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致命的失误” 肯奈斯·麦卡西 [英国]

日军犯了一个错误，即几乎直到战争结束，他们都一直低估了美军的战斗力。就连想象力丰富，有着与西方人直接交往经验的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也不例外。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像德军1942年11月第一次与美军交战，根本没把眼前的对手放在眼里一样，日军也从未把美军放在眼里。无论是1941年日军攻占菲律宾，还是眼下在菲律宾进行的防御战都是如此。即使美军把日本海军打得落花流水，日军也自认为他们比美军更勇敢、更顽强，因而对美军的轻视仍是丝毫未减。8月7日，当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登陆时，日军司令部不仅对美军精锐的两栖登陆部队(该部队为进行登陆作战已精心准备了20多年，现在终于被派上了用场)知之甚少，而且也根本没把这支部队放在眼里。因而在美军登陆后的数月里，只是一批又一批地派出些战斗力较差的部队去驱逐入侵的美军，结果使战斗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毫无取胜希望的消耗战。于是他们又转而把矛头指向其兵力有限的海军、空军及陆战队，指责他们在后续补给几乎断绝的美军面前竟陷入了激烈的厮杀而不能取胜。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对瓜岛的多次增援使美军的战舰和飞机遭受惨重的损失。但双方兵力、装备对比悬殊，日军最后还是被击败。当时，双方都没有载有战斗机的航空母舰助阵，参战的只是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陆基飞机。起初，经验丰富的日军使美军屡战屡败，尤其是在夜间战斗中。然而，两个日军未曾料到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了日军最后战败。第一、美舰在所有可利用的空间都配制了自动火炮，织起一道日机几乎无法突破的防空火网。这不仅构成了一道坚固的火力防御屏障，阻止了日军惯用的低空突击，而且还能迅速击落突入火网的日本陆军、海军航空兵飞机。也就是说，即使日军飞机突破火网进行攻击，也几乎不可能逃脱。这促使日本人采取了自杀战术。日军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机直接撞向目标，就是想确保自己无法逃避的死亡不至于毫无价值。第二、雷达在对目标的搜索和测距方面显示出了巨大成功。“华盛顿号”战列舰在黑暗的夜色中，在8，400码之外就发现了日军战列舰“山城”号，并在8分钟内连射75发炮弹，其中有9发命中目标，击毁了该舰。这对雷达发展水平还落后数年的日军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日军由于后续力量匮乏、补给不继，迫不得已撤出了瓜岛。由于一开始双方力量就有差别，所以最后战败，撤出瓜岛也在情理之中。随着战略主动权的易手，美军在各方面都占据了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还在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被美军所左右的训练有素的日军指挥官，由于犯了比美军更大的错误，因而使美军的优势更加明显。当然，双方都犯了一些错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在全球第一大洋这个浩翰的海疆作战，通信受阻、误会迭出、意见不一等等自然难以避免。此外，日军各级指挥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手下的士兵部是入伍不久的新兵，没经过多少军事训练，素质较差，因而各级指挥失当、作战不力时有发生。但日军高级指挥官由于两个根本性失误，导致了比美军更大的损失。一是长期以来一直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二是由于忽视了一些技术上的关键因素而导致的失误。

　　从根本上说，优越感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日军精英集团之中。这曾使他们有勇气使用在技术上占有优势的兵力通过卑鄙的偷袭来进行战争，而且也使他们不谋而合地从不考虑(有时甚至视而不见)敌人也许有能力战败自己这类概念和迹象。雷达的使用，使夜间击沉敌舰成为现实。这其实早已显示出双方力量不平衡的端倪。更令日军不安的是，由美军具有独立生存作战和实施远距离攻击能力的两栖部队，在推进过程中绕过或压制日军坚固设防的区域，集中兵力夺取要点，通过一系列的协同作战一举突破日军的岛基线式防御体系，矛头直逼日本帝国的心脏。尽管这种迂回战术在陆战中非常普遍，但作为—种海军战术，日军却没有预见到其发展潜力和巨大威力。由于日本的工业无力保障日军实施这样的战术，因而日军便把它排斥在对敌未来企图的种种预测之外。日本根本不可能制造出如此众多的精良登陆舰船，或者像美国造船厂和修船厂那样大量源源不断地提供后勤保障装备。而且，即使预见到美军会采取两栖大纵深突破和“蛙跳”战法，日军也很难对付美军的这种战术，一旦其生死攸关的航母舰队被胡乱消耗殆尽。事实上，即使没有中途岛的失利，日军也会最终把自己的航母力量挥霍一空。日本人在谋略中的失误，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咎于某些个人的头上。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的社会和军事体制教育并迫使举国上下都把诉诸武力当作实现日本扩张野心的更能激发荣誉感的最佳途径。然而，由于自己选择的道路异常艰辛，日本人为了追求荣誉，往往令人作呕地习惯于对陷入困境的人弃而不顾，哪怕是最勇敢的日本军人。

　　日军荣誉观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且还导致了许多反常行为和相互矛盾。例如，飞行员应携带降落伞去执行飞行任务，以便在飞机被击落时，能保护具有专业技能、极为宝贵的飞行员(他们的生命)。但当时在日军中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一条船的船长应与该船共存亡。这其实是英国一个古老传统的翻版：这个传统要求船只遇难时，船长应最后离开将要沉没的船只。英国这个传统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完全是出于救生原则的考虑。船长最后离开船，是为了尽可能指挥船员保护船只，营救人员。但这个传统被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扭曲了。日本的大部分海军高级指挥官，据说有90%，因而毫无意义地战死在海疆。他们都是曾在海军服役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人才。这使日军丧失了海军的精华。当时，投降的确被日军鄙视。这种观念可追溯到早期的武士道精神，但在现代社会里，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肯浪费其最优秀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材。所以这种观念实在不值得称道。无疑，日本正是由于受其过时体制的影响而加速了自身的死亡。另外，在日军严令禁止投降的情况下，盟军发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这又加剧了日军拒不投降的信念，从而使成千上万的日军注定将毫无意义地战死在疆场。而这些人原本可以不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并为日本的未来做出贡献。

　　美军及其盟友却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为实现一个意义重大的目标，都作好了付出一定伤亡代价的准备。但西方的政治、经济及人性观念紧紧约束着其指挥官，不允许他拿士兵的生命进行冒险。一旦出现问题，不管是由于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还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行动，那种不顾手段是否正确而盲目坚持的倾向都会受到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