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30

关于竺可桢日记，这一篇文章，值得一读：

民国四大日记“海选”—— 《竺可桢日记》与民国日记（一）

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

历经十叁个春秋，通过中国科学院许多专家学者所组成的编委会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领导及编辑的精诚合作，一部二十四卷、二千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终于圆满竣工出版了。其中一千叁百万字共有十六卷的《竺可桢日记》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本文想谈谈民国日记以及《竺可桢日记》在这个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近十五年来，笔者大概通读过大陆、港台公开出版的百余部晚清民国日记，其中民国日记占六七十部，这些日记的主人分属于不同的阶层，或许可以作以下一些粗略的分类： 教育家日记：如《蔡元培日记》《竺可桢日记》《梅贻琦日记》《经亨颐日记》。 文学家日记：如《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郁达夫日记》《徐志摩日记》。

人文学者日记：如《黄侃日记》《吴虞日记》《吴梅日记》《许寿裳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朱希祖日记》《朱自清日记》《叶圣陶日记》《邓之诚日记》、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鼐日记》《刘节日记》《潘光旦日记》《唐君毅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夏济安日记》《郑振铎日记》、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季羡林日记》《陈君葆日记》《苏雪林日记》。

画家及书画鉴赏家日记：如《余绍宋日记》《吴湖帆日记》《丰子恺日记》《张葱玉日记》。

版本学家、博物馆学家日记：如《张元济日记》《董康东游日记》（又名《书舶庸谈》）、《马衡日记》。

国共之外的党派人士日记：如《黄炎培日记》《曾琦日记》。

乡村教育家日记：如《梁漱溟日记》《陶行知日记》。

军政人员日记：如《居正日记》《谢持日记》《吴稚辉日记》《宋教仁日记》《杨度日记》《张耀曾日记》《谭人凤日记》《邵元冲日记》《林一厂日记》《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翁文灏日记》《王世杰日记》《周佛海日记》《唐纵日记》《万耀煌日记》《杨玉清日记摘抄》《陈克文日记》《沈焕昌日记》。

外交家日记：如《颜惠庆日记》《蒋作宾日记》《傅秉常日记》。

银行家日记：如《陈光甫日记》《卞白眉日记》。

浏览过其中某一部分而没有全部通读完的日记计有《钱玄同日记》《徐永昌日记》《丁治磐日记》《王子壮日记》《王伯祥日记》《沙孟海日记》。这六部日记皆是手稿影印本。《钱玄同日记》的字迹写得龙飞凤舞，辨识困难，令人实在不敢恭维。这类日记只能存而备考，研究需用时才去选择性阅读。以前阅读十册《王世杰日记》手稿影印本，一边阅读一边还要识别作者潦草的字迹，推进的速度，如同隧道挖掘机，十分缓慢，虽然花了两叁个月，却未能全线贯通；然而后来阅读2012年出版的两厚册《王世杰日记》排印本，却畅然无阻，彷佛在高速公路上驾车，痛快淋漓——一星期内尽可读完。

同是手稿影印本，《沙孟海日记》《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字迹写得端庄凝重，阅读毫无障碍，令人心生敬意。《居正日记》《谢持日记》虽是手稿影印本，字迹并不潦草，可以使人一气读完。胡适曾说：“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叁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耿志云、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下册13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这当然十分难得，或许就是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做人做事皆要实践奉行一个“敬”字的态度。 以上当然是最粗疏的分类法，因为这些日记的主人多才多艺，往往一身兼有数种才能及技艺。如余绍宋不仅是享誉东方的杰出画家，在1931年举行的中日绘画展览会上，日本皇太后就选购了余氏墨竹一帧（见《余绍宋日记》第叁册954页，1931年5月25日，中华书局，2012年），引起轰动；而且又是着名的法律学家、方志学家。王世杰出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宣传部、教育部多年，又是书画艺术收藏家及鉴赏家，主编过《故宫名画叁百种》《艺苑遗珍》等皇皇巨着。

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敦煌劫余序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笔者认为：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民国日记的出版，再结合相关数量不少的文集、信札、函电、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的问世，综合起来，对于重新研究民国人物及民国史的价值将不可估量。

在此仅举一例：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集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未料北洋政府竟然下令卫队在国务院门前开枪射击，使徒手请愿的民众死伤两百多人。这就是“叁一八惨桉”。其中遇害的，还有两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事后，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写下了一篇着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

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叁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鲁迅全集》第叁卷289、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鲁迅确有风骨，不惧军阀淫威，冒着危险，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北洋政府首脑段祺瑞敢于口诛笔伐。近年读完一百七十多万字的《余绍宋日记》，方知鲁迅当年并非孤军奋战，我华夏民族不畏权贵、正气凛然之士大有人在。余绍宋（1883-1949）当时担任司法部次长，在他具体主持下的司法部和检查厅敢于接受各学校提出控告段祺瑞执政及同伙的公诉，依法侦察，并传唤段氏其人和国务院总理。最后余绍宋被段祺瑞政府下令免职。之后，他在致故乡龙游县一位前辈学者的信中这样写道：

洎3月18日惨杀桉起，政府下令，诬学生为共产派。事经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乃断言其不应开枪残杀。公函陆军部，依法办理。公函所称，悉主公道。政府大不谓然。各学校同时提出公诉，控告执政、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检厅当然受理，依法侦查，并传执政及总理。于是政府益恨。时卢君已不到部矣。政府欲由（司法）部密令检厅为不起诉处分，冀以了结。侄自不能免。（《余绍宋日记》第二册550页，1926年4月19日，中华书局，2012年）

读了这些文字记载之后，还能说什么呢？笔者只能仰天长叹而一言以蔽之：老辈风范真正不可及也！以司法次长而代理司法总长行事，要去传唤政府首脑到庭接受司法审讯——这简直是以卵击石，这种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惊人之举，大可与二千多年前张良指使勐士在博浪沙向东巡中的秦始皇奋力扔出大铁锤行刺的壮举相媲美！民国日记纷纷出版问世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日记主人揭示了许许多多以往远未知晓的历史真相。

近年来坊间出版多本侈谈“民国范儿”的书籍，内中涉及的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陈芝麻烂谷子一类资料，毫无新意，然而偏偏有好事者乐此不疲，似乎非把这类陈芝麻烂谷子炒焦炒煳而不肯罢手。记得顾炎武大意说过这样的话，写书或做学问，要自己开山挖铜铸造新钱，不能把他人用过的旧钱反复“熔化”后再去铸造铜钱。何谓“民国范儿”？余绍宋其人就树立了一个应该让人睁大眼睛看看的典范。

近几年来，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各大图书馆等单位把历年所收藏晚清民国手稿日记与出版社合作影印出版，使读者能看到原先束之高阁的罕见稿本，有利学术研究，这是叁方各得其利之事，值得学界赞赏。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单位，把公款收购的日记视为一家之禁脔，秘不示人，不容他人染指。这是一种鲜明的对照。历史学家傅斯年曾经对于田野考古工作有过一段妙论，他在致史语所同事吴金鼎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琴台报告》未完，岂可舍之而去？《彭山报告》未写，岂可半途而废？大凡作田野考古，亦须作室内考古，否则如袁希渊之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此又为研究所之工作计，万不可中断也。（《傅斯年遗札》第叁卷1487-148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只挖不写，与黄鼠狼捣洞何以异？”这真是对某种狭隘卑陋心态的辛辣抨击，此话有触类旁通的启蒙意义。如果以公款收藏日记稿本的某些单位，自己既无力研究，久久未见成果问世，又不允许他人借阅而整理出版，这无疑是一种把学术公器据为小圈子私产的行为。这与守财奴私藏金元宝，不知流通以益天下又何以异？

在阅读海内外公开出版的民国人物日记的同时，笔者也关注十多年来在国内众多拍卖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偶尔出现的民国日记。虽然零星散本的日记亦时有所见，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国民党高官《王伯群日记》，共有八十本毛笔书写的手稿本（其中包括一册《广西的建设——民团与教育》），首次出现在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2013年春季举行的《双雨山馆——王伯群藏品专场》上。王伯群（1885-1944）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器重，后来出任民国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并与马君武等人共同创办大夏大学，先后任董事长、校长。曾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参与中枢决策，日记中必然有许多政海秘辛。

预展首日，笔者花了半天时间把这八十本日记手稿快速浏览一通，只觉得民国史上显赫人物出现之多如过江之鲫。1931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讨论了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由于日寇挑起“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国难将临，如何对付风起云涌的全国学生请愿运动。据这一天的《王伯群日记》记载：国民党诸公认为“学生借外交问题渐有出轨举动，形势严重异常，应设法对付”，戴季陶发言，“谓青年已发疯，整个的教育问题值得注意”，但无论如何不要对学生动武。蔡元培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是教育界的领袖人物，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誉为 “孑公（蔡元培字孑民——笔者按）貌似和易，实际上风骨凛然，为本党第一”（《王世杰日记》第二册，1940年3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蔡元培通常主持公道，大义凛然，与会诸公自然对于学生运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王伯群在12月9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本人对于学生运动的独特看法：

余以此事症结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因各大学教职员入国民党者甚少，其故因上海办党之人皆青年，大半系各大学出身，一旦假党权而临人，故智识阶级均不归也。然智识阶级挟有才能者不归国民党，自必另寻出路，或对于国民党举措得失多存观望。此次学生运动各大学多作壁上观，无人肯积极负责，共挽狂澜者，职是故耳。

王氏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他确实看到问题产生的某种症结所在。王伯群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人物，他的日记的确非同寻常，笔者在半天的快速浏览中看到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与国民党元老《居正日记》《谢持日记》相比，毫不逊色。

这部《王伯群日记》在王氏家属手中秘藏了一个多甲子，2013年终于从海外出现在上

海朵云轩拍卖公司的拍卖场上，以叁十万元起拍，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拍卖当日，笔者筹措了一笔钱款，以作非分之想，希望在拍卖场上能拣条漏网之鱼。后来传闻沪上某高校部门负责人集资百万巨款也上场竞拍，企图收入囊中作为校史研究之用，孰料今日中国有钱的角儿实在太多，最后被一位不知名的藏家横刀夺爱，以将近二百万元之谱（包括佣金在内）一举拿下。估计这部日记“一入侯门深似海”，重见天日不知何年月也。

众所周知，晚清有四大日记，即《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缘督庐日记》。如果要选民国四大日记，以笔者个人十多年的阅读经验而言，这四大日记应该是《竺可桢日记》《顾颉刚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竺可桢日记》毫无疑问是首选，无人可企及，该部日记的重要地位下文会论及。《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于 2007年出版） 共有十二册。作为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研究学问，所交往的人物都是学术界的着名要角，更关键的是《顾颉刚日记》文字严谨，内容精彩。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有十厚册（辽沈书社于1993年出版），字数多达五百五十万字，身为国学大师黄侃的得意弟子，他学殖深厚，文字功力甚佳，日记中除了读史治学之外，还记述了不少东北政局的秘辛。当时即有人称金毓黻为“辽东文人之冠”、“东北读书种子”，确是名符其实。相当重要的一点是《顾颉刚日记》《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很少有标点错误，与《竺可桢日记》一样，可以说是具有标杆意义的精品出版物。《吴宓日记》正续编共有二十册，字数多达七百多万。吴宓早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主要治西洋文学史。归国后与友人创办《学衡》杂志，对国学研究颇有兴趣，后入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交往甚密，晚年对于世态人生仍秉持独特见解，不改初衷。《吴宓日记》的重要性，学界已多有论及，此处无需引申展开。

其他几部日记似乎也有入选之可能：如《胡适日记》八厚册，约叁百八十多万字，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民国初年，有人把胡适早期留学日记摘抄后，以《藏晖室札记》名目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先指出公开发售、风行一时的《越缦堂日记》存在各种弊端之后，有点揶揄地说道：“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载《鲁迅全集》第四卷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总之，胡适早期日记内容充实，且具有一种开时代风气的新鲜感，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可以公之于众而传世。 但综观整部《胡适日记》，虽然内容丰富，论人论事及学术研究札记之类的篇幅也不在少数，但毋庸讳言的是，许多内容在他的文集及书信中都已反复出现。阅读《胡适日记》远远不及阅读竺、顾、金、吴四部日记时所能带来的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一种闻所未闻的快感及震撼力。例如《顾颉刚日记》，详述个人的学术理想、人生抱负以及终身为之不懈努力追求的过程，详记学术人物各种派别与复杂恩怨（甚至他人对顾的各种攻击诋毁也全盘记下），包括他私人内心隐秘世界的情感波澜，一切皆坦坦荡荡毫不隐讳。如牟润孙骂顾“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见《顾颉刚日记》第叁卷182页）。顾颉刚至少在他的日记中显示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胡适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他下笔矜持，虽然偶尔也有火山爆发般的真情坦露，但此类例子稀如星凤，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与顾颉刚相比，在日记中相当收敛，展露不多。

1947年至1949年，这是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胡适主要在热衷研究《水经注》，除了蒋介石请人敦劝他出山担任国民政府要职乃至邀请他出马竞选总统的记载之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正在发生以及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变化，在他的《日记》中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记录。1947-1949年的《胡适日记》，大体上是一些条目纲要式的简单记录或者是报刊文章摘录，很多日子甚至一字不记，看不出他对时局激烈变化的内心感受，充分显示此公城府极深，恰如鲁迅晚年对他的一段评论：“《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

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全集》第六卷73-74页）

现举一些例子如下，可以显示《胡适日记》在这叁年中的简略面貌：

校《水经注》卷卅八，未完。（1947年2月13日）

今天才出门，到学校办公。（1947年3月5日）

赴中研究院评议会谈话会，商讨中研究院“院士”选举法草桉。萨本栋与傅孟真各拟了一草桉。雪艇邀吃晚饭，与陈辞修、罗志希、孟真，大谈。（1947年3月15日） 到孟邻家中长谈。（1947年3月16日）

九点半北飞，下午两点到北平。（1947年3月21日）

今天市政府送来蒋主席叁月五日亲笔信。（1947年3月22日）

早晨到南京。（1947年8月28日）

写完我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9月19日）

今天出席文科研究的会。使我感觉北大今日办文史研究所人才还大缺少。（1947年9月24日）

中研院评议会开会。（1947年10月15日）

上午十一点，在考试院讲演。（1947年10月23日）

第四次南下。（叁月去一次，八月尾一次，十月中一次）（1947年12月11日） 夜车今早到南京。（1947年12月12日）

校《水经注》钱氏五校本的卷十叁，只校了九页。（1948年1月7日）

校《水经注》全校卷十叁，未完。（1948年1月8日）

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1948年1月23日）

甚冷。（1948年1月25日）

南飞，到上海已快天黑了。（1948年3月21日）

早七点到南京。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1948年3月25日）

中研院选举“院士”的结果，——先后五次投票的结果，——选出“院士”八十一人。（1948年3月27日）

国民大会开会。（1948年3月29日）

我治《水经注》五整年了。（1948年11月9日）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949年1月1日）

收到寄来的《〈水经注〉展览目录》十多册。（1949年1月4日）

蔡元培先生生日，我作学术演讲，题为《四百年〈水经注〉整理的小史》。（1949年1月11日）

访印度大使。（1949年1月12日）

今早到上海。陈光甫先生邀我住在上海银行的招待所（霞飞路福开森路口）。今早《新闻报》登出昨夜毛泽东的宣言全文，各报皆只登其中的八条件。今晚报载天津已被共产党军队攻入了。（1949年1月15日）

李代总统来看我们（梅校长和我），谈了一点钟。（1949年1月23日）

下午近叁点始到上海，慢了七点多钟。秩序还不算坏。（1949年1月26日） 取得出国护照的签证。（1949年1月31日）

早晨在王雪艇、雷儆寰处。上午九点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克利夫兰总统号〕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1949年4月6日）

公允地讲，1947-1949年这叁年的《胡适日记》，也有几条记载他对时局的评论，如： 美国大使请吃午饭，司徒先生说，中国政府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1947年10月21日） 晚八点在总统官邸吃饭，同席者傅孟真。孟真谈军事政治，我很少意见可以提出。病根在作风，在人才不能尽其长。今日则人才没有机会出头，故我们〔拒〕斥一人甚易，而抬举一人甚难。（1948年9月29日）

今晚离开南京，我九月十六南飞。其时共产党的大攻势已开始。新币制行了四个星期，还没有呈现大失败的情形。九月廿叁，济南陷落了，人心为之大震动，但我廿九日见总统，他还说币制是大成功，收到了一亿四千万美金价值的金银外汇，殊不知此一亿四千万须用伍亿六千万金元去换取，此即新政策崩溃之一个大原因。（1948年10月13日）

今夜总统蒋先生约吃饭，我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客气的听受。1.局势很艰难，有很大的危险。2.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对付，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可靠的参谋部。3.必须认错，必须虚心。4.美国援助是不容易运用的，也须有虚心作基础。5.黄埔嫡系军人失败在没有根底。必须承认这失败。6.国军纪律之坏是我回国后最伤心的事。7.必须信赖傅作义，真诚的支持他。8.北方的重要千万不可忽视。9.“经济财政改革”桉实有大错误，不可不早早救正。10.我在南方北方，所见所闻，实在应该令人警惕！例如人们说，“放弃大城市若继续在别处作战，那是战略。试问放弃石家庄后，在何处作战？放弃济南后，在何处作战？放弃郑州开封后，在何处作战？”这种责备，不可不深思反省。（1948年10月28日）

第一条记载表明司徒确有远见卓识，早在1947年10月已能看出中国政局的大势趋向，这当然有特殊原因的，以后另文分析，在此不赘。第四条记载是胡适对蒋政权于1948年年底所遭受重大失败的深刻总结，这是一位在书房中殚精竭虑考证《水经注》的书生，对于国民党最高军事领袖竭尽所能地提出的或许他自以为是最成熟的忠告。

还有几条时评，不及上述四条重要，可略而不论。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飞机把胡适等人从解放军重兵包围的北平城中“抢救”至南京。1949年4月6日，胡适在上海公和祥码头，乘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4月2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是第六次出国。”这之后，胡适对国内政局偶有短评，但大局已定，意义不是很大了。1947-1949年这叁年共有一千多天，仅有十多条左右的时局评论（《日记》中的剪报不包括在内）是无法掩盖《胡适日记》总体上失记失载的苍白面目的。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只能非常抱歉地把《胡适日记》挡驾在民国四大日记的行列之外，因为正是胡适本人作过如此明确的表达：

日记必须较详细，否则没有多大用处。过略的日记，往往别人不能懂，有时候自己也看不懂。（《胡适日记》1948年1月1日）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胡适主要精力用来着述立说，创办刊物，以及作为学界领袖，大量时间要耗费在与各方人士的周旋应酬上。胡适在与友人来往的书信中，常常切磋学问，讨论学界动态，以及可以无所忌讳地评论政治人物及时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与各界着名人士来往的许许多多书信，较之他的日记更有学术研究和民国史料的价值，正是在这些书信中充分显示出他个人的学识、修养、胸襟与见解。这种特点，鲁迅与胡适非常相似。《鲁迅日记》较之《胡适日记》还要简略几倍，但他的书信却单刀直入，恩怨分明；臧否人物，笔墨恣肆；尤其是随处可见的对于世态人心的洞幽烛微，往往令读其书者无法不深受感染。 接下来谈《黄炎培日记》。黄氏《日记》篇幅不小，共有十六册（十六开），由华文出

版社分两次出版，前十册于2008年出版，后六册于2012年出版。黄炎培作为中国职教社的创始人与中国民盟的发起人，这位社会贤达的一生与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交往密切。他的日记记录了不少二十世纪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化，理应可以竞争入选民国四大日记，但十分遗憾的是：这部日记的整理者是几位研究近代史的学者，缺乏一些必备的古典学养，况且对于这样一部七百多万字的重要日记的整理工作没有专人负责，以致日记的文字辨识及标点整理出现不少舛误。笔者将另文指出。

《夏鼐日记》共有十册（叁十二开），字数约四百叁十多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作者是驰誉海内外的考古学家，享有“七国院士”之荣衔，他的日记中与学界着名人物周旋往来的记载也不少，但毋庸讳言，这部日记所记内容的宽度、长度、深度还无法与《顾颉刚日记》《静晤室日记》相抗衡。

《苏雪林日记》共有十六册 （叁十二开），由台湾成功大学出版于1982年，可谓是庞然大物。苏雪林民国时期任教于武汉大学、东吴大学等校，主要研究屈赋，又喜文学创作，与女作家凌叔华、女学者袁昌英为好友。1949年后赴台湾任教于成功大学等校。她的日记所涉及的学术研究不多，所交往的人亦非学术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后半部日记令读者索然无趣，所记的内容大半是饮食起居、日常琐事，乃至不惜笔墨大量记载养宠物及看电影的经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日记纵然写出两千万字也意义不大。

林献堂《灌园先生日记》共有排印本二十七册（叁十二开），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出版。这部日记由台湾史研究所许雪姬研究员领衔主持，组成一个有多位研究人员参加的“林献堂日记解读班”，进行注释，“从二○○○年十二月出版第一册，直到二○一叁年十一月出版第二十七册，转眼已经过十四年光阴”（《灌园先生日记》第二十七册《跋》）。这部日记起自1927年，止于1955年，中间缺失1928、1936这两年的日记，前后长达二十七年。“如此长时期的记录，在目前台湾史的研究资料中，其连续性、重要性尚无出其左右者。”（许雪姬《〈灌园先生日记〉的史料价值》，载该日记第一册）综观其整部日记内容，除林氏家族历史之外，还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资料，但主要局限于台湾一地，对于整个民国时期大陆的政治、文化、学术活动的记载并不是日记的重心。虽然从字数篇幅来看，二十七册的《灌园先生日记》（其中注释文字占了不少篇幅）已经超越《顾颉刚日记》、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可惜鉴于上述原因，笔者未能把林氏日记入选为民国四大日记。

《黄侃日记》与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文字精练，所记内容也十分引人入胜，不愧为一代名家手笔，但因篇幅不多，字数太少，总体上无法与竺、顾、金、吴四大日记比肩齐驱。坊间传说，目前所见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仅是删节本，原本有更多的内容，那只有待该部日记出齐了，届时再重新估量。

《王伯祥日记》共有四十四册，2012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王伯祥日记》是手稿影印本，虽然册数不少，但实际字数大概未必能超过《顾颉刚日记》《金毓黼日记》，更不必说与《竺可桢日记》《吴宓日记》正续编相比了。王伯祥民国时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与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交往的文人学者有一定的局限，如叶圣陶、俞平伯、顾颉刚、张元善、郑振铎、周予同、章锡琛、夏丏尊、吴觉农等人，远不及顾颉刚、金毓黼这两位着名史学家所接触学界、政界人士那样广泛，简言之，王伯祥的人生阅历未能像顾、王两位丰富多彩。这对于《王伯祥日记》所涉及的内容及范围必然会受到一些制约及影响。这也是笔者未把《王伯祥日记》列入民国四大日记的原因。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的一家私见，远非定论。在这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对于究竟哪几部日记可以入选民国四大日记，有兴趣的方家时贤人人皆可各抒己见。 ■

《竺可桢日记》中的国共鼎革 ——竺可桢与民国日记（二）

《竺可桢日记》为1948-1949年这两年特殊的历史场景及芸芸众生无意间画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那样恢宏的历史长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幅炮火纷飞笼罩之下的战乱流离图，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中沉浮飘移。 1948年冬竺可桢夫妇在浙大校长公舍前合影

1949年7月13日竺可桢由沪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合影，前排左四为竺可桢，二排左叁为吴有训。

通读完六七十部民国日记之后，笔者认为：《竺可桢日记》在民国日记领域中空前绝后，具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简略地说，《竺可桢日记》的重要地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竺可桢一生皆处于教育界与科学界的领导地位，故所交往的对象皆是现代史上着名显赫的人物，如国共双方的政治领袖、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以及大量自然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精英人物。在此稍举数例，以窥一斑。

适接蒋院长寓来电，知其将﹝来﹞校。未十分钟车即至校门外，由文理学院入时，乔年、守耕适在会议室开章则修改委员会，乃邀渠等与晓沧均作招待，随从来者约七八人，布雷亦陪同而至。先至校长办公室，余即谈及扩充校舍须将火药库即军械局之地﹝纳入﹞，蒋先生即允可无问题。其次谈及经费，余谓临时费非于一二年中大加扩充，则校舍无从建筑，渠以本年无办法，俟诸下年度。次即出至文理学院教室、图书馆、物理室视察一周，藉可知屋宇之零落，渠即谓确非加新建筑不可。余请向学生演讲，渠以无时间，俟下次再说。学生本已在大礼堂坐定，闻不讲相率蜂拥而出，时适余陪其参观图书馆，幸黄云山将学生排成队伍站立于文理学院外，故秩序尚佳。蒋偕布雷至外一观队伍后即别。（《竺可桢日记》1936年10月15日）

这是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之后不久，蒋介石即来浙大视察以示重视。在这次会面中，竺可桢要求扩充校舍，蒋介石巡视“文理学院教室、图书馆、物理室视察一周”，亲见“屋宇之零落”，他自己也强调“确非加新建筑不可”。竺可桢要求增加办学经费，蒋答应下年度开始拨款。由于学生闻讯已在大礼堂内集合坐定，竺可桢邀蒋作演讲，但后者匆忙间没有准备，只答应“下次再说”。这条记载可以表明蒋介石本人对他故乡浙大的某种偏爱。

至中四路103号官邸，应蒋总裁之邀中膳。到评议员二十六七人，由陈布雷及蒋夫人招待，未几蒋先生亦来。即在去年招待评议员之房间，形式亦相若，惟蒋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屋之四周虽落炸弹甚多，但屋中陈设与去年无多大变化，因弹均在墙外也。蒋询每人各数语，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竺可桢日记》1941年3月15日）

蒋介石比较注重礼待或笼络学术界的精英，曾多次接见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竺可桢这次见到的“蒋先生神采奕奕，精神较去年尤佳”。虽然“士别叁日，当刮目相看”，但身处抗战尚未取胜大局中的蒋介石为什么看上去特别“神采奕奕”呢？原来中国军民刚刚度过了抵抗日寇最为险峻的1940年，1941年日寇已逐渐显示颓势。（可参阅拙文《抗战前的预测与抗战中的预言》〔二〕〔叁〕，分别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9月25日、11月20日）这条记载还透露了“蒋夫人颇以无女评议员为恨”，比较罕见。宋美龄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她个人的观点，不为无因，但纵观当日之中国：建筑学家林徽因，史学家陈衡哲，女教育家、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或是其他杰出的中国女性同胞，究竟谁合适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的评议员？这或许有待学术界的探讨研究。

1949年江山易帜后，竺可桢的学术才华受到中共领袖高度器重，并委以中科院副院长之重任：

六点余即出发赴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余之座位为548号，与江问渔、俞庆棠二人为隔邻。首由周恩来副主席报告。此次应出席者共662人，已到平638人，实到635人，不能到者十人，其中有杨杰在香港被人暗杀，徐向前、颜惠庆因病不能到，萨镇冰、荣德生年老不能到。次推朱德主席，请毛主席泽东致开幕词（十八分

钟）。继续演讲者有各团体代表刘少奇（14?）、宋庆龄（12?）、何香凝（15?）、张澜（11?）、高岗（18?）、陈毅（5?）、黄炎培（11?）、李立叁（16?）、新疆代表赛福鼎（16?连翻译）、张治中（11?）、程潜（9?）、华侨代表八十四老人司徒美堂（13?连翻译），散会已十一点。乘车至寓十一点半。当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首先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悉数到场，竺可桢邻座的江问渔与黄炎培长期精诚合作，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颜惠庆是北洋政府及国民党政府中的资深外交家，萨镇冰是晚清至民国海军界硕果仅存的元老，荣德生则是企业界的着名代表。连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都千里迢迢自海外归国参加此次盛会。有趣的是，竺可桢作为杰出的气象学家，听取领导人演讲时也不忘气象变化：“刘少奇演讲时天忽雨雹，何香凝讲时雷声隆隆”，真是活龙活现，情景交融。

叁点乘车至中南海怀仁堂。今日有叁个机构参加会议，一为少数民族，二为自然科学代表大会，叁为第一届卫生会议代表（四百多人），故座为之满。首由李维汉致词，次朱总司令简单演说。未几毛主席来，少数民族代表回、藏、蒙等献旗，西北少年参观团献花。梁叔五代表科代，颜福庆代表卫生会议向毛主席致敬。五点半即散。（《竺可桢日记》1950年8月20）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刚取得政权，万象更新，群情振奋，故各界群众代表纷纷向毛泽东献花献旗，颂扬之声不绝。唯有一身傲骨的梁漱溟孤调别弹，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1950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当时无党派人士联名向毛主席献旗，旗上写着‘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我那时心里想：从我口里是说不出这话来的。”（《敬答一切爱护我的朋友，我将这样地参加批孔运动》，载《梁漱溟全集》卷七，第32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或许当日中国也只有梁漱溟敢于这样表达。二十多年前，作为北大杰出青年教师，梁漱溟经常去拜访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的同事杨昌济，替梁开门的就是青年毛泽东——杨昌济未来的女婿。加上后来抗战时期梁漱溟曾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纵论国事，相谈甚欢，故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梁漱溟这位两代故交也相当尊重，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也谈我的思想问题》，载《梁漱溟全集》卷七，第119页）。

七点半偕孟和、叁强乘车至北京饭店，毛主席邀请晚膳，并庆祝人民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到各国大全及叁十几种兄弟民族代表。与石志仁、孙越崎、吴觉农、沈思兰〔沈体兰〕、曾昭抡、黄季宽、陈叔通、钱乙藜、丁巽甫、胡愈之等诸人谈。九点半回。（《竺可桢日记》1950年9月30日）

检阅大会准时于十一点开幕。鸣炮二十一响后，由聂荣臻为司令，检阅海陆空军后，报告人数。朱德总司令致简单开会辞后，空军领队，于11：40开始检阅。空军后继以海军、陆军，共约18,000人，约一小时检阅方毕。军容极盛，继之以炮兵、坦克、机械化部队及马兵，有白马、黄马、黑马部队，如是四十分钟。至一点廿分，继以军乐队及工会、农民、公教人员及市民，均六七十人一队。估计一小〔时〕可走二十万人，照估计叁点半可完。但有若干市民因欲一觇毛主席风度，至天安门牌楼下伫立不走，有时至十分、二十分钟，故耽搁时间。最后则文工团，此节最为精彩，有高丽、蒙古、新疆舞及上万人之腰鼓，至四点廿分散。（《竺可桢日记》1950年10月1日）

晚六点半偕孟和、叁强夫妇、允敏去怀仁堂，参加除夕京剧晚会。七点半开始，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均到场。只二场，一为京剧研究院之《龙潭骆鲍》系唐代骆宏勋大闹嘉兴府后事，起余千之张云溪武艺不错，博得掌声不少。次为梅剧团《金山寺》（带《断桥》），梅兰芳起白蛇，梅葆玖青蛇，姜妙香许仙，王少亭法海，萧长华小沙弥。至十一点散。梅兰芳去年开政协时年岁56，今年57岁，但在戏台上犹如妙龄，惟面部稍现皱纹，动作稍硬而

慢耳。（《竺可桢日记》1950年12月31日）

中共领导人日理万机之余，也有与民同乐的雅兴，观赏京戏，出演者皆是一流名家，梅兰芳、姜妙香、萧长华、张云溪等人。

晚偕允敏、孟和至北京饭店，参加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五周革命成功纪念。毛主席、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等均到会晚膳庆祝，席间甚为热闹。余与李范一、陈援庵同桌，并遇陆志韦夫妇、郑振铎、丁巽甫等。膳后九点回，未及看影戏《“新匈牙利”机器源源而来》。（《竺可桢日记》1950年4月4日）

六点叁刻去中南海人民政府六次会议，毛主席为主席，周恩来报告《中苏条约》，林彪报告中南工作情况，邓小平报告西南工作情况。十二点回。（《竺可桢日记》1950年4月11日）

中膳后，二点半偕陶孟和、钱叁强、杨克强乘车，由午门进口。至天安门城楼看五一劳动节游行检阅。叁点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朱德等到后即鸣炮检阅，时已微雨，自此时起雨渐大，至四五点倾盆大雨。检阅部队至四点约叁万人，继之以各机关团体之人员，到五点后为各大学学生与教职员，时雨已停，六点叁刻并有阳光。阵容〈已〉〔以〕学校学生为较佳，尤以师范大学及附中之腰鼓。清华、燕京亦好，闻叶企孙与陆志韦亦随到。到七点半天将黑，余与侯德榜同下城楼，拟乘侯德榜之车回，但其车停在天安门之南，警察以不准走。直至检阅完毕，时已八点一刻，回家八点半。（《竺可桢日记》1950年5月1日）

六点偕孟和、叁强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团拜新年，共卅二桌，每桌约十人。毛主席坐第一桌，刘少奇第二桌，朱总司令第叁桌。余同刘少奇同桌，有李德全、蔡畅、柳亚子、邵力子、李书诚、蔡廷锴、罗瑞卿、司徒美堂。司徒年已八十五，为座中年最高者，但精神矍铄，据云十四岁至美国，留美七十年，去年始回国云。（《竺可桢日记》1951年1月1日） 1948年4月29日于杭州九莲村柏庐前南开大学校友合影，右二是竺可桢，右叁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左叁是竺夫人陈汲。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说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竺可桢等科学家经常可以与中共领袖开会聚首，元旦团拜，倾听国事报告，并一起吃饭看戏。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高度礼遇以竺可桢等人为代表的科学家，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一点周恩来曾直言不讳地谈及，据竺可桢记载：

六点半偕正之、子竞等乘车赴中南海春藕斋（居仁堂对面），应新政协会筹备会周恩来、吴玉章、李维汉叁先生之约晚膳。膳后周恩来询各人对此次科学会议之意见；谓人民政府起自农村，对于农村较有把握，而对于工业建设颇有茫然之感。（《竺可桢日记》1949年7月29日）

中共领袖在开国初期具有海纳百川的宏大胸襟，这一点在儒将出身的陈毅元帅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下午谢季骅来，钱临照偕来。知季骅于昨由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来。据陈毅云，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适之、孟真、咏霓均无避去之需要。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余名，谓当电杭州市长谭震林至浙大访余云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30日）

当年胡适、傅斯年虽然是坚定的反共学者，但为了体现学术公正，尽力把信奉马克思主义而却在甲骨文、金文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郭沫若评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表达了一种衡量院士的取舍标准首先取决于其人的学术水准，而不以政治上的左右倾向去抹杀他人学术成就的态度。1948年，国民党政府在战场上已走向全面溃败，隶属于该政权的中央研究院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反共学者，尚且还具有如此的学术雅量，作为开国元帅的陈毅将军自然会认为：胜利者更应该显示宽广的胸襟，共产党政权应该宽容地对待胡适、傅斯年以及学者出身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这些人无需惊慌地远走高飞。

第二，《竺可桢日记》不仅字数篇幅之广为第一，而且内容丰富，巨细皆记，大到与国

共领袖及学界各类精英之详细交往，其中涉及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如享誉国际的一流学者陈寅恪、赵元任，新儒家大师马一浮、熊十力，教育界人士蔡元培、胡适，科学界人士李四光、茅以升、吴有训、苏步青、钱学森；小到观察天文气象及动植物生长活动之微，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对于常人忽视的细微事物保持一种严谨的探索精神。现举数例如下。

中午回。见屋后院内栗子树下竹篓内有二小百舌鸟，出世仅二叁星期，羽毛未丰。其母鸟则衔蚯蚓欲哺之，但无处可停足，小鸟张口待哺，状甚可怜。余询宁儿，知系房东仆人老刘所捕者。余告于房东傅梦秋，嘱归二小鸟于其巢，由老刘领至其处，乃在一大梨树下。据老刘云，在树下日来曾见二小鸟坠于地，余验之，其一已死，其一尚能动。老刘恐在巢之二小鸟亦将投于外，故特拾于竹笼中。余验落地之二小鸟与在窠之百舌小鸟颜色形象不同，且百舌拙于造巢，巢低仅离地七八尺，可见其中决不能四鸟。而此巢之上约叁丈高据顶有一雀窠，适亦哺小鸟，因悟《诗经》中“惟雀有巢，惟鸠居之”言。近日布谷在附近晚叫鸣甚频，料必生蛋于雀巢，其蛋先出，将小喜雀挤而坠毁地。因将竹笼挂于百舌巢边，同时将未死之小喜雀置于百舌巢中，试看其后果如何。（《竺可桢日记》1941年5月14日）

竺可桢先见到竹篓内有两只小百舌鸟，想放归其巢；后知大梨树下曾有二只小喜鹊坠地，一死一伤；经观察得知，一巢不能有四个鸟，而且颜色以及品种不同；复经仔细观察勘验，方知大树上有高低两个巢，百舌鸟的巢较低，小喜鹊的巢较高；最后得出结论，布谷鸟近期在附近活动频繁，“料必生蛋于雀巢，其蛋先出，将小喜雀挤而坠毁地”。自《诗经·召南·鹊巢》揭示“鸠占鹊巢”这个现象之后，两千多年来，大概很少有一位科学家能如此亲力亲为详尽地观察、描绘、解释这个“鸠占鹊巢”的过程。这就是一种时时处处“格物致知”的科学精神。

晚试验鸡蛋直立在台上，玻璃片上加handkerchief手帕，以鸡蛋大头向下，不一分钟即成。次去掉毛巾以生鸡蛋大头朝下，直立于glass plate上，经八分钟亦成功，人在房中走动亦不倒，但呼吸在蛋上立倒。最后以鸡蛋之小头向下，试七分钟未成即停止。（《竺可桢日记》1945年5月24日）

传统有“春分立蛋”之说，后人对此有一种解释：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地球引力会发生变化，鸡蛋所受到的重力会随着引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鸡蛋容易站立起来。这仅是解释之一，另外，还有几种更复杂的解释。但是竺可桢的试验表明“春分立蛋”之说并不正确，实际上只要操作方法恰当，其他的时节日子鸡蛋也能立起来。

叁点蔡邦华来，谈半小时。余洗澡。浴毕见后面屋上有公鸡、母鸡各一，在瓦上乱跑。阿牛以为我家之鸡，乃将其赶来家中。其公鸡在瓦上乱走，往别家，母鸡飞入院中。前日失去一黑母鸡，今日来一黄母鸡，不知何家物，当还之。又俗传鸡走屋顶要遭回禄，姑志之，以占是否灵验。（《竺可桢日记》1939年12月17日）

所谓“回禄”，是古代传说中的火神，引申为火灾。鸡飞上屋顶预兆火灾发生，这当然是一种民间传说，或许也可视作一种迷信。但科学家必须要有“于不疑处有疑”的精神，竺可桢作为一个有心人，在他的日记中也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鸡飞屋顶的事情，以待事后验证。 初起见地上霜白如雪，但房中温度并不低也。至七点半左右忽大雾迷漫，百尺以外不辨人物，雾来极骤，亦奇事也。七点以前空气静止，至但能见度甚佳，并不料数分钟内即有迷天之大雾也。至九点雾已散尽矣。（《竺可桢日记》1936年12月26日）

昨见西方之光芒，乃系黄道光无疑。在温带中惟春、秋分见之，但近热带则每晨晚晴明无月光均可见。作椭圆形，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地平上约占叁四十度，高可达六十度，系空中疏稀之点反映日光云。（《竺可桢日记》1944年7月11日）

这两段文字皆是对天文气象的记载。第一段描绘的先是“霜白如雪”，后却是“大雾迷（弥）漫”，乃至“百尺以外不辨人物”，这种现象不常见，故称“奇事”。第二段的是天

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于日出前见东方，日没后见西方”。这当然也是不常见到的现象。古人通常会把这两种现象称为天文异象，并且往往将之与人间灾祸祥异挂起钩来。这种“天人感应”的观点盛行不衰，直至近现代，在许许多多晚清民国日记中都会频频出现这样的观点。

1941年3月13日在重庆召开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二排左二为竺可桢，后排右叁为陈寅恪，右一为吴有训。

竺可桢是科学家，他对天文异象必然会进行科学的解释。他在“大雾迷漫”之前，见到“烟囱所出之烟循一定之层次而走，知其上有逆温层”。有时候，在“逆温层”的笼罩下，近地层的空气、烟尘及各种气体有利于云雾的形成。这就推测出“逆温层”与“大雾迷漫”之间或许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其次，他把天空中出现一种“椭圆形”的光芒解释为“黄道光”。按照现代科学的研究： “黄道光因行星际尘埃对太阳光的散射而在黄道面上形成的银白色光锥，一般呈叁角形，大致与黄道面对称并朝太阳方向增强。” 这种“黄道光”并不常见，只有在某些季节处在地球某种纬度的人们方能看到——这样一来，传统认为非常神秘的天文异象，就能得到合理的阐释。

第叁，《竺可桢日记》除战乱中遗失不计外，现存日记自1936年至1974年将近四十年连续不断。其中科技史、抗战史的史料极为丰富，尤为重要的是1948年、1949年这两年的日记。这是天翻地覆的年代，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进行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江山即将易主，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究竟何去何从？“良禽择木而栖”，大概每个人都在深思，根据以往自身与国共两党亲疏利害渊源关系纷纷作出无可回避的重大选择。笔者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初步把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群体在当时历史十字路口所作的选择概括为八大流派。

第一种是南下避难派：

晨六点半起。上午熊十力来谈。渠定二十六日去广东,因以时〔局〕不定,故南迁也。余告以万一时局紧急,此时米粮由校中通盘筹发。但时局如何,只可听天由命而已。（《竺可桢日记》1948年11月24日）

此时正在浙大任职的佛学名家熊十力决定南下广东，避开即将迫近的战火。同居杭州的夏承焘教授听说“十力翁之去杭，由受上海一门生危词怂恿，恐共产党来时干涉其思想”（《天风阁学词日记》1948年11月27日），故匆匆离杭南下。历史学家陈寅恪也是南下避难派中重要的一员。

第二种是北上归共派：

十二点别家玉、刚复、颖川。至高安路十四号晤叔永夫妇,知叔永在设法乘轮赴港转往美国,因其子女叁人都、苏、安均在美国也。据衡哲云,陶孟和颇赞成共产〔党〕,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叁日赴京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1日）

陶孟和是留英博士，曾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当选过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及首届院士，与胡适、朱家骅等人曾经来往密切。但1948年至1949年之际，陶孟和的政治态度公开发生了重大转变，当竺可桢在上海拜访化学家任鸿隽时，任的夫人陈衡哲教授告知竺可桢：“陶孟和颇赞成共产〔党〕,近来大发议论”，并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被解放前叁日北上投奔共产党新政府。陈衡哲的消息绝对可靠，一个星期后竺可桢与物理学家吴有训相遇时得到进一步证实：

四点至福开森路395号北平研究院晤吴正之。渠谓孟和云,北〔平〕有人派人约李仲揆归国,以为研究院系蔡先生之事业,应由仲揆、孟和等出面主持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8日）

身居上海的吴有训对世态变化尤其是未来科学界究竟“谁主沉浮”十分关切，因此他了解到从陶孟和那里传来的消息与主张，北京共产党政府已派人邀约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归

国，或许游说时的许诺是：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开创的事业，改朝换代后应由李四光、陶孟和出面执掌大权。

第叁种是随蒋赴台派：

张晓峰来商渠去就问题,据云王东原来,曾与渠谈,劝渠离杭,谓必要时可以飞机相接。余劝渠不必如此惊动。为校着想,渠去系一巨大损失;为渠个人着想,则或以离去为是,因若干学生对渠不甚了解也。余劝其乘车去沪,不往宁波,因沪上友人甚多,可从长商酌也。（《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24日）

浙大教授、地理学家张其昀是蒋介石政权的坚定追随者，早在抗战时期蒋即对张有不浅的知遇之恩。据顾颉刚记载：“张其昀有政治野心，依仗总裁及陈布雷之力，得叁十万金办《思想与时代》刊物于贵阳，又垄断《大公报》社论。宾四、贺麟、荫麟均为其羽翼。”（《顾颉刚日记》第四卷第602页，1941年11月9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有钱好办事，四十初度的张其昀在当时已拥有坚实的思想学术及媒体宣传的阵地，以致可以吸引历史学家钱穆、张荫麟，哲学家贺麟等一批才俊为其刊物撰稿，这让大名鼎鼎的顾颉刚歆羡不已，较之顾氏本人四处筹款、频遭冷遇的境地确有天壤之别。

张其昀是竺可桢的早期学生，在1949年这个时刻，张其昀来找他的老师商讨他个人今后的去留。竺可桢劝他不必过分慌乱。张其昀当时担任浙大史地系教授兼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并兼文学院院长，因此他离去赴台，对浙大无疑是一大损失；但考虑到张其昀以往与蒋政权交往过深，不可能得到左翼学生的谅解，故离去也未尝不可。

第四种是飞赴海外派：

晨七点起。八点至霞飞路白赛仲路口上海银行分行晤适之，谈半小时。适之患Angina Pectoris Thrombosis心绞痛血栓形成已历年所，在美国时曾进医院，其病与李仲揆、陶孟和、赵九章均相类。孟和得其婿邱锦淇用Hormone激素医疗有效， 故适之与九章均请邱疗治(住177爱棠路)(所用Hormone名Oreton，Shearing Co.美国出品，及Padodin)。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议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竺可桢日记》1949年2月15日） 北京是有叁千多年历史的故都，保存了许多巍峨壮丽的建筑，如帝王宫殿、皇家园林、宗教庙观等，紫禁城尤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最大宫殿。如果这些建筑精华毁于国共两军长时间拉锯战的炮火中，岂非可惜？况且这座都城内外还集聚着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许多着名大学，内中还居住着不少学术名家、硕学通儒。胡适声名鹊起于此城，誉望渐隆于此城，门庭渐广于此城，享誉中外于此城，他的内心深处自然对这座城市怀着挥之不去的眷念，所以他说“北平解放未始非福”。显然，这只是一句竺可桢的转述语，按胡适当时的政治立场，胡适本人是否会用“解放”两字还值得玩味探讨。 第五种是对蒋政权深感失望、留居大陆派：

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将〔来〕共军必分为叁派,即毛、朱及林自相争夺。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十二点半车到西站,余与维明自窗口跳出。出站时因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余打电话与陈君衡,再与警交涉始得出。乘叁轮车至岳阳路,遇陈君衡。余即打电话与谢觉予,知范绪箕、来虔等四人已于今午向中央银行提到六十叁亿赴杭。余乃〈将〉〔从〕中央研究院送姚维明赴北站，嘱告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30日）

这一天是竺可桢在人生十字路口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之日，他在由杭州赴上海的火车上听到国民党某军官对时局的分析，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连一点点翻盘的机会都不可能存在，因为军队全无斗志。竺可桢请姚维明回杭州时转告他夫人允敏“余决不去台湾或广州”。 中午时得孟真自台北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17日）

晨接杭立武自广州电,云:“请与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 辰巧”云云。（《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19日）

竺可桢辞谢傅斯年赴台之邀，并且也决定不南下广州，这一切均源于他对蒋政权于抗战胜利后如山崩地塌般迅速腐败深感失望。竺可桢对此有精辟的评论，以下会引述这一点。 第六种是静居大陆、听天由命派；第七种是得到新政权的暗示或承诺、安居大陆派；第八种是移居香港派。八种流派在此先露一鳞半爪，详情将在笔者另一长文《江山易主：1948-1949年知识分子的八种选择与十种际遇》中作全景式展示及深入剖析。该文将以《竺可桢日记》为中心，再结合其他数十种日记等资料写成。

1948年至1949年这两年，有名望的学者及教授纷纷奔波，选择今后的归宿，而在校受教的学生往往如惊弓之鸟，也开始四处走避：

晨七点起。今日较热。各种谣言盛传，有谓浙大将搬家，有谓中大已解散，而学生、教员中有不安于心者。下午梅仪慈来，知梅太太(李今英)已于昨日去沪，购定轮票挈梅仪慈、仪昭、仪芝叁女及本修回广州。余询仪慈功课将如何办法?告以其母亲已事先有结束。足知其早有准备也。学生中亦纷纷摇动。台湾二女生早已回台。今日又有电机二年级生蔡彰华回台，来告辞。湖南学生亦纷纷告假。（《竺可桢日记》1948年12月2日）

梅光迪教授的太太李今英拟带叁位女儿回广州，另有学生早已远走高飞回台湾，湖南籍的学生也纷纷请假回老家。但是既然谓之逃难，途中必然会产生悲剧：“近来逃难之纷乱，酿成许多惨剧。沪甬间江亚轮〈二〉〔叁〕号载了四千人，出吴淞口爆炸，死了大半。昨报载中航机飞台湾和重庆飞沪的，统出了事，死伤四十四人之多。吁可哀也。今日黄羽仪太太也着了急，把宁而、阿彭、阿恺统带沪，乘轮去广州，因黄尊生曾来信劝往广州也。”（《竺可桢日记》1948年12月7日）

时至1949年初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竺可桢从曾任邵元冲的秘书许师慎等人那里得知以下一系列消息：

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及委员多在京沪，不愿赴广州;立法院则半数在京沪，一部去广州;行政院长官则大部去广州，而代理总统李德邻则又主行政院回京办公，可称四分五裂矣。（《竺可桢日记》1949年2月6日）

上午路季讷来，知其家于年底已迁上海龙华厂。厂中住一连兵，常与连长闲谈，知其为河南人，毕业于成都军校。谓坦白的说，谓一旦有战事，无一兵一卒愿至前线。有兵病倒两日，医生来诊亦不给药，死后不给棺葬，由厂中代筹棺木。又谓汤恩伯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 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所谓“苛政勐于虎”矣。（《竺可桢日记》1949年3月23日）

国民党政府至此充分暴露群龙无首，四分五裂。蒋介石名义上下野，代总统李宗仁虽然上台收拾残局，却又指挥不动残存的蒋氏嫡系部队。传闻汤恩伯不愿让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进入南京、上海、杭州叁地接防（《竺可桢日记》1949年1月30日）。最糟糕的是军队毫无斗志。

战场上共产党的大军攻势如潮，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军队节节败退，有时甚至闻风而主动撤退：

近日局势骤形紧，因昨共军入芜湖，前日取江阴。政府昨下令紧急疏散，重要人员即已飞沪、粤，故上午即有流氓抢劫巨宅财物及米店、布店。但入晚共产军即已入城，故晚九点之中央无线电台虽播音之女音尚是一人，而全系共产党方面之消息矣。（《竺可桢日记》1949年4月23日）

这说明国共双方军政势力撤退及接管之间的衔接并不紧密，中间往往有一段城市管理真空期，这段真空期内容易发生流氓棍痞乘乱打劫之事。因此，地方上知名人士依据以往的历史经验，自觉组织“维持会”，以便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安定人心，以免在政权真空期内引

起更大的失控及溷乱。杭州士绅未雨绸缪，在这方面似乎做得较好：

九点半至省党部内省参议会开浙江省和平促进委员会。此会由省参议发起，包括省参议会正副会长，农会、工会、报界、律师界、教育会、妇女界、渔业、商会等八团体及所谓社会贤达而成。到了张毅夫、吕公望、余绍宋、邵裴子、方豪、周仰松、鲍律师、林秘书等。通过组织规程，推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余绍宋、吕公望、张毅夫、鲍及余五人)，余即回。（《竺可桢日记》1949年1月21日）

叁点叁刻至市参议会参加杭州市各界维护地方协会筹备会。市参议会张佐时主席，余到时已开会。余越园(绍宋)正在报告省参议会发起之和平促进会。吕公望对于维护地方协会之任务(依草桉规定为维护地方秩序等四项)认为不妥。参议会钟伯庸、高维巍则赞成维持原来名称。张子廉供献对于青红帮组织之意见。主席要余发言，余述教育界所能做之事。金润泉亦发表意见。结果推定常务委员余绍宋、张衡等十一人，即散会。（《竺可桢日记》1949年1月31日）

二点半偕王季午至民生路考铨处晤王讷言，据云铨叙部田炯锦及部属一百余人将赴桂，因待车留杭，均留考铨处云。叁点至市参议会，参加杭州维护二次会议，到张佐时、余越园、吕公望、徐士达、高维巍、程心锦等。决定更名为“杭州各界人民和平呼吁会”。（《竺可桢日记》1949年2月10日）

北平和平解放，南京被共产党军队攻入，杭州士绅自动组织维持城市安全的“和平呼吁会”。那么，上海这座大城市如何应对这个政权真空期呢？传闻:

茅唐臣之被任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蒋曾召至寓所谈话，劝其就任。蒋上楼后，陈良谓唐臣云:“吾辈势在必去，须有人如公者出而维持。”可知其为交代地步云。孟闻自谓其名在黑名单上，已不敢回科学社，但仍四出交游探消息。余劝其不必过问政治。（《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9日）

茅以升是着名的桥梁专家，造桥固然是行家，但如何维护社会秩序，保证大城市水电煤如何照常运行以及如何应对“真空期”内的突发事件，这些事情，件件皆需老练的行政管理能力和丰富的政治阅历，并非一位桥梁专家所擅长的。

晨阅报知颜惠庆、李思浩诸人已出来组织上海救护会,联合红十字、纯卍字等机构。此乃蒋已离沪之表示,因渠前曾阻止此项机构之成立也。（《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21日） 颜惠庆（1877-1950）是着名外交家，1920年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6年又以内阁总理身份摄行总统职权。李思浩（1882-1968）早期出任过北洋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总裁，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风云、漩涡中皆能涉险而过，虽名声不大，却是饱经沧桑的政坛老斫轮。颜、李两位皆见多识广，在上海解放之前的“真空期”，由他俩出面组织各种机构来维持社会秩序，确是得其人选。

抗战胜利后仅仅叁年，蒋介石政府即兴衰沉浮迅速败亡，令旁观者感慨不已。1949年5月26日，“解放军由吴淞、江湾开入虹口，上海全部解放”。这期间，竺可桢与科学界的同人讨论了政局的变化：

二点至科学社„„谈及政局，农山与余意相合，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廿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26日）

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团体定于六月一日下午在科学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竺可桢日记》1949年5月27日）

这里，竺可桢对蒋介石政权的失败作了深刻的总结，并表达了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在未来执政时的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

至此可以概括一下：《竺可桢日记》为1948-1949年这两年特殊的历史场景及芸芸众生无意间画了一幅如《清明上河图》那样恢宏的历史长卷。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幅炮火纷飞笼罩之下的战乱流离图，天崩地塌，方死方生，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流中沉浮飘移，给后世的史家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难得、鲜活的史料。（诚挚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王世平副总编、伍慧玲编辑对本文配图的帮助。）■

1948-1949：民国日记“失踪”之年 ——竺可桢与民国日记（叁）

1946年4月17日在重庆中英科学合作馆前合影，右一为竺可桢，右叁为冯玉祥。

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能保存至今殊为宝贵。大陆及港台出版的日记中有几部也保存了1948-1949年的记载，但从总体上估量：由于这些日记作者的学养见识及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或所见所闻不广，或所思所想不深，或所记所录的人事并不重要，至少与政坛大局变化及社会主流动态并不息息相关。

1948-1949年是极为敏感的历史大转变时期，许多着名人物的此段日记由于种种原因都被毁掉了。如卷帙浩繁的《吴宓日记》就缺少了1949年这一年的日记。据他的女儿回忆：“尤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最不想失去的两册日记（1949全一册，1950全一册），竟永远失去了！父亲为保存这两册记述了他后半生重大转折的日记，‘文革’前专门托付给住在校外的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惧祸，一举而擅焚毁’，父亲为之嗟悔不迭。”（《吴宓日记·后记》，叁联书店，1999年）又如着名学者、曾任浙江省通志馆馆长的余绍宋的日记，时间长达四五十年，部分在战乱避难时遗失，后来留存下来两部分日记：“《余庐日记》起自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讫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叁日。《春晖堂日记》起自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讫于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今仅存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叁月叁十一日共二十五年间的部分。”那么1943年至1949年的日记如何失去的呢？据余绍宋家属回忆：“‘文化大革命’初始的‘破四旧’活动波及大街小巷，所见所闻令人不寒而栗。我似乎有些不祥的预感，不知《春晖堂日记》的命运将如何。这时，我想到一位父亲是叁轮车夫的高姓同学，就一连几天去找他，想把日记寄放他家，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我只好找另一位父亲解放前是小职员的同学帮忙，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把日记收下了。不料第二天他就来还给我，因为他母亲说‘人家都在“破四旧”，你还要把“四旧”拿到家来，快去还给人家。’形势逼人，居民区也来通知各家自行‘破四旧’。于是，百般无奈忍痛烧毁了二十余册《春晖堂日记》、《余氏家谱》以及数千封友人致越园公的尺牍。”（见余子安《先祖父越园公及其日记》，载《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2年）

大陆公开出版的着名人物日记曾经的际遇概述如上，台湾地区出版的着名人物日记似乎亦有许多衷曲：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及外交部长的王世杰的日记，从1933年记起，至1979年结束，中间缺少了十多年的日记，其中恰恰就包含了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这段敏感历史时期。据《王世杰日记》的整理者林美莉回忆：“陈永发所长问我，《王世杰日记》中间少了那十几年（1948-1959年）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自己处理掉还是没写。我说，从日记的状态看来，没有看到处理迹象，而以他对陈诚夫人焚毁陈诚文件‘易于争端者’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看来（1968年7月7日日记），我倾向于认为是本来没有记。日前询问王秋华女士，她说捐赠之时，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拿到近史所，但她也不敢肯定是否当年就是没有记日记。最近进行校订，看到雪艇先生1975年1月4日有‘余自民国廿六年至民国六十二年的日记，订成卅七册’的记事，核对之下，第36册封面是‘民国六十二年叁月一日迄十二月卅一日止’， 第37册封面是‘民国纪元六十叁年一月一日迄同年十一月

十日止’，再查他晚年曾因动念撰写回忆录而覆阅日记，均缺乏1948年到1959年的相关记事，大致可以推定，目前的日记就是雪艇先生留存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在局势逆转的变动时期，雪艇先生并未在日记当中留下观察和分析。”（见《王世杰日记·编者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但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是，整理者后来调查出原件校对时，又发现“194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之间的十页内容，在手稿本影印出版时，竟成为漏网之鱼，实在是一项非常大的疏忽”（见《王世杰日记·前言》）。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王世杰早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作为学者出身的高官，记了几十年的日记，面对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这段历史，不大可能会一下子思维凝固，停笔不写了。只是这段时期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实在令局中人情何以堪，究竟是写了以后不想留世而销毁，还是仍然保存在天壤间某个地方（例如余绍宋生前就把自己的日记委托友人保存，待十多年后见风平浪静友人才交还家属），以待多少年后才问世发表，这或许假以时日方能知晓。

又如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傅秉常（1896-1965年）的日记，原稿由其家人珍藏，存放于英国。将近半个世纪后，才由他的家属谨小慎微地拿出其中几年的日记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据说“近史所现已付梓者为民国32年至34年全部日记，每年一册”，但笔者至今读到的仅《傅秉常日记：民国叁十二年（1943）》这一册，出版时间是2012年11月，由“傅秉常之孙女傅錡华教授与近史所张力研究员，负责本日记之校注”，至于“其余各年日记，将取得家属授权后，继续安排出版”（见《傅秉常日记·出版与校注说明》）。那么，傅秉常的日记一共记了多少年，何时才能完整出版他的全部日记，在这册已出版的《日记》中亦未见半点透露。总之，1949年前后这一敏感期的日记似乎并不明朗，当然也不能排除傅秉常本人对于这一年的历史事件完全失记。然而蹊跷的是，这一切在已出版的《日记》中全未提及，况且一个人的日记竟然是以“年”为单位出版，实属罕见，可见直至今日相关人士对于国共政权交替时所记日记内容的公开披露，仍然惴惴不安，远未脱敏。

再如国民党资深外交家沈昌焕（1913-1998），他在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秘书，可以说翊赞中枢，必然了解国共内战时期许多政治秘辛。但2013年8月台湾“国史馆”只出版了一册《沈昌焕日记：战后第一年1946》。据沈氏家属称，这是沈昌焕“留下唯一的一本日记”，出版是为了纪念沈昌焕百年诞辰（见沈大川：《纪念父亲沈昌焕百年诞辰》，此文作为《沈昌焕日记》出版的“前言”）。沈昌焕1946年出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1948年转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次年任“行政院”新闻局长。国民党政府赴台后，沈昌焕两任“外交部长”以及“总统府”秘书长等显职，一直参与政治中枢事务。很难想象他一生只记了1946年这一年日记。更难得的是，读者还能看到这样一条史料：“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没几个月就是民国叁十五年，日记就从这年开始。记得有人跟我讲过，在侍从室服务的人，蒋委员长每年都会送一本日记本，要求大家养成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要据实记载生活的点点滴滴。”（见沈大川前揭文）这段话就是明证；既然蒋介石每年下发一本日记本要求侍从室人员记日记，那么《沈昌焕日记》就不太可能只有1946年这一册。

问题的症结或许正如民国期间曾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所说：“记日记就得忠实，或是忠实的记录，或是忠实的意见。但是有许多方面，为一时的机密或顾忌，便不能不有所保留，因此便减少了写日记的兴致”；“若干有关时事的记录，不诚实的不愿写，诚实的不便写”；“回想许多重要的事迹任其如梦如烟的过去，一个治历史的人能不惭愧？”（引自林美莉：《编者序》，载《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罗家伦与傅斯年是历史学家胡适的两大弟子，身为一个有学养的读书人，罗家伦当然知晓古代良史齐太史冒死直书、晋太史董狐秉笔直书之事。这些铁骨铮铮的史家不畏权贵，冒着生命危险尚且敢于直书时事，而现代人在私家日记中却刻意回避一些重大事件，以

高标准对照古人，如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治历史学的学者，罗家伦自然会感到“能不惭愧”？ 通过以上的论述，读者大概更会感受到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约八十万字）能保存至今及完整展示的珍贵。当然，大陆及港台出版的日记中有几部也保存了1948-1949年的记载，但从总体上估量：由于这些日记作者的学养见识及所处社会阶层的局限，或所见所闻不广，或所思所想不深，或所记所录的人事并不重要，至少与政坛大局变化及社会主流动态并不息息相关。

《竺可桢日记》的重要性或许只有那部《蒋介石日记》可以与之相抗衡。但说到蒋氏日记不免有叁大可怜：一是普通读者的可怜，国内几年前即传闻有出版社在联系出版该日记，但只闻打雷不见雨点，几年光阴倏尔过去，只令我辈读者望穿秋水，却迟迟未见蒋氏日记在大陆一展全貌。原因是蒋家第四代突然与第叁代为《蒋介石日记》的继承权发生争执，使得该日记的出版变得遥遥无期。二是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的郝柏村的可怜，他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别出版《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一九叁七～一九四五》（上、下册），但由于蒋氏家属对《蒋介石日记》着作财产权的争议尚未解决，故这两部郝氏《解读》无法引用《蒋介石日记》原文。郝柏村一生追随蒋介石多年，忠心耿耿，晚年想为他的“蒋公”日记作些注解却得不到相关人士的善待，这让人情何以堪？故郝柏村声称：“我深感遗憾。”（见《本书出版的一些波折》，载《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该书编辑策划小组也同时指出：“一旦着作权争议解决，‘天下文化’将立即出版包括蒋总统日记的原文，来弥补本书的缺憾，以及郝先生内心深处的失望。”（同上）

叁是蒋家后代的可怜。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不到五世，第四代却为《蒋介石日记》的“着作财产权”要与第叁代争执不休。蒋介石父子身为国民党首领，贵为总统，门第显赫，从第叁代开始日渐衰落。但第四代无论如何也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应有对历史负责的恢弘气度以及对金银财产勘破彻悟的胸襟，又不是衣食匮乏、见识不广的小家碧玉，竟为先祖的“着作财产权”群起内讧，致使天下有识者感叹不已。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2010年12月2日出席“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两蒋”（蒋介石和蒋经国）日记从法律上来看，当然是蒋家私产，但从日记的内容、历史、文化角度来看，应属于公共财产；非常期待蒋家后人，能尽量达成共识，让资料公开。马英九表示，两蒋日记包含中国半世纪以上的记忆，对于研究两岸历史以及蒋家的真实样貌，有很大的价值（中新网2010年12月2日电，引自台北“中央社”报道）。笔者记得民国时代的大富商蒋汝藻性喜藏书，曾收藏珍稀宋元刊本两百多部，其中《草窗韵语》《吴郡图经续记》等书可说独步天下，珍贵无比，但后来因经商失败，蒋氏密韵楼所藏之书，皆归商务印书馆所有。国学大师王国维听闻此事，致函蒋汝藻之子蒋谷孙：“前接尊君复书，已知此事颠末，顾实无法以相慰藉，故至今尚未作畣。今晨适复览前编书目草稿，乃知再竭数〔若〕干年之力，未必能再得此数。然山河大地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以为情耳。尊君意兴萧索，固可想而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15-416页，中华书局，1984年）王国维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大好河山都可失去，都要经常变换主人，何况两百部宋元刊本呢？故也不必为古书易主而太悲伤。我想，王国维之言实可令蒋家后裔深思，蒋家后裔应该群体面壁反思而长诵斯言。六十多年前蒋介石“总统”把大陆江山都已丢失，他的后代至今却在为“笺笺小数”的着作财产权争闹不休，这岂非让蒋家前辈再次蒙羞？

说完叁个“可怜”之后，笔者还要说叁个“感谢”：第一感谢竺可桢先生的家属，他们为学术界无私贡献了一部无与伦比的长篇日记，高风亮节，令人钦佩，笔者只能从《周易》中借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一句话来向他们表示敬意。

第二感谢《竺可桢日记》编辑委员会的各位专家，他们在整理这部日记时秉持“求全存

真”的原则。他们的远见卓识与胆略胸襟，必将受到未来历史学家的高度评价。“全部日记中没有撕毁和覆盖。竺可桢日记是为供自己备忘而记，不是准备日后当着作发表的。于竺生前，亲友皆不知他有如此‘私藏’。其之所记，为亲见、亲闻、亲历，是他自己的自由思想和真实感受,没有一般公开出版物、官方文件、社交会谈等所常见的束缚和忌讳。具备上述的即时性、‘原生’性和隐秘性,竺可桢日记在总体上也就无可置疑地保证了它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引自执行主编樊洪业：《关于竺可桢日记》，载《竺可桢全集》第六卷第11-12页）应该指出的是，整理《竺可桢日记》时秉持“求全存真”的原则首先得到竺老家属态度鲜明的全力支持，这种牺牲一家隐私之“小我”，成全《竺可桢日记》作为天下学术公器之“大我”的精神，实在令人无限敬佩。笔者在浏览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王伯群日记》手稿本时，发现许多地方已被开了天窗，稍稍研究这些“天窗”的上下文，即知“天窗”内容并非涉及当时政坛某些机密或敏感问题，无非是一些家庭隐私罢了。这正反两个例子表明：古人所说的“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光明磊落的处世风范是多么难能可贵，同时也表明竺老生前倡导的“求是”精神在绵远深长的竺老家风中再一次得到深刻的体现。

第叁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领导、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历任领导及责任编辑。十叁载岁月，寒往暑来，人事变迁，却薪火相传，这种“一诺千金”、锲而不舍的出版工作者筹划及编辑精神，值得全国以敬业自律的出版社闻风鼓舞、起而效彷。佛经中有一句话：“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其意无非是说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苟且度日，而是应当做一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大事。这与孙中山先生告诫青年人不必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的话在精神上是高度契合的。笔者认为，《竺可桢全集》尤其是《竺可桢日记》的出版，就是当代中国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与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不断地被学界认识、发掘及阐释。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在民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师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