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法家和纵横家不闻有攻击名家之举，把名家的衰亡也算在法家和纵横家的头上，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才有限，人才鸿溶于某一流，其他流就会趋于枯歇，见机晚者，不免为涸辙之鲋。用法家之言与纵横家之策干诸侯，既可以白衣而至将相，人才大都涌入法家与纵横家之流自在意料之中。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都源于名家，而名家代表人物如惠施、如公孙龙子，也都直接参与政治和外交活动，皆证明此假设其实不假。

就这种意义而言，不仅名家亡于法家和纵横家，儒、墨等其他流派的式微，也皆同法家和纵横家的兴旺不无关系。比如，荀子之学本以儒为宗，而渐去儒。学兼名、法的韩非为荀子之弟子，即其证。虽无学术著作传世，而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言行兼法与纵横的李斯，亦出荀子之门，是又一证。

儒家虽不兴于先秦，却兴于汉，且一兴而越两千年不衰，其影响更延及外邦而至令今世有超越中国的儒家文化区之说，这一点，则为道、法、名、纵横等各家所远不能及。故谈中国文化，鲜有不从儒家谈起者。柞里子虽敢于不从众，也不能忽略而不言及之。

但凡谈儒，大抵从孔子谈起，继之以孟子，因而时至今日儒家与孔孟之道几成等同语。实则原本并不尽然。比如，孔子曾对弟子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对“小人”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小人”而可以为“儒”，足见孔子绝不以儒为己有。（有人将此“儒”字解释为“老师”，不敢苟同。说见下文）不过，孔子不自视为“儒”，不等于别人也这样看。比如，与孔子同时的晏子，就直以“儒”视孔子。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而兼以“儒”自居者，大约自孟子始。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是直以“儒”称孔子的学术。“墨”指墨子，见前，此不复赘。“杨”指杨朱，“杨”亦作“阳”，未知孰是。杨子主利己，墨子主兼爱，二说争锋相对。“逃墨必归于杨”，或可以物极必反解之。“逃杨必归于儒”之说，则不知何据。不过，虽有晏子、孟子之流视孔子学派为“儒”，这种观点在先秦未见得为人所共识。比如，《庄子》就不用“儒”，而以“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称孔子之徒。

孔子为鲁人，孟子为邹人，《庄子》以“邹、鲁之士”呼儒家，大有视儒家为一种地方性的学术流派的意思。在儒家广为流传两千年后的今天，很难想象儒家曾经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学术。然考之以史实，则极可能如此。首先，自孔子至孟子，以儒学名世者，均集中在邹、鲁，齐三国(其疆土大致相当今天的山东省)。其次，汉兴之后，徵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失，曾广征儒家经典、访求儒家耆旧；而能传儒家经典者仅见于邹、鲁、齐，民间所献之儒家经典亦皆从邹、鲁、齐出。此外，儒家之学，以孔子删定的古代典籍为基础。晋代盗墓者从战国魏王墓中发掘出一批竹简，因出土地为晋之汲郡(今河南汲县)，亦通称为“汲冢书”。汲冢书所记载的内容与孔子所删定者多不合，倘若以汲冢书的记载为据，则儒家所称道的先王、圣贤，都不过是昏暴贼乱的君不君、臣不臣之流。如此，则儒家奉为治国之至道的所谓王道，就会因缺乏历史的依据而无从建立。与儒家学说根本矛盾的汲冢书既存在于齐、鲁、邹之外，既被视为珍宝而成为诸侯王的陪葬品，儒家学说之难于通行于齐、鲁、邹以外的地区，自不在话下。

《史记》把传孔子之学者汇集为一编，名之曰《儒林列传》，显然是祖孟子之说。《汉书．艺文志》却把后世尊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单分为一类，不与儒家合流，而与孔子同时的晏子之作《晏子》反在儒家之列。《晏子》亦作《晏子春秋》，时人多疑为战国时人辑晏子之言而成，非晏子本人所作。即使如此，并不妨碍视《晏子》所记载的言论出于晏子之口，况且汉人并无此疑心。可见下至汉代，儒家的定义尚不清晰，未能一概以孔子之道概括之。

§42

不过，视儒为孔子之道，视孔子之道为儒的观点，毕竟业已流行两千年有奇，分辨其当初并非如此，并不等于应当另辟溪径而谈儒。换言之，既谈儒，还是得从孔子谈起。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关于其身世，《史记》有如下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墓处，母讳之也。… 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译为今日之白话，就是：“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镇。孔子的祖先是宋国人，叫孔防叔。孔防叔生孔伯夏，孔伯夏生孔叔梁纥(名纥，字叔梁)。孔纥同姓颜的女人乱搞而生孔子。(孔子母)上尼山祈祷而生孔子。… 孔丘生而孔纥死，葬在鲁国都城之东的防山。因为孔子的母亲隐瞒真相，所以孔子不知父亲的墓地所在。… 孔子母亲死，孔子为慎重起见，把母亲葬在一个叫做五父之衢的地方。□镇上有个叫挽父的人，他母亲把孔子父亲的墓地告诉孔子，于是孔子合葬父母于防山。”

据此，则孔子之为私生子当无可置疑。可偏有一批“小人儒”，唯恐如此会玷辱孔子的形象，故多方曲为之说。首先动手脚而且手法比较高明的，是伪造《孔子家语》的王肃。《孔子家语》本有其书，见《汉书．艺文志》。然原书早逸，现传世者，为三国曹魏时学者王肃自称从孔子第二十二世孙手中获得之古本。王肃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多与当时的学术权威郑玄不合，为压倒郑说，遂捏造古本以支持己见。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

译为白话，即：“梁纥娶鲁国施姓之女为妻，生了九个女儿。梁纥的妾生子孟皮，孟皮腿有毛病，于是求婚于颜氏女名徵在者。颜氏尊父亲之命与梁纥成婚。”王肃作伪的目的既在于与郑玄一争高下，替孔子的身世整容只是附带的一笔。然即使从这附带的一笔中，也可窥见王肃作伪手段高明之一斑。高明之一，不想方设法曲解“野合”之说，直截了当抹杀之。高明之二，先说孔梁纥之原配生女若干，再说其妾生子有病。貌似琐屑无关之谈，实则为再娶颜氏之说制造动机。高明之三，捏造颜氏名字，亦貌似琐屑，而实则有意为之，以加强其真实度。高明之四，再娶颜氏之时，其原配死欤？休欤？回避而不言。再娶之颜氏，妻耶？妾耶？亦回避而不言。回避而不言，非王肃想不出个适当的解决方法，正为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地所在以及其母隐瞒真相云云留下余地。最后点明颜氏之嫁孔梁纥，为遵父命。意在画龙点睛，迂回攻击“野合”之说。这一笔却无疑是败笔。自古迄近代，正常之婚嫁，未有不出于父母之命者。特别标榜之，唯恐忽略，正见其别有用心，与“此地无银三百两”如出一辙。

比王肃笨的，多从曲解“野合”入手。比如，唐代为《史记》作注释的司马贞和张守节均企图把“野合”解释为男女年龄相差悬殊的婚姻；后者更据王肃伪造的《孔子家语》“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之说而断言孔梁纥与颜氏成婚之时已过六十四岁，尤其荒谬。现代还有人企图把“野合”解释为“在野外媾合”，于字可通，甚至极可能是事实，不过并不能因此而令人信服这是司马迁所谓“野合”的本意。

之所以说这些人不及王肃聪明，是因为无论如何解释“野合”，都不能进而解释孔母既怀孔子之后为何要跑到山里去祷告，既生孔子之后为何要对孔子之身世有所隐瞒。故想要篡改历史，则必须如王肃一笔抹杀“野合”，方能无后患。

耶稣如确有其人，其为私生子亦无可置疑。后世的基督徒唯恐如此会玷辱耶稣的形象，遂捏造神话，说耶稣之母感上帝之灵而生耶稣，或乾脆把耶稣说成是上帝。伪造身世、曲解“野合”的“小人儒”固然可憎，毕竟是在寻求一种合乎情理的掩盖，较之动辄以上帝这顶大帽子捂住一切的基督教徒，所谓“小人儒”者，何妨不可赞之曰：“大哉！儒乎！”

§43

然而，即使聪明如王肃，其企图篡改孔子身世之举亦属徒劳。因为孔子的身世不仅见诸司马迁的记载，而且有孔子自己的话为凭据。

凭据之一，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译成白话，就是：“我小时候是贱人，所以会干许多下贱的活。”孔家为大夫，非贱人。孔子倘若非私生，必生养于孔家，亦不得为贱人而多善贱事。

凭据之二，孔子说：“吾尝为乘田矣。”“乘田”就是羊倌、牛娃头的意思。衡之以孔子时代的社会观点，身为羊倌、牛娃头，其“贱”可谓至矣，可见孔子“吾少也贱”云云，绝不是客气话。

凭据之三，孔子在为乘田之时曾说：“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可见其为羊倌、为牛娃头之时，心无杂念，单纯如贫下中农，远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能企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之所以不能安心于农村，是因为明白自己从城里来，故未尝一日不想打回老家去。倘若孔子知其为大夫之子，其所思，想必也不能止于“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以上引文或见诸《论语》或见诸《孟子》。《论语》的“论”传统读作“轮流”的“轮”，意为“选择”。所谓“论语”就是“语录”的意思。或以为应读作“论坛”的“论”者，亦通，不过似无必要如此标新。《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孔子和部份孔子弟子的言行之作，其行文基本上以语录的形式，间或有叙述。据《汉书．艺文志》，列为“论语家”的著作有十二种。直接为今本《论语》之祖者，为《古论语》、《齐论语》和《鲁论语》三种。《古论语》指西汉初年从孔子故居夹墙中发现者，因其文字为先秦的古文，故名。所谓《齐论语》和《鲁论语》，分别得名于讲述者师承派别的发源地。三种《论语》文字和编排略有出入。今本《论语》，则由东汉的郑玄汇集以上三种《论语》而成。

《史记》“丘生而叔梁纥死”一句，语意不甚了了。一种可能是孔子生时其父已死，如此，则孔子为遗腹。另一种可能是孔子出生后不久其父即去世，如此，则孔子为孤儿。私生兼遗腹或私生兼孤儿，无疑更加深孔子被孔门认同的困难。其终于被孔门认同，极可能是因为其异母兄死而无子，舍孔子不取便绝后。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即使私生兼遗腹，也强于绝后。如此揣测，并非毫无凭据。

凭据之一，孔子字仲尼。传统兄弟排行次第是“伯(亦作孟)、仲、叔、季”，“仲”就是“老二”的意思。可见孔子必有异母兄。凭据之二，孔子有弟子名南宫括，“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事并见《史记》与《论语》，不仅证明孔子有兄，而且证明其兄当时已亡，否则，其女之婚嫁不得由孔子代做主张。此外，只闻孔子替兄嫁女，不闻孔子替兄娶妇。虽不能视之为其兄无子的证据，至少是不存在反驳的证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弟子孔忠之名，并无只字提及与孔子的关系。伪书《孔子家语》妄称孔忠为“孔子兄之子”。自不足据。)

“兄之子”也就是“兄之女”，古代“子”为男、女两性的通称，不为男性所专有。现存于今日白话中的文言词汇“男子”、“女子”，正其痕迹。不着意于区别男女，为中文之特点之一，“子”的用法并非例外而属常规。比如，人称代词“它”、“他”、“伊”、“彼”、“尔”、“汝”、“某”、“余”、“吾”、“我”等等皆通指男女。时至近代，方有一帮“小人儒”生搬硬套西方语言之例，杜撰“她”、“妳”，或专用“伊”指女性，以为如此才能使中文科学化。孰料时隔不足五十年，西方兴起一股谴责性别歧视的风潮，称谓的男女有别于是被指为性别歧视之根源而频遭挞伐。中文本来可以因其无性别而如独鹤之立于群鸡，却被这帮自作聪明的“小人儒”所误而亦不免于为落滩之鸡，实可笑可叹之至！

§44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保留了孔子身世的真相，而且于孔子一生行迹的记载都平实可信，无意于根据儒家的信条而塑造圣人的形象。兹举两例如下(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其一：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悦，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
【“公山不狃据费背叛季氏，派人请孔子。孔子修道既久，而没有机会，无所遭遇，不能一试其道。孔子说：‘周文王、武王以丰镐为根据地而王天下。如今费虽小，也说不定差不多吧！’打算去。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请我去的人，当然不是请我去无所事事。如果用我，我难道不能以费为根据地而复兴东周！’”】

公山不狃，季氏的总管。季氏，指季桓子，鲁桓公弟族、史称“三桓”之一。时鲁国公族衰，政权傍落于三桓之手。费，是季氏的都城，子路是孔子的弟子，名由。公山不狃以下叛上，应公山不狃之召，不无从乱之嫌。然孔子却仅着眼于机会之难得，从乱与否并未在考虑之列。这种态度显然与儒家主张的忠信不合，故子路企图制止孔子。后世儒家信徒虽通达明识如东汉之桓谭，亦不能予以接受而抨击这段记载为对孔子之诬蔑。

其二：
“佛□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亲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捏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佛□为中牟主管。赵简子攻范氏和中行氏，入侵中牟。佛□叛，派人请孔子。孔子想去。子路说：‘我听您说过：“亲身为不善的人，君子不会去为他效劳”。如今佛□亲身以中牟叛，您怎么想要去呢？’孔子说：‘我是这么说过。可是你难道没听说过：“真正坚的，磨不薄”；“真正白的，染不黑”吗？我又不是葫芦，哪能只是吊起来不被食用！’”】

这段记载的背景是晋国的内哄。当时晋国公室衰，赵、范、中行均为操晋国政权的六卿之一。佛□之以中牟叛赵简子，与公山不狃之以费叛季桓子颇类似。二人皆请孔子，孔子都想应召，而都受到子路的诘难，真是所谓无独有偶。“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一句，传统的解释是：葫芦能够吊起来不动，因为无须饮食。我既须饮食，自当走动而不能像葫芦那样吊起来。解“食”为主动态，于意歉通，窃以为非是。如柞里子之今解，则是借“匏瓜”之不被食用，喻自己的不遭遇人主。“磨而不磷”，“捏而不淄”云云，无非遁辞，掩盖不住汲汲于进取的心情。

这一段记载正可与《论语》：“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孔子说：‘开个价吧！开个价吧！我在等人开价呀！’”】相呼应。也与孔子评论管仲时，不以管仲不死君难为非，而视管仲的功业为重的态度正相吻合。

但凡不相信孔子会如此这般求遇合而不择路径，从而抨击《史记》的记载为诬蔑者，若非迂非腐，则必然是“好读书、不求甚解”，因而不能融会贯通。子路既以为管仲应死君难，又以为孔子不当应公山不狃和佛□之召，结果正以此态度杀身。若非迂非腐，也必然是但听孔子之言而不求甚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