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夜话

阿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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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乱世枭雄毛泽东(中)

自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坏了秦皇的千秋大业，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此起彼落，很少有过消停的时候。其中，规模大到改朝换代的就有刘汉、李唐和朱明。因此，文革时期中共所修的中国通史简直就是一部农民起义编年史。

实际上，无论中共是否承认，其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最终夺取中国政权的过程，大致上也是一场农民起义运动。

但是，一直到建党近10个年头之后，中共的高层才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其实就是农民革命这一硬道理。而第一个朦胧之中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有意无意地加以实践的人，就是毛泽东。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因为某种不为后人所知的原因，毛泽东没有象同时期中国不安分的青年精英们那样前往欧洲留学，对于他的个人前程而言，应该是一个好事，这样，他就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专心致志于中国现状的研究和思考，尤其是农民问题，因此，他后来当仁不让地成为国共两党的农民问题专家；但是对于未来的中国前途来说，阿唐认为是一个坏事，因为老毛从未有过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经历(终其一生，也只是短暂地访问过苏联两次)，因此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和了解，缺乏直观的认识和第一手的资料。

此一说法，并非阿唐崇洋媚外。远者以李鸿章为例，作为晚清残局的擎天支柱，如果不是他遍游东西洋列强的经历，他不可能对世界时局和中国的处境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一句话，世界已经变了，原有的中华体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近者以邓小平为例，七十年代末访日，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随员指着路旁闪过的一幢幢的庭院别墅说，那是日本普通农民的住宅，老邓闻声默然不语。如果说，当年他在江西下放的小院子里兜圈散步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抛弃老毛那一套乌托邦的设想，那么这次访日的见闻，让他看清了未来中国的努力方向。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说明了阅历和见闻对于开拓人的思维视野的重要性。青年时代，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环境社会制度下走上一遭，最起码你不会犯井底之蛙的错误。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而立之年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提到中国的农民问题，要么是人微言轻，要么是大家的兴奋点都在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上，对于升斗小民们的地租多少税赋多少人权多少，关注不多，总之，似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先是在广州后来在湖南，开办了几期农民讲习班，对于农民运动的骨干份子做了一些知识和思想方面的启蒙工作，并且热心于指导湖南的农民运动。

中共党史贴金说这是毛泽东的先见之明，率先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宁可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农民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比其他人的兴趣大一些的缘故。因为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总部和上海共产党中央的任职，并非一开始就专注于农运工作的。

但是，勿容置疑，老毛是中共高层中亲自动手搞农民运动的两大干将之一，另外一个是广东的彭湃。

毛泽东及其门徒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波澜壮阔，有声有色，动静最后大到惊动了国共两党的高层，要劳动老毛去考察考察，是否要煞煞车？于是老毛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声疾呼：打倒土豪劣绅，好得很哪！

自科举以来，未能入仕的读书人或者致仕返里的官员在乡村称为士绅，他们读书知礼，處事公平，因此往往被推举为地方民众的领袖，构成中国农业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行使着非国家职能机构的管理权力。士绅们的社会地位很高，上衙门拜见父母官无须如同普通百姓那般行跪拜礼，无故不得随意用刑。

清末廢除科舉後，地方士紳不再嚴格限於有科舉功名的人士和家族，三教九流，充斥其间，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于是就有了“土豪劣绅”的称谓。农民运动的革命对象，就是混杂在士紳队伍中的土豪劣绅。中共在湖南和广东组织农会，去夺原来把持在士绅手中的乡村管理权，对土豪劣绅实施没收田产房屋、人身侮辱甚至杀戮。

大凡群众运动一旦发动，没有不过火的，最后的结果是所有的士绅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波及。最糟糕的是，从此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日后局面一翻转，士绅们又回过头来报复农会的骨干分子，双方杀的难解难分。呵呵，原来文革中的挑动群众斗群众，很早就有出处了。老毛难道真的不知道乡村农运普遍的暴力过火行为吗？我相信他是知道的，但是他一定认为这是革命的必由之路：乱吧，越乱越好，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

等到国共合作破局，老蒋屠刀一挥，共产党人做鸟兽四下一散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报仇，因为心理实在不平衡：当年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军政府，是苏共的银子和军火的供养，是中共党人的无私入伙，老蒋才能北伐成功，击溃了北洋军阀在南部中国的势力，过河拆桥，相煎何急！于是，组织兵变，城市暴动，一波接着一波。显然，这些举措的指令都是来自共产国际，因为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首先在中心城市暴动成功的。但是，遗憾的很，这些仓促发动的暴动，往往是一击之下，几圈涟漪，然后就无影无踪了。

其后，中共党史的检讨是，忽视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犯了以卵击石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呵呵，真是胡说啊。当时国民政府北伐尚未结束，内部纷争不断，汪蒋互不服气，大小军阀如毛，南京政府能够有效行使权力的区域不过是区区江浙周围数省，国民党内部遍布中共党员，甚至军队系统内部也是国共交叉并存，哪里是敌强我弱？至少在国共两党的二十多年的较量中，这一时期，中共不是最弱的，国民党不是最强的。

归根到底，是当时的中国不具备爆发大规模反社会性质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条件。中国的城市阶层以及乡村的上层阶层无疑是需要稳定的，中共那一套均贫富的理论他们显然是不能接受的。而控制中国城市经济的西方列强，他们很自然选择站在现有的统治者一边，以便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再加上国民党相对温和的政治色彩，也让他们之间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因此，老蒋的国民政府很自然地就得到了列强们的财政与军事支援。

多扯一句，十月革命能够在俄国成功是因为很多偶然因素的迭加，如果一定要找出其中的必然因素的话，那就是俄共有一个天才演说家列宁。十月革命前，俄国发生了一次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情形非常像此前中国的辛亥革命，前线的士兵倒戈，沙皇不得不引咎辞位。所不同的是，晚清中国的地方势力强大，中央政府控制能力弱，革命之后唯一的强人袁世凯称帝失败一命归西后，中国就陷入了实际上的分裂状态。但是沙皇在垮台之前的统治并不弱，不存在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因此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仍然能够通过中心城市的管道，有效地行使对全国的管理权。

其时俄国，内忧外患，矛盾非常激化。民主产生的临时政府在俄国专制统治被推翻后，整个社会被长期压制的能量一下子迸发出来的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暴露了民主政体决策的软弱、迟缓和理想主义色彩等等弱点，在大政方针上，未能满足革命的主体--工人和士兵的最初起事的诉求：对外结束对德战争，对内改善百姓的生计。因此，在各种社会势力的暗中推动之下，在当年的10月，再次爆发士兵暴动，推翻了临时政府，这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实验运动的起始--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并不是哪个具体的政党或者组织领导的，其情形与89年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抗议的学生运动如出一辄：乌合之众蜂拥而起，最后运动的方向就由高音喇叭里面那个最激进的声音来主导了。当时，在俄国圣彼得堡的各种集会上演讲辩论声音最大的那个人就是列宁，他以激进的思想、锋利的言辞、动人心弦的感染力，最重要的是喊出了迎合大多数闹事分子诉求的纲领和政策，彻底征服了讲台下面的芸芸众生，最后乌拉一声，布尔什维克就当选为苏维埃的主要政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诞生了。苏共控制了首都和几个大城市，也就等于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政权。其过程虽然翻天覆地波澜壮阔，时间却很短暂：十天。

所以说，苏共的政权不是枪杆子里面打出来的，而是用嘴巴嚷嚷出来的。因此，为什么1927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共如此热心地在兵营搞兵变，在城市搞飞行集会，就不难理解了，当年苏共就是这么过来的。当然，其后列强武装干预苏俄，托洛茨基(所谓托派的头目)正经率领红军很打了几年仗，号称红军之父，此是后话。

但是，俄国与中国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情，在中国的城市里玩这些花活纯粹就是往枪口上撞，连普通市民都不会同情你。俄国的十月革命有很大的自发成分，因为矛盾真的激化到不得不反的程度了，中国根本就没有。

老毛也遵循中共中央的指示，搞了一个秋收起义。听起来行动似乎与农民有关，其实只是时间上与秋收季节重合。秋收起义也是一个兵变，其骨干力量是武昌国民政府(汪精卫)的警卫团，老毛作为这次起义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大致扮演了一个监军的角色。在起义军攻打长沙失败，总指挥卢德铭战死的关键时刻，三十四岁的毛泽东展现了其枭雄本色，临危不惧，收拢起义军余部，并且在三湾村做了三件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事情：一是军队改编，第一次建立了党军的模式，保证了中共对军队有直接有效的控制权；二是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规；三是明确了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这三件大事中的前两条，显然是取经于曾文正公，曾大帅以一介书生统兵，当初就是用乡土观念、忠君报国、仁义之师、令行禁止种种手段把农民出身的湘军打造成一支铁军的。最后一条大概是出自老毛年轻时候对于水浒的热爱，这灵机一动，如神来之笔，无形中产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中共武装斗争的策略纲领。

三湾整编，是毛泽东个性中英雄主义色彩绽放出来的一个亮点，临危不乱，败而不馁。中共领导人中，朱德和彭德怀也具有如此的英雄气概。朱老总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其他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都跑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振臂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带领无头苍蝇般地散兵游勇就上山打游击去了，最后在井冈山的山寨之中，入了老毛的伙，号称“朱毛”。要知道，老朱在起义时不过是南昌市的公安局长，起义的士兵大都是贺龙的部下，没有几个是他的兵，其个人魅力由此可窥一斑。呵呵，老朱曾经有过身为红四军军长，亲自端着机关枪上阵杀敌的经历，而且这一辈子就从来没有被枪子撞上过，牛人哪！彭德怀也在平江起义之后，带领自己的余部千里转战到了井岗山与朱毛会师，不象其它的起义暴动，一旦失败，就烟消云散。

毛泽东的身上另外具有一种特质，他很能与下里巴人混在一起。当时井冈山有一夥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老毛一到井冈山，三言两语就搞定了这帮人。后来，中共过河拆桥，等到羽毛丰满，回手就杀了袁王二人，当然，据说不是老毛的意思，这里不能冤枉他老人家，此是后话。

老毛最擅长地就是这种小范围内的高谈阔论，天南海北，深入浅出，博引旁证，甭说一夥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就是很多老学究都很拜服老毛呢。但是，老毛的讲演能力显然不灵光，要么是他的湖南土话太难听懂，要么是他的讲话太过辨证，正面说说，反面讲讲，最后反而把主题给冲淡了。记得看过几张他在鲁艺抗大的演讲照片，台下的听众明显一幅不在状态的表情。

所以说，老毛的成功绝非偶然，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绝对不是一个眼高手低之辈。中共第一个割据政权的建立，老毛当据首功。

朱毛在井冈山站住脚之后，中共中央终于醒悟到这是一个很妙的招数，因为不会触及到现政权的直接利益与痛处，容易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于是贺龙在洪湖，张国焘在大别山(当然，他不是创始人)，刘志丹在陕西，邓小平在广西，方志敏在江西。。。一波接一波地搞起事来。老蒋当时的注意力放在中原大地上和冯玉祥阎西山大战上面，结果红军慢慢坐大。

等到老蒋收拾完了冯大兵和阎老财，招抚了花花公子张学良，回过头来对付中共的割据势力，红军就开始打败仗了。

后来，中共党史给老毛贴金说，这是因为王明的人剥夺了老毛的军事指挥权。这种说法显然是因人修史，国军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谁来指挥都是打不过的，老毛的建议也不过是主力部队跳到根据地的外面，到外线去周旋。张国焘在大别山就是这么干的，结果根本站不住脚，被国军在屁股后面一直追赶到川军的地盘川北山区，四川军阀宁可容忍红军也不愿意中央军进来，这才喘了一口气。后来，党史指责张是右倾逃跑主义，指责李德是左倾冒险主义，一事两读，实在是很不讲理。

红军集体大逃亡到陕北的结果，老毛终于如愿以偿地做了中共的老大。领袖人物地位的建立，看来确实是要经过腥风血雨的考验。没有中央苏区的大溃败，如何反证老毛战术的机动灵活？没有张国焘在川西北草地的仗势逼宫，如何反衬老毛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毅然决然壮士断腕的气度？

接下来的一手，老毛玩的更是漂亮，张国焘的两万多精兵强将在河西走廊，稀里糊涂地被马家军打的灰飞烟灭！如果说老毛成心如此，其心机真的是十分阴沉；如果说老毛是无心之作，似乎与他卓越的军事才干不相匹配。

西路军的覆灭，恐怕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当年西路军的最高军政首长陈昌浩在失败前夜，愤恨地对所有的高级将领大发牢骚：要独自一人回陕北和老毛评理去！言外之意，中央关于西路军的电报指示，都是自相矛盾，一会是在河西走廊站脚扎根，一会是向西前进打通与新疆的联系，举棋不定，遂遭覆灭。半路上，陈昌浩却又想拐回大别山东山再起，结果稀里糊涂跑回湖北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最后才辗转回到陕北。如果别的人有如此经历，这辈子的审查就会没完没了，但是陈昌浩的境遇却很奇怪，虽然一直被闲置高挂，但是也没有被三审五查，大概是两不相扰，彼此相安，你不胡说八道，我不与你为难。

无论真相如何，客观上老毛又是直接的受益者。假如四方面军会师陕北，以其大过一、二方面两军的实力，如何处置张国焘将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搞得不好，四方面军仍然会在张的率领下，独辟蹊径，单独去打天下了，老毛也就没有可能树立起自己在中共的绝对权威。

从1921年起，至1936年止，经过十五年艰苦奋斗，四十三岁的毛泽东终于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

此时中共的前景非常的灰暗，三万缺衣少弹的武装，局促于全中国最后一块红色区域--陕北贫瘠的山沟沟里，外面是几十万虎视眈眈的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日子久了，不被打死也被困死。举目四望，白区的中共组织丧失殆尽，有组织的活动全部停顿。没有大功率电台，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早已中断。

陕北的穷困是人们难以想象的，即使已经迈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里仍然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十年之后国共内战期间，彭德怀率领三万解放军与胡宗南在陕北周旋，为什么不多添一点兵？要知道那时候全中国解放军的总兵力可是一百多万哪！无它，完全是陕北太穷，养不起这么许多的兵。那时胡宗南二十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全部依赖于西安一带兵站的补给，运输线拖的老长，军力的一半以上要用于防守点线上面，所以，老彭三战三捷消灭了几万人马之后，胡宗南的机动兵力就不比老彭占优势了。

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一方面对当面的东北军大力游说，一方面组织东征，跨过黄河去打阎西山。东征的成果不大，还折损了大将刘志丹，愁的林彪要带一支队伍去陕南打游击。游说东北军的结果，天上掉下一硕大的馅饼，傻袍子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把老蒋给抓了起来。呵呵，有时候傻瓜也能创造历史啊。说笑了，张大少之所以抓蒋不完全是中共的鼓动，主要是他自己有私心，想倚靠苏联做西北王。

今天，恐怕还是有很多人嘲笑老蒋的迂腐，为了一个口头上的承诺而放弃了对中共的穷追猛打，没有如同49年渡江前夕老毛不吊斯大林喊停的指令，高唱着“宜将剩勇追穷寇”，把老蒋撵到台湾去了。其实，阿唐猜想，一定是老蒋和苏共达成了某种协议：国共合作，苏联支持蒋抗日。这样，就不难理解武汉上空激战的苏联战机和新疆至西安公路上忙碌的苏援卡车了。老蒋也是没有办法，1936年的世界列强对于中日争端，集体袖手旁观，苏联愿意出面帮忙，就是一付毒药也要吃下去先。

后来发生的事情诸位看官都很清楚，阿唐也曾拽文写过，总之，中共绝处逢生，从中央政府喊打喊杀的叛军叛党，一下子变成友军友党，合理合法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便宜行事了，当然大多数时间是在国民政府打不过日本而扔下不管的地盘上面。

1945年，日本在苏美两大强国的一致打击下，不支投降，一不小心，中国变成了战胜国。国共两党，面临战后的势力划分和政权定位问题。

当时中国大地上有三方五种势力，日方：日军，汪伪和满洲国；国民党；共产党。从战略姿态而言，日方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大城市、交通枢纽、港口和铁路线，最为有利；中共的根据地在华北华东与日伪交叉在一起，形势不差；只有国民党的主力被压缩在西南边陲，非常的不舒展。

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军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国军的人数是共军的三倍，陆军装备大致是共军的二倍优势，再加上空军海军，因此，总体上，国军的军事优势很明显。

这样，一方面中共不大敢主动去招惹国民党，另一方面国民党需要时间调整自己的战略姿态，再加上人心厌战，谁也不敢率先发难，于是，就有了抗战胜利之后的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举。虽然说，国民党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讳杀了毛泽东，不过，还是佩服一下老毛的胆略。

重庆谈判期间，老蒋老毛这两个撕杀多年的老对手曾经在一个屋檐下住过，而且晨起散步的时候走过一个照面。在这所宅院里拍下的二人合照中，老毛略壮略高，老蒋面露微笑，恬淡自然，老毛面色平静，略带局促。

那个时候，老毛大概没有想到日后真的要与国民党杀的血流成河，回到延安，已经开始张罗着国共合作之后，未来中共的首府搬到长江北岸的淮安之事，因为那里距离南京比较近，便于两党协调。是啊，人世间很少有人嗜好战争，老毛也不是天生的斗士。苏共也对中共施压，最好建立联合政府，就象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希腊那样(当然，后来那些政府中的共产党都消声匿迹了，嘿嘿) ，如果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就有灭顶之灾。

斯大林主要是为自己的国家打小算盘，不想因此而引发美苏之间的冲突，才如此吓唬毛泽东：两强在中国土地上大战起来，原子弹一爆，你们就完了。另外，从国际地缘学角度来看，一个分裂和虚弱的中国显然比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更符合苏联的利益。

因此，抗战胜利之后，中共上上下下确实都有马放南山采菊东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想法。后来文革中对刘少奇批判说，在老毛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对国民党充满幻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这是非常不公平的。老刘当时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一下子向东北派出了10万主力部队和2万干部，手笔相当大。

率先抢占了东北的中共，实际上在未来的内战中已经占有了不败的地位。

以经济学的眼光来说，东北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划单位，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农产品丰富，矿产齐备，也就是说，如果封闭起来，东北不需要与外界发生物资上的交流，完全可以自我循环，自我发展。

以军事角度来看，东北的三面为苏朝蒙包围，只有南面山海关一线窄窄的数十公里的通道与华北相连。因此，确实具备扎起口子，在东北称王的可能性。

国共三年内战，东北战场基本上是一个缩影，国军东北一败，棋就已经下输了。

一开始，老毛是想独占东北，命令林彪去守山海关。没有等林彪从沈阳赶到前线，山海关已经丢了。急切中组织了黄克诚的两支主力纵队，去抵挡国军的进攻势头，结果被国军一个先遣团用美式炮火一通招呼，土八路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打一些韦小宝式下三路的小仗，哪里见过如此大的阵仗，转瞬之间，就崩溃了。把林彪气得胃病都犯了。

一路向北溃败的东北人民联军，哪里有两年之后解放军头号主力四野的威风，几十万人被国军的两个军追得向北猛逃，三下两下，东北的一大半又归了国军。一直跑到四平，林彪抗不住老毛的三令五申，自己也觉得窝囊，于是在四平展开部队再次正面抗击国军的进攻，结果还是打人不过。这一撤，就撤过了松花江。

进入长春的国军，受到市民的空巷欢迎：看看，这才是俺们的中央军，流光水滑，军容整齐，哪里是前些日子那些破衣烂衫的土八路能够相比的？于是纷纷把闺女嫁给国军的年轻军官。今天台湾的外省人中，很多人的母亲都是东北人，就是这个缘故。当然，长春人日后也为这个冲动付出了代价，被四野围困了150多天，饿死了三十多万人。(戏言而已，围困长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编者按。嘿嘿)

接下来，国共在美国的调停之下，停战熄火。

国军小诸葛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曾经著文说，如果不是停战令的颁布，林彪军就完了。阿唐深不以为然。以南满为例，这里是中共的偏师弱旅，十来万人，一直被国军压着打，却怎么也收拾不下。因为背后就是北韩，打不过就往后退一退，把伤病员往朝鲜一送，主力暂避锋芒，从朝鲜补充齐备之后，转一圈又在别的地方接着干。北满的地势开阔，与苏联接壤的边界更长，国军在东北就那么几个兵，能把林彪怎么样？

总之，截至到1947年，国共双方在东北战场上呈现相持的局面。

林彪在这一段时间内，干了两件大事。一是训练军队，二是稳定后方。

在中共进入东北之后，苏军陆续将手中缴获的日军军火移交给了林彪，数量非常庞大，总计可以装备近百万军队。但是，士兵与装备的磨合需要时间，军官对于正规战争的理解和学习也需要时间，在东北战场的初期，林彪军之所以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尚处于磨合阶段。

正是在这个时候，小个子陈诚帮了林彪一个忙，他把原来满洲国时期的军警人员全部下岗回家了。这些人迫于生计，基本上都投靠了中共，继续吃粮当兵。呵呵，林彪所部一下子就扩张到近百万人，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夏天隔江练兵，冬天踏冰过江袭扰，这就是“三下江南” 的故事。

后方加紧剿匪，分田分地，开罪了1%的人，却得到了99%的人心。那些家里分了田地的士兵就铁了心要为共产党玩命，不然，国民党胜了，家里人也铁定要遭殃，谁让你分了村头张大善人家的大青骡子和二亩上好的水浇地不算，还把人给崩了的？这叫做交了投名状。

同时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全军上下，挖穷根，诉苦水，哭成一团。甚至那些刚刚被俘虏过来的国军士兵在悲惨气氛的感召下，一时间也觉得国民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全军同仇敌忾，红了眼睛要去干仗，这应该就是洗脑吧。不过，这种法术可能持久力差一些，对于环境的依赖性也很大，因此韩战中被联合国军俘虏的前国军士兵，大多数在战争结束之后选择去了台湾。

此后东北局势的演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实际上，土改和新式整军在中共统治区域一经全面展开，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命运就不可避免了。

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其城市经济受海外强国控制，依赖性很强，而且仅仅占有中国经济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农村经济大致上是自给自足型态的自然经济，对于城市经济的依赖度很低。因此，抓住了农民，也就等于得到了中国。

此外，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很弱，因此，国统区的管理模式是粗放松散型，效能非常低下。而中共利用其严密的组织，狂热的理想，人为打破旧有社会结构后焕发出来的社会能量，最大限度地把自己控制区域的资源整合成为战时体制。举个例子，东北战场战锦州前夕，几十万大军从北满调动到南满，在重要交通枢纽和主干运输线仍然在国军控制下，没有人民的全力支援是很难短期内跨过山山水水调动完成的。淮海战役中，用于后勤支援的民工有好几百万之多，以至于老邓后来说，我们的胜利是解放区的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国共内战前期，尽管国军军力占有优势，但是国共双方的差距没有大到人力不可抗拒的程度。其精锐部队是三十九个美械整编师，大致是按照美军的轻装水平配备的，其中部分师团是美日混合装备的半美械师。美械师的火力强大，机动性强，但是因为受制于中国的道路状况以及军火生产水平，并未能发挥其有效的能量，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造成其后勤补给以及战场维护效能的不足，因此，只有在东北战场的前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打出了缅甸远征军的威风，其它战场上的表现乏善可陈，甚至还不如黄百韬日式装备的杂牌军出色。那个牛皮哄哄的张灵甫居然扔下重型火器把74师带到山头上去打阵地防御战，结果叫粟大帅给连锅端了。

简言之，就是国军有了现代化的装备，没有现代化的环境，也没有现代化的人，而且，这种装备上的优势没有大到压倒性的程度，共军因而凭借灵活的战术，顽强的斗志，广大的国土，坚强的后方，最后抵消掉了这种优势。等到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双方的硬件水平相当，甚至共军反超的时候，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了。

在某种程度上，老蒋是旧中国城市阶层的代表，老毛是旧中国农民阶层的代表，两强相斗的结局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所以农村战胜了城市，嘿嘿。

1949年10月1日，五十六岁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那漂泊生涯几十年而乡音不改的浓郁的湖南土话向全世界大声宣告：他成功了，他和他的同志们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战，他们做到了！

同一天，台湾岛上暗自伤神的蒋介石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派遣空军轰炸天安门的计划，到底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正人君子，惨败之余也不愿做火烧阿房的鲁莽项羽。

在无线电波把毛泽东的声音传遍全世界之后的日子里，他的军队正在迈开大步奔向中国的四面八方，短短的一年之内，甚至踏上了雪域高原拉萨的街头，这个从古至今鲜有中央王朝军队降临的神秘之域。

中国在历经百年积弱的耻辱之后，终于又一次浴火重生，被一只强而有力的大手统合到了一起，国土辽阔，军容齐整，万民欢腾，成为继大汉、盛唐、蒙元、满清之后，第五个自信满满的帝国，矗立于世界的东方。

我不知道，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心里想了些什么，在广场上民众的万岁声中，他是否意识到凡事一体两面，有得便有失？他是否知道，在他和他的同志以及他战死了同志历尽艰辛打造一个红彤彤的国度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不仅有同志的鲜血，还有百姓的痛楚，经济的残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践踏以及仇恨的播种。。。

满清皇帝在天安门后的紫禁城内宣布逊位的三十八年之后，中国人民用他们的万岁声音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皇帝。

3/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