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就來看雅典人在戰爭中的一些行動，尤其是注意他們作為行動者提出的理由。幸運的是，希臘人給我們展示了一些可供分析的理由。這首先得歸功於當時希臘人的制度和慣例，在採取行動之前，即便是敵方，他們也允許其發言陳述自己的觀點；其次，我們當然要感謝《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的作者，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相當寶貴的演講辭，雖然其中有的是設身處地的揣摩的結果。我們下面主要分析兩個例子。

1、 是否屠城殺降？

密提林原是雅典同盟的一個貴族政體的獨立屬國，後來倒向伯羅奔尼撒同盟，據密提林人說，他們倒向的理由是因為雅典人建立提洛同盟後，對于波斯的敵視越來越少，而關心奴役自己的同盟者卻越來越多，於是他們感到恐懼，對雅典的領導不再信任。他們的陳辭還涉及到同盟的兩個基礎：第一是認為同盟需要有誠實的信念和友誼、要有共同的心理狀態，這樣行動才會一致；第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有所畏懼，保持某種力量的均勢才有安全。

後來雅典人攻打密提林人，密提林人糧食吃完，人民反對貴族當局而主張向雅典投降，生死任由雅典人處置。在雅典就發生了一場如何處置他們的辯論。開始雅典人在憤怒的情緒下，決定把密提林全體成年男子都處死刑，而把婦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變為奴隸。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的情緒有了突然的改變，他們開始想到這樣的一個決議是多麼殘酷和史無前例的－—不僅殺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殺一個國家的全部人民，於是重開辯論。

克里昂仍堅持他提出的處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議案。他發言說：有憐憫之感；迷戀於巧妙的辯論因而誤入迷途；寬大為懷，不念舊惡－—這三件事情對於一個統治的帝國都是十分有害的。他甚至認為這正是使民主政治不能進行有效的帝國統治的弊病。懲罰罪犯最好和最適當的辦法是馬上毫不留情地報復。

戴奧多都斯則激烈地反對處死密提林人的建議。他開始也提到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即提出提案的個人往往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和危險，而做出決議的群眾卻不負責任，如改變決定也是只遷怒於原先的提議人，這樣使得提議者和發言人為了做好事常常不得不對大眾說謊，使用欺騙的手腕。有了這樣一個開頭，就使我們懷疑戴奧多都斯後面提出不濫殺密提林人民的理由是不是完全真實的了，或至少他所提出的名義上的理由並不是他主要的理由。他心裡還有更深的理由——這種理由可能是道德的理由。而他可能為了要最有效地達到使大家能投票通過寬容的決議，卻沒有訴諸這種理由，而是主要提出功利的理由。他說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決議對於我們自己是不是正確的問題。確實可以證明他們是有罪的；但還是不能因此就主張把他們處死，除非那樣作對雅典有利。而事實上赦免他們對於國家才是最有利的。如果採納克利昂的辦法，那麼以後每個城邦不但在叛變時將作更充分的準備，而且在被圍攻的時候將抵抗到底而絕不投降。我們不應當剝奪叛逆者悔過的可能和他們儘快贖罪的機會，不使他們陷於絕境。

戴奧多都斯反覆說他不考慮什麼是適當的和公平的，而只考慮怎樣做對於雅典最為有利。他甚至說報復他們是正義的，但在這一情況中正義和利益不能一致，所以應當更考慮利益。儘管如此，當他說到下面一些話時，還是具有道德的含義。他說城邦和個人一樣，都是天性易於犯錯誤的。這實際上就會寬容打開了通路。他還說，我們不應當過於相信死刑的效力。我們應當認識到，正當的安全基礎在於善良的管理，而不在於刑罰的恐怖。對待一個自由民族的正當方法不是要在他們叛變之後處以嚴重的懲罰；而應當在他們叛變之前予以防範。如果我們不得不用武力的話，我們也應當只歸咎於儘量少數的人。對於保全雅典帝國最有利的是寧可讓人家對我們不住，也不要把那些活着對我們有利的人處死。所以他主張只是從容地審判那些被認為有罪送到雅典來的人，而讓其餘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城市中生活着。

舉手表決時，戴奧多都斯的建議只以微弱的多數得到通過。於是雅典人馬上另派一條戰艦去追趕一晝夜前出發去傳達殺戮命令的戰艦，第二條船上的水手拼命划槳，沒有休息，而負有那一可怕使命的第一條戰艦則一直從容地航行，結果，它只是早到一點，當那裡的雅典司令官剛準備執行命令，第二條戰艦就進了港口，阻止了這次屠殺。

這件事也許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某種尷尬和無奈，面對大眾，尤其是在某些緊迫的問題上，要使正確的提議通過常常得使用某些技巧，有時不可能說出全部的理由或者真相，甚至於不排除說謊。但比較起來，民主制看來還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糾正自己的錯誤，雅典人在這件事情上也還是做得比斯巴達人有文明的教養和高尚，緊接着修昔底德就寫到斯巴達人為了討好底比斯人，不留情地殺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亞人。而色雷斯人不僅殺死密卡利蘇斯城內的成年平民、甚至殺死兒童學校的兒童。[18]

2、 是否武力脅迫中立者？

彌羅斯島是斯巴達移民建立的城邦。他們一直不願意隸屬於雅典帝國，保持中立態度，後來雅典人帶軍隊來到彌羅斯的領土，要求他們加入到自己一邊，否則就將訴諸武力，在這樣做之前，他們派遣代表和彌羅斯交涉。雅典人和彌羅斯人的辯論是一次開誠布公的、強者和弱者有關生死存亡的辯論，這一辯論的場景也許不是完全真實的，但是其中的理由看來還是反映了各自的觀點。

彌羅斯人讓雅典人在少數統治者面前發言。雅典代表首先坦白地說，他們不想說諸如因為雅典人打敗了波斯人，所以有維持帝國的權利；或者說雅典人現在和彌羅斯人作戰，是因為彌羅斯人損害了雅典人－—說這套話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他首先亮出討論的前提原則，說“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同時也知道，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這個原則實際上就是“強權即公理”，他建議彌羅斯只應該在這個前提下爭取他們所能夠爭取的。而彌羅斯人則試圖讓雅典人設身處地，說這個原則影響到你們也和影響到任何其他人一樣，如果你們自己到了傾危的一日，就會受到可怕的報復。

雅典人不以為意，也許他們覺得帝國的末日還很遙遠。他們只是敦促對方在武力威脅面前考慮怎樣做對自己才有利。說“我們使你們加入我們這個帝國，不是我們想自找麻煩，而是為着你們的利益，同時也為着我們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們。”彌羅斯人針鋒相對地說：“我們做奴隸，而你們做主人，怎麼會有同等的利益呢？”他們問雅典人為什麼不贊成他們保守中立，不做任何一邊的盟邦。雅典人說“因為你們對我們的敵視對我們的損害少，而我們和你們的友好對我們的損害多；”即他們是想在實力的基礎上尋求最大的利益，他們也是在這種實力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不在乎彌羅斯人的敵視。彌羅斯人又試圖提請雅典人注意歷史，注意他們與其他雅典屬國的不同，他們畢竟已經享有了七百年的自由。而雅典人認為這沒有什麼差別，那個國家有力量，它就可以保持獨立，我們不去攻擊它是因為我們有所畏懼。言外之意是弱小的彌羅斯人是他們毫不足懼的。彌羅斯人的問題就僅在於怎樣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去無望地反抗過分強大的對方。這裡的邏輯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飾的功利和強權邏輯，完全是實力在說話，而再沒有其他的考慮。

彌羅斯人也開始試圖運用這一邏輯來說服對方，說在戰爭中，人數眾多的有時也不一定勝利。而且，“假使我們屈服，那麼，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喪失了；反過來說，只要我們繼續鬥爭，我們還是有希望站立起來的。”雅典人要彌羅斯人放棄任何希望，說希望如果有結實可恃的資源，你們不妨沉醉在希望中。但是按性質說，希望是一個要付出很高代價的商品。彌羅斯人又說到神祗的保佑，因為他們是代表公理而反對不義；而同族的斯巴達人也會因為榮譽的緣故援助他們，雅典人回答說“我們和你們都有神祇的庇佑，我們的目的和行動完全合於人們對於神祇的信仰，也適合於指導人們自己行動的原則。我們對於神祇的意念和對人們的認識都使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範圍以內擴張統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製造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製造出來之後，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律的人。我們發現這個規律老早就存在，我們將讓它在後代永遠存在。我們不過照這個規律行事，我們知道，無論是你們，或者別人，只要有了我們現有的力量，也會一模一樣地行事。”在此，一種“任何國家只要有可能都會進行擴張“的原則上升到了“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的地位，強者照此行事，弱者自認倒楣，關鍵的是你要爭取做強者而不是談論道德和憐憫。彌羅斯人希望雅典人從弱者的地位設身處地，而雅典人卻要彌羅斯人從強者的地位設身處地。意思是如果強弱易位，你彌羅斯人也會這樣做。而斯巴達人也是這樣做的，他們不會為着保持榮譽的關係來援救你們，斯巴達人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所愛做的就是光榮的，合乎他們利益的就是正義的。

雅典人最後對彌羅斯人說，你們的資源很少，不能使你們應付你們目前所對抗的力量而獲得生存的機會。所以，以獨立的態度對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順的態度對待地位較高的人，以溫和的態度對待地位較低的人－這是安全的常規。彌羅斯人最終不願意拋棄自他們的城邦建立以來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決定抵抗。圍攻戰進行得很激烈，因為城內有叛變者，彌羅斯人最後無條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適合於兵役年齡而被俘虜的人們都被雅典人殺了；婦女及孩童則出賣為奴隸。[19]雅典人把彌羅斯作為自己的領土，後來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裡。

整個辯論中，雅典人的態度都表現得相當無所謂。大概他們認為由於雅典的實力太強大，而彌羅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彌羅斯人的態度，而這場辯論對彌羅斯人卻是生死攸關的。但這一對彌羅斯人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雅典人那裡似乎是輕飄飄的，彌羅斯人試圖訴諸雅典人的同情心，卻完全不起作用，而對功利邏輯的運用，也無法使雅典人改變決定。雅典人極其冷靜和清醒的只考慮一種邏輯，這就是功利的邏輯、實力的邏輯、強權的邏輯。如果在國際關係中只有這一種邏輯，那人類的處境確實是永遠不會讓人樂觀。自然，不僅任何強弱都是相對的，最強的也可能有一天強弱易位，[20]無論如何，雅典代表的發言是很難得的一篇坦率的為強權辯護的辯辭，其揭示的人類處境值得人類深長思之。

後來雅典人又為他們遠征西西里辯護說，“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城邦行使絕對權力的時候，合乎邏輯的方針就是對自己有利的方針，種族上的聯繫只有在他們靠得住的時候才存在；一個人依照每個時期的特殊情況而決定他的朋友和敵人。”這些話類似近代“沒有永久的敵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這可能真的是人類過去歷史的基本事實，但如果這也就是人類固定不變的未來那將令人悲哀。雅典人還為自己的擴張行為辯護說，“在希臘，我們統治了一些城市，使我們自己不受別人的統治；在西西里，我們是來解放一些城市，使我們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這樣說就太過分了，他們派遣強大的艦隊來進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為害怕遙遠的西西里人會侵害他們。雅典人又說：“我們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務，只是因為我們不得不在各方面防範我們的敵人；……我們的干涉政策和我們的國格令譽全都合於你們的利益，”這種為追求一種自身絕對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難讓人信服的的。[21]

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幾乎到處都只是聽見功利的聲音。正義的聲音幾乎可以說是喑啞的。偶爾聽到談論，談論它的只是弱者，強者甚至已不屑於掩蓋自己，認為完全可以免談，這樣他自然也就完全不受正義的約束，哪怕僅僅是在名義上。弱者的這種談論對強者來說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彌羅斯人完全不要談正義，而只是計算他們放棄自由獨立和不放棄自由獨立的利弊。而人類如果真的要趨近一種持久的和平，結束國際的無政府狀態，是有必要超越這樣一種純粹功利和強權的邏輯的。

戰爭的後果

確實有使參與者精神煥發、鬥志昂揚的戰爭，人們的精神在這樣一種戰爭中仿佛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浴，道德的基本標準未遭到破壞，精神反得提升。例如，希波戰爭對於希臘人來說就是這樣一場戰爭，而伯羅奔尼撒戰爭卻不是這樣的一場戰爭，它對希臘人不僅是造成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而且也深深地損害到他們的精神與道德。

對精神和基本道德的衝擊首先是來自戰時的自然禍患。當斯巴達人戰爭初期進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搶掠、破壞雅典農民在阿提卡的家園時，伯里克利慾避其鋒而不許出戰，人們都躲避到雅典城裡而十分擁擠，這時瘟疫突然發生了。它來勢兇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樣死亡着，強者和弱者一樣染病死亡，那些能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的人也是一樣，人們完全悴不及防，也無法防範，實際上醫生死得最多。任何醫療技術都毫無辦法，求神問卜也無濟於事。人們根本不知什麼時候會得這種病，也不知道誰能捱過去，以及是怎樣捱過去的。在這種完全無力和莫名恐懼的情況下，由於人們不知道原因結果、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許多人對宗教和法律的規則也就不關心了，雅典開始有了空前違法亂紀的情況，人們公開地放縱，決定迅速地化掉他們的金錢以追求快樂，對神的畏懼和人為的法律都沒有拘束的力量了，他們不再害怕神，因為他們看見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壞人一樣死亡。人們害怕去看護病人，許多家庭即因無人照顧而全部死亡，常常連屍體也無人掩埋。當然其中也還是有英雄主義的事跡，但更濃重的瀰漫的是絕望和放縱的情緒。[22]當生存遇到莫大也是莫名其妙的危險，幾乎任何人都可能在一時間動搖自己的道德信念。

但是，應該說自然造成的禍患還是暫時的，我們其實也很快就看到雅典人在精神和鬥志上恢復過來。他們在瘟疫、在歷次失敗後的自我恢復能力甚至使人吃驚。但是，對精神和道德更致命和持久的傷害還是來自人自身的行為，來自人所發動的這一場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僅戰爭的性質是否正義變得毫無意義，戰爭本身的規則也被破壞了。而且這還不僅是一場外戰，也是一場內戰。在許多城邦的內部，貴族黨和民主黨之間也都開始發生了激烈的動盪和流血。那些原來比鄰而居的人們廝殺起來比對外敵還更兇狠、更殘忍。修昔底德描述了發生在希臘許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內亂和革命，並在第三卷第五章中發表了也許是全書最長的一段筆調冷靜而又不無憂傷的作者評論。他寫道：科西拉民主黨人繼續屠殺他們自己的公民中他們所認為是敵人的人。被他們殺害的人都被控以陰謀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實上，有些是因為個人的私仇而被殺害的，或者因為債務關係而被債務人殺害的。他也寫到了麥加拉的貴族黨人如何背信棄義地殺害民主黨人及與他們有私仇的人（第四卷第六章）。

修昔底德評論科西拉的內亂說：這次革命是這樣殘酷；因為這是第一批革命中間的一個，所以顯得更加殘酷些。當然，後來事實上整個希臘世界都受到波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敵對的黨派－－民主黨的領袖們設法求助於雅典人，而貴族黨的領袖們則設法求助於斯巴達人。凡是想要改變政府的人就會求助於外國。

而我們還看到，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超級大邦也是積極干預各國的內政，而他們這樣做與其說是出於他們對於自己國家實行的政體的道德信念，不如說更多地是出自赤裸裸的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即他們並不是為了他們所支持的城邦人們的利益和願望而這樣做，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來這樣做，他們所採取的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是為了加強自身及聯盟的力量。

這些內亂還不僅是戕害生命，它還是對底線倫理或者說基本道德的侵犯（修昔底德稱之為“人類的普遍法則”）。正是這種侵犯會使對生命的戕害持續不斷。如果規則尚未破壞，僅僅是出於自衛（哪怕是先發制人的自衛）而殺人，那麼，一次殺戮可能就是一次殺戮，或者，殺戮遲早會受到評判和追究，但如果規則被破壞了、甚至正邪觀念完全被倒置過來了，那麼殺戮就將持續不斷，甚至成為一種光榮。在修昔底德的筆下，我們看到，在科西拉等城邦的第一次革命引起了連鎖反應，而在暴力手段上則是變本加厲。在那些革命發生較遲的地方，因為知道了別處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引起許多熱忱的新暴行，表現於奪取政權方法上的處心積慮和前所未聞的殘酷報復上。為了適合事物的改變，常用辭句的意義也改變了。過去被看作是“侵略”的行為，現在被看作是黨派對於它的成員所要求的“勇敢”；明智的“遠見”被看作是“懦夫”的別名；“中庸”則只是“軟弱”的外衣；凡是主張激烈的人總是被信任；凡是反對他們的人總是受到猜疑。陰謀也成了智慧的表示。總之，先發制人，無論是制惡還是制善，都同樣地受到鼓勵。家族關係不如黨派關係強固，因為黨人更願意為着任何理由，趨於極端而不辭。這些黨派組織的目的不是為了享受現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現行制度以奪取政權；這些黨派的成員彼此信任，不是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宗教團體的教友關係，而是因為他們是犯罪和流血的夥伴。至於抱着溫和觀點的公民，他們受到兩個極端黨派的摧殘，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參加鬥爭，就是因為嫉妒他們可能逃脫災難而生存下去。

修昔底德指出，結果，這些內亂和革命使整個希臘世界的品性普遍地墮落了。互相敵對的情緒在社會上廣泛流行，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態度對待對方。沒有那個保證是可以信賴的，沒有那個誓言是人們不敢破壞的；人人都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認為希望得到一個永久的解決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對於別人不能信任，只儘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別人的傷害。而通常那些最沒有智慧的人，這時卻表現得最有生存的力量，因為他們害怕在辯論中失敗，或者在陰謀詭計中為機警的敵人所戰勝，他們大膽地直接開始行動；而他們的敵人過於相信自己能夠預料事務的發生，認為沒有必要來以暴力奪取那些他們能夠利用政策獲得的東西，因而他們更易於被殺害。破壞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發生於科西拉。在那裡，有過去被傲慢地壓迫而不是被賢慧地統治的人，一旦勝利了的時候，就實行報復；有那些特別為災難所迫，希望避免他們慣常的貧困而貪求鄰人財產的人所採取的邪惡決議；有野蠻而殘酷無情的行動，人們參加這種行動，不是為着圖利，而是因為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驅使他們參加互相殘殺的鬥爭。

修昔底德分析了產生這些罪惡的原因。他認為，由於貪慾和個人野心所引起的統治欲，是所有這些罪惡產生的原因。許多城邦的黨派領袖雖然冒充為公眾利益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着他們自己謀得利益。而一旦黨派鬥爭爆發的時候，激烈的瘋狂情緒發生作用，這也是原因之一。最深的原因是植根於人性，在修昔底德看來，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也總是易於犯法的。但是，在和平與繁榮的時候，城邦和個人較容易遵守比較道德的標準，因為他們沒有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們不願意去作的事。而戰爭是一個嚴厲的教師；戰爭使他們不易得到他們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數人的心志降低到他們實際環境的水平之下。戰時文明生活的通常習慣都在混亂中，人性就更傲慢地現出它的本色，成為一種不可控制的情慾，不受正義的支配，敵視一切勝過它本身的東西。這種嫉妒使人們重視復仇而輕視宗教，重視利益而輕視正義。在對他人復仇的時候，人們開始預先取消那些人類的普遍法則——而這些法則本來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對未來也不是太樂觀，他傾向於認為，只要人性不變，這種種災殃現在發生了，將來永遠也會發生的，儘管殘酷的程度或有不同；依照不同的情況，而有大同小異之分。[23]

總之，雅典在這場戰爭中戰敗了。雖然後來還有一些英勇的試圖復興的努力，但雅典還是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漸凝結為歷史。而這也可以說是整個希臘世界的衰落，是希臘人所無比珍視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還可以說是人類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趨於低沉。當然，在這些衰敗的景象之下，還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種子，還是會有新的東西生長。人類有把握說，他還能達到新的輝煌。事實上我們後來也見到了這一點，但那已經是另一種輝煌。

[1] 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第91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2] 不難注意到，在這些璀燦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倫、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後期最突出的是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哲學的貓頭鷹確實往往在黃昏才起飛，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釋、反省、沉思、有時也包括哀悼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3] 這有些類似於美國立國後一、二百年間所經歷的一場“靜悄悄的社會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國在其立國之初，社會結構和人們的觀念還在相當程度上是推崇貴族和身份等級制的，但在一個多世紀以後，社會卻轉向了一種平等的大眾民主。見其《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例如梭倫改革在當時窮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損害自己利益兩者間尋求中道：他廢除所有債務、解放債務奴隸並禁止以後再有類似的出賣人身的契約，但並不平分土地；在政治、官職上他給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選舉權，但卻只有那些財富達到一定標準的人有被選舉權。他在自己的詩中寫到：“我拿着一隻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優勢。”　“我衛護兩方，進退維谷，”“在他們的武裝對壘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兩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強迫也不應過分；”等等，而這種“中道”相對於錯誤的極端來說，又是一種“直道”或“正道”：“我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詳見《雅典政制》，《古希臘羅馬名人傳》等書。

[5] 當然，這並不是說，出身貴族者贊成民主都是出於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寧說動機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憲法有可能是更好地維護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當時站在貴族立場的政敵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慮。但貴族總還是更多地受到傳統道德和榮譽感的制約，如出身貴族的阿里斯梯德與出身窮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爭，前者就表現得更有榮譽感和責任心，在城邦危急時能主動捐棄前嫌，而後者雖然富有才華和極佳的直覺判斷力，卻不那麼講究手段。

[6] 基托：《希臘人》，第13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如果說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講演有溢美之嫌，那麼，作為其敵人的科林斯人對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的比較當更能說明問題。其中讚揚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進取精神，說雅典是遠為近代化的國家。參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50—51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8]基托：《希臘人》，第144頁。

[9]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4頁寫到，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的希臘城邦之間，“在領土的擴充中，沒有陸地上的戰爭，只有邊疆上的小衝突，沒有派遣陸地上的遠征軍，離開本國去征服別的國家。沒有小國在強國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同盟，也沒有小國自己在平等的基礎上組織共同行動的聯盟。戰爭只是鄰國間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國和同盟的形成看來在點燃和擴大戰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10]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48頁。

[11]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9頁。

[12]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456頁。

[13] 參見基托《希臘人》第7-8章的敘述。當然，斯巴達雖以“解放希臘”為號召，事實上主要也還是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14]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439、442頁。

[15]日後柏拉圖想尋求哲學王的統治也是往這個國家。

[16]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50頁。

[17] 尼西阿斯認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選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想造成成見的狡猾演說家影響的，所以，雖然現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數人在叫嚷，說他們處於絕望的地位，但他們一旦回到雅典，許多人就會改變口氣，說是將軍們受了賄賂，把他們出賣了而回來的。因此，他想與其死在一個丟臉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敵人手裡。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532頁。其他如處死打了勝仗但在救援和處理屍體上不力的將軍們，支持勝利時的亞西比德，而他一旦失敗一次則即拋棄；對伯里克利罰款以解怨氣等等。

[18]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518頁。

[19] 據說歐里庇得斯的悲劇《特洛耶的婦女》實際上是描寫彌羅斯陷落的悲慘情況．

[20]我們可以想想春秋時候的吳、越兩國的強弱易位。而《論語》中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顯示出另一種邏輯，這種邏輯且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亦曾實行。

[21]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483頁。

[22] 可以參見加繆的小說《鼠疫》，不過在這本小說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個別人的一種英雄主義。

[23] 在交代自己的寫作志趣的時候，修昔底德也談到類似的觀點，他說：“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書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麼，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8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