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 写在“统独之于两岸民众之我见”之后

阿唐

atangwriting@yahoo.com

日前，阿唐一个不忍，抛出了自己的统独观念--“统独之于两岸民众之我见”一文。此前，尽管阿唐已经做好了此帖可能为两岸人民共击之的心理准备，等到反对的浪潮真的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之际，还是不禁内心惴惴，欲哭无泪。

没奈何，俺也鼓足勇气，模仿仁人义士的一声断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接着抛洒俺的理念。

一 统独之争与爱国主义

目前，有一种舆论弥漫在台海两岸。在大陆，凡不支持统一的人，似乎就有卖国的嫌疑；在台湾，凡不支持独立的人，似乎就有卖台的嫌疑。

暂且不论上述观念是否正确，单单就有关统独的观点而言，两岸的分歧何其之大也！

不追求统一，就真的是卖国贼，软骨头，甚至是上海人吗？有人撰文质问阿唐，你是否是怕老婆的上海人，不然你的骨头为何如此的软弱？

我的回答是，1) 我不是上海人，我也不怕老婆；2) 上海人不一定都怕老婆，怕老婆的上海人不一定都是软骨头；3) 高声叫嚣为统一而不惜一战的人不一定敢真的走向战场，审慎地看待两岸统独的人不一定不爱国。

阿唐的确没有走上过为国而战的战场，但是阿唐的老父却经历过韩战的洗礼并且荣立战功。以家族传承而言，还算是有资格说一点爱国的言论。

二 统一是有关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吗？

如果坐视台湾独立，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将受到极大的危害，西藏，新疆和内蒙必将步台湾后尘而独立，连锁反应将置中国于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

在逻辑上，似乎这是一个必然的推论。

　但是，中国的确放弃过自明朝起就为中国有效管治的西南边陲的江心坡地区及南坎，似乎并未引发任何后续风潮，而且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并不知晓。

这几片土地约相当于台湾的一倍，在1960年中国与缅甸划界时被放弃。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去检索确认。

可能有人说，中国当时放弃在缅甸的领土，是为了消灭在这片土地上经营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见柏杨著作《异域》)，再说，台湾之于中国的重要性也是西南蛮荒之地所不能比拟的。

以阿唐的理解，大是大非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原则问题，意味着没有价钱可讲，不存在孰轻孰重的探讨余地，无论以任何理由放弃自己的固有领土，似乎都是有饽清论。因此，此一时彼一时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引伸一步，如果领土完整是一个国家对外交往不可逾越的底线，那么前不久签订的中俄和中越边界协议，都是不可能通过的，因为中国同样放弃了一些一贯宣称拥有的领土。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从来都是相对的，是国家实力和国际关系的具体体现。

三 “二二八”中台湾人也杀了外省人，单单谴责国民政府是不公平的

不错，在早期的骚动中，的确有外省人被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军队介入的口实。

正如16年前的北京春夏之交的骚动中，同样发生过军人被杀及焚尸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成为军队开枪镇压的理由。手执武器组织起来的军人是国家的重器，其职责是在对外战争中保家卫国，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枪口对准自己手无寸铁的子民。

四 台湾民众真的与统独关系不大吗？

不错，在很大程度上两岸的统独实质上是中美之间的角力，台湾的力量影响不大。

但是我们因此就可以忽略台湾人的感受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试想，如果台湾人民也愿意统一到一个中国的旗帜之下，美国能挡得住吗？

因此，大陆如果真的想要把台湾统一过来，必须先学会去尊重对方的想法，打消台湾人民对统一的顾虑，用心思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而不是靠武力恐吓来达到吓阻台湾独立的目的。

孙子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是为至理。

五 台湾的回归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台湾独立，并与美日紧密结盟，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也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关键在于中国与美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果中国与美国是尖锐对抗的敌对关系，台湾当然就是对方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横亘在中国的大门口上；如果中国与美国是既合作又对抗的夥伴关系，台湾的作用实在不大，最多是牵制中国对美国多做一些让步而已。

台海统一，如果在过程中触发了中美战争，我个人不看好中华民族能够火中涅磐；如果在统一后，引起美日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强烈反制，我个人也不看好两岸整合后的实力可以抗衡西方世界的一同打压。

台湾的回归与否，实在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复兴之路应该是，对内而言，是凝聚国民的向心力，普及教育，净化吏治，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机制；对外而言，是融入国际经济循环体制，以尽可能柔软的身段，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差异所带来的疑虑，建立起中华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和平向上理性负责的形象。

六 统独之争的联想

目前网上关于统独之争的主流声音似乎是，如果身为大陆人就一定要摇旗呐喊“为了台海统一不惜一战”，否则就是没有骨气的汉奸卖国贼，人人得以诛之？！

感遭如是，忍不住要大放厥词，谈一谈由这次的统独之争引发的联想。

1) 多一点宽容

总的来说，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缺乏思想宽容精神的民族之一。

2226年前，阿唐的老祖宗统一了中国本部(即目前中国疆域中去掉东北，西北，西南的部分)，其幅原之辽阔及人口之众多，世界上只有大致同时期的罗马帝国可以相比拟。

为了统治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秦始皇继续采用在民风淳朴的秦国施行多年的严律峻法，对全国实施高压的军事管治。至钢则易折，结果，二世而亡。

汉承秦业，汲取秦亡的教训，相当长的时期里，采取了不同于苛秦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怀柔政策，从而缓解了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关系。同时，在思想领域里，汉代虽然没有走到秦代的“焚书坑儒”的极端程度，可是却推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起自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大争鸣时期，至此正式结束。显然，这是与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一种思想文化政策。

从此，在中国长达2000年的封建统治中，除了蒙元时期，尊儒基本上成为历朝历代的国策。

有一种观点认为，2000年前中国庞大帝国的极权统治，是一种早熟政治的形态，套用一句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就是，上层建筑远远高于其经济基础的发展。这种早熟政治的代价就是，对自由思想的钳制。

世界历史上，这种对思想领域的禁锢行为，只有中世纪欧洲的教廷可以相互比拟。但是因为欧洲是多国林立，治权与神权分离，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火花得以星星点点，不缀不灭，最终在工业革命到来之际，燃烧成燎原大火。

中国长期以来对思想禁锢的结果，就是思维的单一性和同一性，缺乏宽容精神。思想领域里的任何异样的火花，都被视为异端邪说，遭到一致驳斥和压制。

2) 大一统的代价

2000年以降，中国本部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统一的状态。为了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中央政府采取了官僚体系与社会士绅相结合的统治结构。

举例而言，政府的基层权力机构的最底层是县一级，这一级的官僚是由政府任命，吃国家奉禄，大致的编制是几十个人，所管辖的人口从数万到数百万不等。最高长官是知县，他肩负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院长，财政局局长，民政局局长等职务于一身，旁的不说，单是刑事案件的侦查诉讼审理判决和实施，就能把他给累死。可是事实上，知县们做的优哉游哉，好像也不比现在的公仆们更忙。

为什么？因为不在政府官僚机构编制之内的士绅阶层，不仅在基层教化人民，而且事实上排解了大多数的民间纠纷。

所谓的士绅阶层是由退休的官僚，有功名的读书人和家道殷实在地方有影响的地主组成的，他们实质上构成了社会权力结构的最基层单位。

士绅阶层凭借传统的习惯和道德的威望，教化乡民，排解纠纷。而知县的职责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上诉法庭，负责重大案件的审理以及士绅处理不公的复核。

这种官员人数与其管辖范围的不成比例，导致其管理方式的模糊性和简单化。

例如，人口和田亩的准确数字，一直是困扰历朝政府的一个难题，这还是与征赋纳税直接相关的国计民生的大事情。

因此，为了便于简单管理，大部分的朝代都采取了禁锢农民于土地的政策，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无形中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公元后前1500年的世界史中，中国凭借大一统的社会组织，整合起全国的经济力量，疏通江河，开凿运河，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保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国本部经济文化的发展空间，遥遥领先于世界上同期的其它国家。

后500年的世界史中，中国的大一统所付出的代价一一显现：固步自封，钳制思想，歧视自然科学，对外来文化和思潮采取不问不睬的态度，闭着眼睛高唱泱泱华夏一统千秋，对外关系上满足于天朝朝贡制度。结果就是，同时期发生在西方的文艺复兴，资本主义萌芽和地理大发现，在中国本来也是有机会发生，却坐失良机，任凭风水之轮转往西方。等到西方列强前来扣关，老大中国表现出来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困惑，实在是惨不忍睹，随之而来的种种屈辱和不幸，时至今日仍然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3) 大一统的困惑

大一统的正面意义，除了前文提到的公元第一个千年对中国经济的整合效应之外，大致上可能还有保证了中华文明的一致连续性，此外，还有什么呢？

中国的两千年统一史中，也穿插了几个分裂时期，汉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后的五代十国，固然由于频繁的战乱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但是也大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进步和人才的流动。

以三国时期为例，基本上没有发生君王对臣子的大规模杀戮行为，不是不想，是做不到，因为还没等杀，待宰之人已经跑到敌国去了。于是，为了延揽人才，各国君王不得不争着礼贤下士。

有宋一代，君王对读书人极为礼遇，终其一朝，未曾滥杀一位士大夫。此固然与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有关，然宋朝时代中国本部未能统一，大敌当前，容不得皇上恣意妄为，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统一的明朝，朱皇帝前后诛杀功臣及其亲友达数万人之多，开国元勋近乎一扫而空。其后更是动辄在朝堂之上，公然脱下朝臣的裤子打板子，令斯文扫地一至于斯。

当然，也有人撰文说，中国之所以在200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维持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有其必然性的。如自然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周边文化的相对落后，整合中国本部的经济力量对纵贯全境的大河治理的需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不相重叠等等。如此说来，大一统的命题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

4) 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误解

很久以来，我的思维中都存在一个误区：中国本部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屡战屡败的原因在于，汉奸太多，民风软弱，倘若全民皆兵，同仇敌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每一个中国人就是吐一口吐沫不就把侵略者给淹死了？！因此，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

等到书读得多了，正统观念在各种信息的荡涤之下，渐次淡薄，我发现自己的观点实在有待商榷。

首先，希望一个农耕民族全民皆兵是不现实的，一个相对周边国家高度发达的农耕国家，其社会分工已经极为明确和细致，握锄头的手去拿兵器，实在是生疏的很。

其次，长期以来的中庸教化，都是让子民们做顺民，向温良，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唤起他们心中的野性，变得民风强悍起来呢？

再次，国家过大，君国不分，草根百姓们实在难以涌起对国家认同的忠贞感。而同时期的游牧民族则很容易地凝聚在规模小得多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周围。

又次，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的对抗中，具有天然的优势。游牧民族的生活模式决定了其全民皆兵的特质，上马兵，下马民。其落后的生活水平练就了其吃苦耐劳的品质，对后勤的依赖极小。长年的部落间的冲突，造就了其高度的机动能力，灵活的战争艺术，呼啸而来，绝尘而去。对于以步战为主的中原农耕民族，赢了追不上，败了逃不了，因此，中原文化对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以守势为主，实在是有其不得不为之的苦衷。

最后，有组织的军队与仓促上阵的乌合之众的战争，结果只有两个字：屠杀。当然，有人会说，组织起来的民众可以采取游击战袭扰战，不正面与入侵的军队对抗，而是采取对其后方军需供应线实施侧击的间接手段。不错，在金宋对抗的初期，黄河流域的百姓们就组织起了无数的义兵与金对抗，抗战的旗帜大概飘扬了二三十年，最后还是掩旗息鼓了。整体无序抵抗的百姓与整合一体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前者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多说一句，八年抗战，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就是采取的全民抗战的路子，隐形于民众之中，当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万里长城”。通常的办法是，穿便衣，打黑枪，埋地雷，摸岗哨，完了事往老百姓家里一藏，很像是今天的伊拉克的局势。日子久了，鬼子也急了眼，凡是怀疑藏有八路便衣的村子，如果不交出人来，就实行三光政策，以恐怖对恐怖。

这样说，很可能又被砖头砸得满天包：敌我不分，是非不明。我只有一句分辨：战争是军人之间的事情，没有必要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卷进来。老百姓可以对侵略者采取不合作态度，但如果要求或者驱使每一个平民都去逞匹夫之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世界上的很多民族大概都会灭绝的。

打开中国地图，新疆的北部有一个地名：准噶尔盆地。历史上曾经有一个赫赫有名的准噶尔汗国，作为蒙古部族的一支，最强盛时期几乎囊括全部的新疆及蒙古高原，与清廷屡屡对抗，时服时叛，抵抗得异常坚决。最后，满族军团对准噶尔实施了血腥的灭族政策，杀光了全部的准噶尔人。从此，准噶尔民族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一个单纯的地理名词，在戈壁沙漠的瑟瑟寒风中凭吊曾经的辉煌。

5) 道义的慷慨与责任的沉重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坛和思想界就活跃着一个流派--清流。他们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时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抨击时弊，指点江山，唱唱高调，在道德上的修养似乎极高。

这一股流派发展到明朝，达到其鼎盛时期，他们不顾生死与宦官作对，对皇权约束，端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明嘉靖年間的“大禮儀”事件是一个典型的范例。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死，無子，興獻王長子(世宗)即皇帝位，下令禮臣議其生父尊號为皇考，朝臣争论激烈。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世宗再次打算追尊其生父母為皇考及皇太後，朝臣二百餘人跪於左順門前力爭不可，因为在名分上其叔父孝宗及妻才是世宗的父母，世宗大怒，下獄者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而死者十六人。

呵呵，真的是有骨气啊，宁愿被皇帝的板子打死，也断断不能容忍皇帝称其生父为皇考！可是等到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之际，明朝士大夫中的汉奸之多，历代王朝无出其右。这就是清流们的所谓道义？

晚清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大清得以度过太平天国之乱的中兴名臣，影响中国历史达半个世纪之久。

今天，大概没有人会对曾国藩的道德人品提出疑问，一个严于律己，时时刻刻不忘修身养性的大政治家，他的道德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毛泽东在信仰马列之前，直言曾文正公是他的偶像。

但是，晚年的曾国藩卷入了“火烧望海楼”的天津教案，被清流人士骂得狗血淋头。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百姓之间的冲突，这种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误解和矛盾，因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屡屡挫败，在士大夫中酝酿发酵，愈演愈烈。事件发生后，在部分对西方文化心怀不满的清廷官僚的推波助澜的怂恿下，最后演变了火烧教堂和在街上随意捕杀外国人的暴民事件，牵涉到了好几个国家的公使及侨民。

曾国藩在审理此案中，顶住了朝野间的巨大压力，基本上按当时的国际法则处理了相关的中方人员。

在接到朝廷上谕后，曾国藩就知道他惹上麻烦了。在清流舆论与国家利益间，他的选择非常困难。他完全清楚，如果选择站在士大夫一边，做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以他平定长毛的威望，舆论会把他捧上天的，朝廷局于物议，也不会把他个人怎么样，但是，由此引发的后果，一定就是因为清廷又一次地藐视并践踏国际公法，遭致列强对中国的再次用兵。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及公法主持公道，难免会为人非议，朝廷基于舆论，也不会对他公开褒奖。

在大声空议和忍辱持正之间，曾国藩作为晚清最伟大的政治家，做出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选择。事后，也确实被清廷从直隶总督贬回到了两江总督。

直至最近，李鸿章才逐渐由误国殃民的卖国贼形象恢复到其本来面目--晚清中国的中流砥柱。

近百年以来，中国人一提起李鸿章，一定会将其与晚清签订的一系列士大夫们认为的丧权辱国的条约联系在一起，因为李鸿章是其中绝大多数条约的主要谈判人。野史上居然演绎出戏子在给老佛爷演戏时，伏尸死谏的故事：“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呵呵，一个国家在与外敌战败后，就把全部的过失和责任都推卸在负责战后谈判的一个人身上，什么吃里扒外的汉奸，没有骨气的卖国贼。试想，李鸿章在谈判中，为什么要出卖国家利益呢？难道真的贪图了外国的什么好处？还是屈服于外国的强势逼迫？

今天的人们应该清楚了，如此重大的国际间的谈判是不可能出现私相收授的台下交易。李二先生也不可能惧怕什么外国蛮夷的强势手段，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列强们在台面上还是非常遵循国际之间的惯例公法，断断不会出现僧格林沁鞭打拘押英法联军的谈判使者巴夏礼，从而导致谈判破裂，英法联军直入北京城，演出了一幕火烧圆明园的悲剧。

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是日本指名要求李鸿章挂帅谈判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其军事柱石基本上维系在李鸿章一人及其背后的北洋军上了。中日甲午之战，实际上是北洋一军，抵御日本倾国之力！

拳匪之乱，庚子之变，事后的善后还是要仰仗这位垂垂老矣的卖国贼出来收拾残局，这位马关条约后被贬到两广总督任上的年逾七旬的老翁以老病垂死之身与列强周旋，力排众议，在保全国家体制和绝大部分主权的前提下，与列强签署了《辛丑条约》。条约甫定，他便吐血去世。

我实在是看不出来，这其中李鸿章有什么动机有什么理由要出卖自己的国家。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坦坦荡荡的真汉子，为了民族和国家，踏踏实实地履行了他们肩上的重担。

6) 辉煌武功下百姓的悲哀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以辉煌的武功震慑外族的时期，如汉武帝击破匈奴，隋唐盛世时的四面扩张，满清的最后辉煌。

汉武帝几度三番对匈奴用兵，打得袭扰中国本部长达几个世纪的匈奴人远遁漠北，在历史上每每为国人称赞。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汉武对匈奴及岭南百越用兵数十载，不仅耗尽了高祖和文景二帝三朝的积蓄，而且还对本朝的百姓极尽盘剥之能事，穷兵黩武，民不聊生。武帝之后，再经两朝方始复原。

不错，从整个民族的荣耀角度而言，汉朝的大名威加海内，有一句名言是“犯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最后打得匈奴抱头西窜，远遁欧州，残余匈奴的兵锋所及，导致一系列民族被迫向西迁移，雪崩效应的结果竟然导致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的最终覆亡，西方史书记载为“上帝之鞭”。

汉代倾数朝百年之力，终于把北方强邻彻底打垮，此后，中国本部的农耕文明对漠北草原的治理依旧是有心无力，续匈奴之后，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不断地在这片广漠的高原上兴起，历史一遍又一遍地重演故事：漠北南下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定居的农耕民族的冲突。

每一次汉民族的强力反击之后，不消百年光阴，游牧民族卷土重来如故。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鼓吹不抵抗主义，而是说，穷中国百年之力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斩草除根的战争行为，根本是得不偿失，由于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环境的制约，双方根本不可能完全吃掉对方，以蒙元的强悍不是同样要保持中国本部原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吗？

因此，汉武帝的赫赫武功，在某种意义上，实在是虚幻的很哪。

7) 自我炫耀的光环

提起蒙元的武功，想起了一件可笑的事情。自古以来的朝代称谓，每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都是琅琅上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

实在是不懂为什么蒙元也变成了中国的一个朝代？这是中国本部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完全占领，蒙古统治者们依赖的官员和军队，基本上是蒙古人和中亚的色目人，与中国本部尤其是江南精华地区基本无关，读书人失去了科举晋身之路，就把心思用来编编小曲写写故事上面。蒙古人不讲中国话，不习中国文化，甚至统治方式也与中国的传统差别极大，把中国人尤其是南中国人纳入社会阶层的最底部，根本无缘参与国家的治理，中国本部整个成为了蒙古民族及其手下的中亚官僚集团的纳税机器。

把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大元，堂而皇之地纳入大中华的朝代序列，实在是有些汗颜。试想，如果二战的结果是轴心国胜了，中国全部为日本占领，难道日本国也成了中国的一个朝代？日本天皇也变成了大中华的什么世祖？

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的是，我们的历史书上，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西亚和欧洲建立起的几个金帐帝国，一并纳入了蒙元的版图。拜托，蒙元只是那几个帝国名义上的共主，它们之间的征战杀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即便归于一国，荣光也是属于今日偏居一隅的蒙古国，与曾经被征服的中国本部何干？

这里多说一句，满清时代，中国本部也遭异族统治，不过，满人自觉汉化了，以至于满文化自身几乎已经被淹没了。因此，把满族纳入大中华文化圈，还讲得通。

8) 对历史进程的曲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历史教育对历代农民起义大加吹捧，记得阿唐念中学时学历史，对五代十国南北朝不甚了了，却对那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倒背如流。

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被人为地拔高到近乎无限的高度，俨然成为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主角。

我们的教科书上可曾提到过历次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及貌似公允的口号下掩藏的血腥行为？

提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唐朝的黄巢，他率领的农民军队几乎把唐朝整个推翻。黄巢是一个读过书的私盐贩子，乘晚唐社会动荡之际揭竿而起，写过一首流传很广的杀气腾腾的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崩坏，黄巢的军队找不到足够的口粮，于是发明了一种巨舂，专门用来为他的军队制造军粮。《旧唐书》记载云：“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明白了吗，把周围的老百姓抓来，扔进巨舂里磨成肉糜，以充军粮，真的是做到了吃人不吐骨头！

中国历史上的无数饥馑时期，“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史书。但是，把食人流水线化，黄巢是唯一一人。

再说一个，与李自成齐名的张献忠。明末，张献忠据四川成立大西国，自立为帝。不知道是否由于常年的战争生涯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失衡，他开始恣意杀人取乐，甚至把自己的老婆和儿子也杀了，并且刻石以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具体杀了多少人，永远是一个谜。但是清初四川的人口减少到如此程度，清廷不得不颁布“湖广填四川”的诏令，填补天府之国人口的空缺。

如此种种的暴行劣迹，何来对历史的推进作用？

9) 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思考

2000年以降，中国本部的经济重心逐渐由关中平原向东转移至黄河流域，又逐渐转移至长江中下游流域。

这其中有近数千年中国气候变迁的因素，也与人为的破坏有关。

秦在关中经营了数百年，建立了完善的水利设施，战国时期的关中地区的农产丰富，大大高于关东六国的平均水平，也保障了日后楚汉之争中，刘邦的后勤供输。

汉末及其后大分裂时期，关中的水利设施屡遭破坏，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黄河流域。

隋唐盛世之后五代十国，中原地区成了南北往来的杀戮场，甚至黄河都被人为改道去淹没敌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接下来的辽宋大战，辽金大战，金宋大战，蒙金大战，尤其是蒙古灭金的战争，同是游牧民族出身的金国抵御的异常凶悍，每一城的争夺都是尸横盈野血流成河，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血腥的修罗场，社会经济摧残殆尽。如果不是留在关外的金人部落延续火种，大概就不会有后来的满清帝国的辉煌了。蒙古灭宋，除了前期在四川和襄阳的争夺激烈之外，对江南地区的征战却是势如破竹，一鼓而下，因此江南的经济基本保全，至此，中国的经济重心完成了最后的转移。

论述至此，估计砖头瓦块已经如雨。不过，从一个很长的历史长河的视野看过去，顺势昌，逆势亡，的确如此。中华民族柔韧的生命之力，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繁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0) 选择性回顾历史

中国人大概都知道中国对日本的文化输出，潜意识下面有一种施恩的骄傲心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现代汉语中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和术语的70%都是自日本引入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等词汇，全部来自日语。

中国的古汉语是单字结构，如日，月，帝，民，火，国，城等，甚至动词也是单字为主，如行，走，投，奔，持，呈等。这种单字结构在书面表意时，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在日常口语中，因为大量的同音字的缘故，就不太适用了，事实上，历来中国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差别都是很大的。

近代，中日两国先后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日本比中国起步略早。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界的代表人物是严复，他创造了大量的新词用以翻译科学及人文术语，其中有复词也有单字。但是历史最终选择了日本的译法，严复的创造逐渐被历史遗忘。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严复使用了文言体裁翻译西方作品，过于追求文体的雅致，从而导致了字面意思的模糊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晚清大规模的赴日留学现象。

不夸张地讲，没有日本就没有中国近代的国民革命。不仅国民革命的代表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阎锡山，蔡锷等，在日本旅居或留学，就是武昌起义中的大部分中下级军官，也都是自日本回归的留学生。他们基本上主宰了中国政坛军界达20年之久。

几乎每一个中国读书人大概都知道中英《南京条约》，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就一步一步沦入殖民地半殖民的的深渊云云。但是，大概没有几个人读过有关该条约的具体条款，这里，是其主要内容：

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

2．五口通商。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

4．割地。清朝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5．另订关税则例。清朝政府将以公平的原则颁布一部新的关税则例，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6．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今天审视这一条约，只有割让香港一款，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至于战败赔款，实在是天经地义；其它各款，不过是强迫愚昧的清政府遵循当时的国际通商惯例罢了。甚至百年来英治之下的香港，对于中国进步的正面意义，自不待言。

至于汉朝对于越南的用兵，隋唐对于高丽的征战，更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

行文至此，似乎去统独之争的话题远矣。

拉拉杂杂地说了许多，不外是想要说明几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狭隘；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多读一点书，少下一点结论；自己的日子要过好，别人的生活也要顾忌。

我们的教育体系的确存在着某种偏差，一个调子，一个观点，一个角度，遮遮掩掩，以偏概全，注重传授，轻视思考。

世界已经变了，打打杀杀已经过时了，打拼经济是第一位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变成了世界老大，台湾，蒙古，朝鲜，中亚，南亚还不抢着回归或结盟？就连身在空门的达赖喇嘛都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脱离了中国的西藏是不可能在经济上自立的。一个佛门人物，都知道经济的重要和妥协的必要，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一定要分分钟较量出一个高下出来，而且不惜一战以求一逞？！

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浴火重生，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愿泱泱华夏之风再次吹拂于世界之林，与兄弟姐妹民族一同携手共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