，而我们将一个字都不能报道，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这天晚上，几十个编辑记者没有回家，都在等待我们几个部门主任与总编辑们的交涉，我们强烈要求报道今天的广场，否则我们这一代新闻人将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老徐终于松口妥协，“先把稿件准备好吧！”

众人松了一口气，按我的要求，当天在广场的人每人提供一条细节给我，我总其成为一篇广场特写。稿件很快完成，标题就叫“悲痛、冷静、理智”，这已经是在最大程度规避政治风险，并且告诉大学生应保持的态度。

到夜里12点多，经与人民日报夜班对表，明天广场一个字都不能报。卸任老总王石从老徐办公室出来，对我们摇头，双眼通红。

然而事件在急速发酵，4.26社论、4.27大游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接踵而来。5月初，一位部门主任动议，本报全体部主任总辞职以示抗议新闻管制。我当然不同意，因为再清楚不过，这不是一家报社的问题，是整个新闻体制的问题，徒然给本报老总增加压力有害无益，我们应该寻求与中央主管新闻的领导对话。我的提议被迅速接受。我立即起草好要求对话的信件，考虑到如果仅是本报编辑记者的行为，将会给老徐出难题，还不如扩大为首都新闻界的集体行为。因此对话信件打印多份迅速送往北京各大新闻单位征集签名。

老徐得知了此事，怒气冲冲进到我的办公室，关上门后大声说：“你幼稚嘛！常委怎么可能跟你们对话？！”

幼稚？我也来了气，回说：“平常当然不可能，但现在可能！”

“为什么？”老徐怒问。

“因为他们需要！”我吼道。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发生当面冲突，谈不拢，老徐摔门而去。

我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5月9日，我带着首都1013名编辑记者签名的对话信件，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中国记协递交。我提前一天给记协打电话告知，我们明天将去递交对话信件，希望有一位领导接收一下，收下信件我们就离开。谁想到到记协所在的西交民巷路口时，大批外国记者已在等候，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胶片摄影机也在等候，摄影师一边拍一边说“我也要签名”。而记协大厅里，早已摆好了新闻发布会的架势，两位书记亲自接待。我无奈当场宣读了对话信件。

5月10日，北京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所有大报，都在一版刊登了这条消息；《经济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现场特写报道；《科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信件全文；《中国日报》一版刊登了大幅现场照片；甚至当天的《参考消息》，也在一版头条刊登对此事的外媒报道，可见中国媒体的人心所向。提出对话本身已经构成国内外重大新闻。

既定方针是按合法程序走。我们有权提出要求，对方是否接受是他们的权利。根据以往的政治经验，接受对话要求的概率甚小。然而经验总是会过时的。

5月11日中午，我进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个大纸条，上写：“大同，今天下午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报社听取意见，请你务必出席。徐祝庆”。

谁会这么快来啊？我猜是中宣部长王忍之。直到下午一点，才知道来人是中央主管新闻宣传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太出乎意料了。

进到会议室时，人已经坐满甚至靠墙站满，会议室外也人头涌涌，但在启立对面，给我空出了座位，这是让我做主要发言的意思。

尽管没有时间准备，我那天还是超水平发挥。对话长达三四个小时，我们直白坦率，启立给予非常积极的回应，甚至当场承诺，“中央将立即开始关于新闻体制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他指着我说，“你们这些同志都要参加。”

这次对话可以说非常成功。这是中共建政后，基层与最高层之间的唯一一次真正的对话。后来启立秘书张宏遵先生告诉我，对话结束后在回去的车上，启立高兴地说，谁说和基层同志不能对话！对话的录音带曾送给耀邦夫人李昭听，李昭听完后说，青年报的人可真敢说话！

老徐也对对话结果非常满意，主动说，“今天的对话消息我来写！”

然而风云突变，广场大学生的绝食恶化了局势，社会激愤情绪被进一步点燃。报社也概莫能外。老徐作为体制代表，一时陷入编辑记者的空前孤立中。有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所有的桌子都挤得满满的，唯独食堂中心的一张大圆桌，只有老徐和小女儿两人，没有一个人坐到这张桌旁。这场景实在是触目惊心，我看不下去了。

我打完饭，径直走到老徐身边坐下，和他说话。我惊讶地看到，老徐双眼顿时充满眼泪，马上就要滚落下来，他甚至无法抬头看我。见我这个“群众领袖”坐过来，这张桌子很快坐满，老徐慢慢平静下来。这是我在报社生涯中最没齿难忘的一幕：一个全国性大报的总编辑，在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下，近乎崩溃！

风波落定。政治清洗开始。尽管对话活动严格遵循了法定程序，按当时的中央文件免于追究，但还是有一个常委领衔的“中央干部考察领导小组”单独下文，定性对话活动“为动乱推波助澜”，要求给这场对话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给与处分。

尽管党中央接受了对话请求，并且对话圆满成功，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那天，老徐跟我的谈话记忆犹新，先是给我看了“小组”的定性文件，然后，老徐摊开笔记本一字一句地读，原来他已经写好必须说的话，基本重复小组文件，多一个字也没有。我听完表示不接受，将依党章规定程序申述。自然，这类申述从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纸面程序而已。

自此开始赋闲，大量阅读。眨眼四年多过去，报纸又一次改版，每周剩下两块版没人要，终于想起还有一个八十年代的大编闲着，问我要不要。明知是死路一条，闲得蛋疼，我还是要了，办不下去再说。

没有任何一家大报会这样做，把两个整版交给一个编辑就不管了，你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直至创刊号问世前两三天，老徐才给我打电话问：“你那个版叫什么名儿呀？”我刚好想出来，说叫“冰点”。老徐一听就笑了，“别的呢？”我说就这一个。老徐说，你总得给我几个可以选吧？我说就这一个，没的选。

1995年元月5日，《冰点》特稿版就这样登台亮相了。开山之作是报道北京仅剩的7位掏粪工，题材不能再“冰”了，却鬼使神差一炮打响。过了个把月，老徐跟我说，好几家报社老总给他打电话，问《冰点》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出来的，真好。“我真没想到读者这么快就接受了冰点这个怪异的名字。”他说。

说来也真是匪夷所思。重返一线以后，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我直接对总编辑负责，总编辑只看大样，真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大部分时间老总看完大样即直接付印。而只要觉得有些问题，老徐总是自己拿着大样来找我，一边商量一边删改。

1998年报纸又一次改版，这次简单直接，每周给我四个版，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则毫不犹豫地将其中三块版办成言论版，这是中国媒体的最大短板——严重缺乏编辑部意见。

我跟老徐说我将每天刊出一篇《冰点时评》。老徐是搞言论出身，深知言论难写，他犹疑不定地说，“不一定要每天都有吧？”我说得每天有，“要不怎么能叫时评呢？”

《冰点时评》又是连滚带爬地坚持住，一年干出150多篇。其中引起重大社会反应的有多篇，譬如《国旗为谁而降》，直接批评国旗只为去世的国家领导人降半旗，并不符合《国旗法》的规定；德国一列客车失事，德国即全国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中国何时能为普通人降半旗？结果不久就发生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三位记者遇难。很快，中国就宣布为这三个记者降半旗致哀。这是49年以来第一次为平民降旗，显系评论起了作用。

一个省报评论部主任给我来信，说他一篇评论被总编辑枪毙，他问老总应该怎么改，老总回答说，好好看看《冰点时评》怎么写。当然也会惹祸，有一次老徐拿了一份文件给我看，一看是某政治局常委对一篇时评的批示。我没看出是啥意思没当回事儿。过两天老徐见我说，你的检查呢？我懵了，啥事儿需要检查呀？常委的批示呀！原来只要是常委的批示，必须给中办上报处理结果。我只好写了一份“检查”，老徐一看，说这叫检查吗？你这是辩护。算了，我来写吧！

我又躲过一劫。

故事还有很多，一言难尽，点到为止吧。

2004年初，老徐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即将卸甲归田。我们一些和他共事多年的部下，在报社附近一家上海餐馆，集资摆酒为老徐饯行。谁也没有想到老徐是有备而来。

老徐正色说，今天这个场合，我要首先对在八九风波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表示道歉。举座皆惊，对一个大报总编辑来说，这样的话在私下场合都不容易说出，何况公开道歉。这天的酒宴，因老徐的道歉而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有人喝高了。有在场同事后来说，老徐的这个公开道歉反映出他真实的思想底色，为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信哉斯言。

中国青年报1978年10月复刊后，迅速焕发青春，进入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先后由钟沛璋、王石和徐祝庆掌舵，前赴后继，大约持续了25年。老钟主政时发表了“小厨师批评商业部长”的震动全国的报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打电话责问，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事先向书记处汇报？老钟平静回答：“你们不知道为好。”王石主政时发表了青海高干子弟杨晓民一案，受到“某老”无理指责，被迫写检讨，他跟我说，写不出来，“头晕脑胀，屁滚尿流”。最后还是老徐捉刀为他写完检查。王石此时距退休年龄还有8年，但他义无反顾辞去总编辑职务，不伺候了。老徐接任报社一把手职务达17年之久，可谓空前绝后，任内经历了八九风波，千钧重压，如履薄冰，最后还是不辱使命，光荣退役。

2004年12月，报社领导层发生地震，时任总编辑李学谦去职，从人民日报社调来李而亮任总编辑。他是一个经典的党报文化训练出来的人，很快就与中青报文化发生了根本性冲突。这年8月，李而亮精心炮制了一份中青报编辑记者管理条例，核心条款是：上级领导机关表扬，编辑记者就有赏；上级领导机关批评，编辑记者就要挨罚。这等于是彻底取消中青报的舆论监督功能，最终使中青报变为一家奴才报。8月15日，我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我对这份管理条例的抗诉长文。长文立即被转到外网，引起强烈关注。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前辈亲笔来信，告诉我人民日报老同志都看了，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你。

老徐尽管退休了，仍按习惯每天上班。这天我俩在走廊相遇，我问他看了抗诉没有。“看了，”老徐说，“他搞不成了！”

此时老徐还是全国记协主席团成员，一天去记协开会回来，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是中间休息时，各大报总编辑把他围起来，纷纷打听抗诉结果如何，人民日报总编辑干脆就说李而亮简直是个二愣子，怎么可以在中青报搞这套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仅仅一天，这份管理条例胎死腹中，宣布作废。

2006年1月26日，终于发生了勒令《冰点》停刊事件。此事表面上看是因为刊登了袁伟时教授批评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文章，而实际上是一场处心积虑很长时间的阴谋，因为早在12月下旬，报社几个领导都被叫到团中央去，告知“冰点团中央扛不住了”。而他们动手的当天上午，首都各大媒体都已提前传达禁令，不许报道冰点停刊消息。只有我们自己被蒙在鼓里，下午还在认真组版明日冰点。晚六点多，有外媒记者电话来核实消息，我才觉得可能出事了。晚7点半，向我正式传达停刊指令。

我立即在网上公开抗议，构成重大国际新闻。春节过后，团中央书记周强罕见带着两位部长到报社现场办公。我去老徐的办公室，问他有何判断，“他们是想来硬的还是来软的？”

“来软的。”老徐想了一下说。

2月16号，没有经过任何所谓“整顿”，报社社长向我宣布，《冰点》将在3月1日复刊。我作为主编去职。这次是提前6年结束了职业生涯。晚上回到家里，有外国记者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外交部发言人和国务院新闻办，刚刚都发布了《冰点》即将复刊的消息。一场官方闹剧，一个月就收场了。我个人相信，这是来自最高层的妥协。

再次赋闲，很少去报社了。但还有老习惯，买到一些国内看不到的书，譬如张戎的《毛，鲜为人知的故事》、邱会作、吴法宪回忆录等，我还是专门去了一趟报社给老徐送书。老徐看完后对我说：“观点如何可以讨论；档案材料触目惊心。”后来又有一次老徐给我带话，说人大新闻系前辈教授甘惜分听说我出了一本新书，向他要书，老徐说我也没有啊，嘱我务必给甘教授送一本。我次日即去报社给老徐送书，惜乎不在，只好请办公室转交。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了。

如今故人已乘黄鹤去。我们这些部下也垂垂老矣。回首经年，新闻理想主义，如今安在否？

谨以这些回忆为老徐送行。一拜再拜。

2022.1.6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