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说不尽的恩怨情仇。百年前的甲午海战，中国惨败，双方于战后签订的“马关条约”， 是继“南京条约”后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其恶劣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时光虽已过去百年有余，但至今余波荡漾，对大陆、台湾及日本还有影响。1931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至今仍是国内影视剧中的热门话题。

然而纵观历史，中日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光是著名的战争就有五次，分别是唐高宗时期的白江口之战、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时期的元日战争、明朝万历年间的中日万历之战、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华战争。

日本这个民族一向欺软怕硬、恃强凌弱，要想让其臣服，唯有一个方法，就是打服。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臣服就是如此。然而二战过后不足百年，与唐代的中日之战不可同日而语。唐朝这一战打出了日本的文化底蕴，从此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挥之不去，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大唐的本土。

中日第一场战争，就是663年爆发的白江口之战。

第一：白江口之战的背景

唐朝初年的朝鲜半岛当时也是三国鼎立，分别是高句丽、新罗、百济，高句丽势力最强大。这三个国家在汉朝以及西晋一直作为我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但是由于南北朝时期国家的动荡，高句丽时而归顺我王朝，时而又叛逆。高句丽此时与突厥、百济、以及与百济关系密切的日本结成同盟，而中国则与受到高句丽、百济威胁的新罗国结盟。隋炀帝统一全国后，大肆征讨高句丽，使国力衰退而亡国；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发兵攻打高句丽和百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还是因为天气原因班师回朝了。几年后唐太宗准备率30万大军亲征高句丽，但因太宗驾崩而搁浅。

公元660年(唐显庆五年)3月，百济国在高句丽国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国，新罗军接连败北，新罗武烈王向中国求救。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统帅，率13万唐军东渡讨伐百济。7月，百济军大败，百济王及百官被俘往长安，百济王朝崩溃。

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联络百济遗臣密谋复国，两次派使者前往日本乞援，并请求放还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丰璋。662年春，日本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率170艘战船，护送百济王子回国。百济王子归国后，被扶位百济王，组织百济遗民对抗唐军，其间，日本企图在朝鲜半岛扶持亲日政权，向百济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

公元663年，刚刚拼凑起来的百济朝廷，因为内部权利划分不均而发生内讧，因百济王子要求，日本派重兵入朝，白江口海战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第二：白江口之战的经过

当日本出兵支援百济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唐高宗当即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和百济作战的刘仁轨、刘仁愿军。9月，唐军会合，刘仁轨决定先攻取“群凶所聚”的百济军巢穴周留城，认为“若克周留，诸城自下”。于是唐军分为二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将领金法敏率军从陆路前往周留城；刘仁轨则与部将杜爽，及百济降将扶余隆率战船护送粮船，由熊津沿白江(今韩国锦江)而下，从水路前往周留城，以便水陆同举，攻打周留。

27日，日本支援百济的水军先头船只在白江口遭遇刘仁轨军，双方进行交战，日军不利而退。28日，日军将领和百济国王会商，认为日军有士兵4.2万人，战船1000余艘，唐军仅唐军1.3万人，战船170艘百余艘，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盲目的认为“我等争先，彼应自退”。于是，未加整顿部署，便“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双方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军在刘仁轨将军的指挥下，分左右两队“左右夹船绕战”，将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打乱了日军阵形，士兵大乱。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一时间“海水尽赤”，数万日军或溺死、或被唐军捕获。

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第三：白江口之战的影响

白江口之战倭国惨败，倭国人退回本土，老百姓对战争也是怨声载道。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彻底粉碎了日本侵入朝鲜半岛的野心，日本天智天皇深恐唐军进攻本土，自公元664年开始，在国内耗费巨资，修筑了4道防线。此后日本调整对外政策，向唐朝臣服，开始以中国为师，谋求自强。日本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谴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然而大的政治举措又往往是在流血的战争基础上引发的，这就是历史，尤其是中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