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上文之所以说孔子在后世之为圣人或为罪人，皆因有《论语》流传，是因为《论语》是唯一既可靠又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孔子言论的文献。说“可靠”，因为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至于其可靠性到底有多高，其实却很难说。如此这般说，原因有四。

其一，《论语》不是孔子自己的著作。

其二，《论语》并未经孔子本人过目认可。

其三，《论语》并非成于直接聆听孔子教导的弟子之手，而是成于再传、甚至三传、四传弟子之手。《论语》自古相传为孔子弟子所辑，自唐代柳宗元始疑之。

柳宗元撰《论语辩》，论断《论语》实成于曾子的弟子。曾子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既不予孔门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高足之列，又曾被孔子指为迟钝，想本是下才，却因宋儒的吹捧而名声大噪于后世。柳宗元的论据有二。论据之一，《论语》中提到曾子之死。曾子在孔子弟子之中年最少(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尚有四人较曾子稍小)，至曾子死时，孔子弟子大都早已不在人世。《论语》既记载曾子之死，则势必出自孔子再传弟子之手。论据之二，《论语》中但凡提到孔子弟子时，一概直呼其名姓或直称为子某，如颜回、子路、子贡皆是。唯独于曾参和有若例外，尊称为曾子和有子而不名。传说有若因貌似孔子而在孔子死后一度被孔子弟子尊为师，因不能如孔子料事如神而遭罢绌。柳宗元据此传说而解释《论语》为何尊称有若。至于曾参之有破例之尊，则舍《论语》出于曾参弟子之手外，别无解释。

窃以为传说有若因貌似孔子而被孔子弟子尊为师云云，如同儿戏，绝不似有德有才有识如子贡、仲弓、原宪、子夏、子张、冉求等孔门高足所堪为，其说之不足信甚明。曾参以孝显，传孔子的孝道，著《孝经》；而《论语》首章《学而》所载有若的言论恰好也是在谈孝，由此可见，曾参与有若或同为孔门以孝为专业者。倘如此，则《论语》出自曾参弟子与有若弟子联手的可能性甚高。不过，出自曾参、有若弟子之联手，并不一定等于成于曾参、有若弟子的联手，再下一代、甚至两代弟子参与编辑的可能性颇高，因《论语》定本之出，年代颇晚，说见下。

其四，《论语》成书之年，大都以为在战国。然《论语》之名不见诸先秦诸子之任何着作。司马迁《史记》所引孔子言论虽多与《论语》合，亦不曾提及《论语》之名。由此可见，成书于战国之说难于成立。恐定本《论语》之出，实自孔子故居夹壁发现所谓《古论语》始。如前所述，《古论语》之所以称之为《古论语》，是因为其文字为先秦的古文写就。先秦古文在汉初识之者已寡，故但凡用古文写就的书籍，皆须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改写之后方能通行于世。这情形多少有些类似把甲骨文改写成今日之简体字，误释误书，在所难免。

说“比较系统”，是同其他零星摘引孔子言论的书籍，如《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相比较而言。究其实，则并无“系统”可言。比如，《论语》虽有篇章的划分，其划分只是任意为之，与内容了不相关。谈“仁”的言论并没有汇集在一起而构成一篇《仁论》，谈“君子”的言论也没有汇集在一起而构成一篇《君子说》；《为政》篇既谈“为政”，也谈“孝”，《颜渊》篇既记载与颜渊的对话，也记载与其他弟子的对话。各篇虽有篇目之名，其篇名只是取每篇第一句的前两个或前三个字为之，不仅与内容无涉，有时甚至于意不通。比如，《论语》第一篇名之曰《学而》，只因本篇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学”与“而”两字连文，于意一无所取。这种取各篇第一句的前两个或前三个字为篇名的方法，在先秦诸子之中，仅为《孟子》所效仿，其余各子的著作，如《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其篇章划分和篇章命名皆与内容相呼应，与现代书籍无异。由此推之，孟子或者见过《论语》，或者甚至参与编辑其事，因欲以孔子继承者自居，故其自撰《孟子》时刻意效仿之，只是当时所谓《论语》者，尚无“论语”其名，故《孟子》中不曾言及之。

§62

除《论语》之外，集中记载孔子言行的著作有《孔子家语》、《孔子三朝》、《孔丛子》、《孔子集语》等。今本《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说见前，此不复赘。《孔子三朝》见于《汉书．艺文志》，作七篇，早逸，其中一篇见汉人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孔丛子》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首由王肃引用，故大都亦疑为王肃假托秦末孔子后裔孔鲋之名而伪造。《孔子集语》为后人编辑散见各书的孔子言论而成，真伪难辨。此外，汉人戴圣所编《小戴礼记》中亦引用不少孔子言论，有的见诸《论语》，文字或略有出入。其不见诸《论语》者，来路不明，亦真伪难辨。故欲探求孔子学术思想，舍《论语》之外，实无可取。

今本《论语》在篇章划分上继承《鲁论语》，共分二十篇，每篇约五、六百字，全书总共一万二千言上下。以字数计，不过是本极不起眼的小册子。然而，这本小册子恐怕是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自有读物以来以至于今，读者最多的非宗教著作。近百年来读者剧减，像过去那样把这一万二千来字读得滚瓜烂熟的人恐怕是根本没有了，过目全书者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随着政治制度的变迁，《论语》不再是从政者必读的政治教材。其二，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论语》同其他一切文言作品一起成为广大读书人所读不懂的书。柞里子小时候读《论语》，不甚了了。尔后偶然翻阅，虽有“温故而知新”的感受，但绝无必读的紧迫感。直到侨居海外有年，不止一次碰到从国内来的精英大谈西方文化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云云如何高尚美好，并因而一头栽入基督教的怀抱，方才领悟到：如果不想看到中国文化沦为基督教文化的附庸，则精选一部份《论语》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实为当务之急。

除《论语》之外，儒家经典之作首推《孟子》。据《史记》，《孟子》是由孟子与其弟子万章等人合作而成的。孟子(公元前390-公元前305)，名轲，驺人，驺同邹。邹国为鲁国之近邻。不过，孟子之生距孔子之卒整九十年，与孔子搭不上直接的关系。《史记》称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之孙，曾师从曾子，门人也就是弟子的意思。据此，则孟子当是孔子的四传弟子，或者说是曾子的第三代门人。《论语》既由曾子弟子经手，《孟子》亦复由曾子第三代门人所撰，可见曾子对后世儒学的影响至深。孔子学术不由孔子所称道、所倚仗的大弟子如颜渊、子贡、仲弓、子夏等发扬光大于后世，却由孔子以为鲁钝之曾参而发扬光大于后世，实为儒学历史上莫大之讽刺。《史记》称《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称《孟子》十一篇。今本《孟子》只有七篇，与《史记》合。后人大都据《汉书》十一篇之说而疑惑有四篇失传，于是有“小人儒”在明代伪作所谓《孟子外书》四篇以充其数。窃以为《汉书．艺文志》之“十一”，乃为转抄《史记》“七”之笔误。中文书写本作竖行而不作横写，“七”与“十”下加“一”极易混淆。据柞里子读《史记》和《汉书》的经验，但凡两见于《史记》与《汉书》而文字略有出入者，十之八九为《汉书》转抄《史记》时致误。历来考史者却多从《汉书》而不从《史记》，替《汉书》作注释者，于《汉书》谬误不通之处，也大都曲为牵强附会之说以疏通之而不据《史记》予以纠正，皆不可解之至。

《孟子》不仅在篇章命名上效仿《论语》，行文也效仿《论语》取问答的形式。不过，各篇大都集中于某一论题，上下文气连贯而不脱节，显然是经过精心的编排和加工，而不是像《论语》那样的对话实录。孟子被宋儒抬举为孔子的继承者，自元代更被封为“亚圣”，也就是仅次于“至圣”孔子一等的意思。实则孟子的思想和修养与孔子颇有出入，如果孟子学术的“亚圣”的地位正因其与孔子有出入(捧场者心中当然是把“有出入”读作“有发展”)而来，则无可非议。如果以为孟子为孔子学术的最忠实的旗手，故特尊崇之为“亚圣”，则未见其可。

§63

孔孟之相出入，举其大略而言，可以概括为四。上文已经指出，孔子虽以王道为上，却盛赞霸道的首创者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可见孔子绝不否定霸道，或者说并没有把霸道截然划出于王道之外。孟子则对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一笔抹杀，认为一切非王道者皆不足道。此为孔孟相出入之一。

孔子之所以不否定霸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对异己的包容和欣赏。比如，孔子以“君子”称子产，以“仁”许管仲，以“龙”誉老子等等，都是包容和欣赏异己的表现。孟子对非儒者不是讥讽就是鄙视，比如，蔑称楚国农家学者许行为“南蛮鴃舌之人”，甚至对于孔子每每称道的伯夷和柳下惠也不乏微词，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伯夷狭隘，柳下惠不恭敬。狭隘和不恭敬，都不是君子取法之道。”此为孔孟相出入之二。

孔子于人性之善恶，不曾着一词。既不着一词，则倾向于无善恶论者。而孟子却力主性善之说，与主张性无所谓善恶的告子反复辩难不已。此为孔孟相出入之三。

孔子以立功立德为修身之的，故既欲从公山不狃之叛，又欲从佛兮之叛；既有“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之叹，又有“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之叹；既欣赏子产的施政，又欣赏管仲的霸业。孟子虽亦曾奔走游说于诸侯，既不遇，退而著书立说之时，却持蔑视功业的态度。比如，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译成今日之白话，即“君子有三件乐事，以王道一统天下并非其中之一。父母俱在，兄弟平安，这是第一件乐事。上不愧天，下不负人，这是第二件乐事。得以教育天下精英，这是第三件乐事。君子有三件乐事，以王道一统天下并非其中之一。”这话听起来清高之至，只是不知孟子在游说多方、一无所成之后而发此语，由衷之言欤？忿激之言欤？悟道之论耶？吃醋之论耶？由衷而悟道，则与孔子分道扬镳矣；忿激而吃醋，则不如孔子坦诚远矣。此孔孟相出入之四。

窃以为无论是就思想深度还是就胸怀宽度而言，孟子均远在孔子之下。不仅止此，其见识亦远较孔子为迂。比如，中原各诸侯国早在孔子之前就业已废除井田制，孔子不曾倡复井田之说，而孟子却视恢复井田为行“仁政”的首要任务。不仅止此，其言谈亦远不及孔子为谨慎。比如，孔子仅泛泛地称颂尧舜禹的功德，不曾谈及任何具体细节，因年代久远，无从稽核故也。孟子却不然，于尧舜禹的继承，以及舜的家庭私生活等等，均生动而细说之，俨然如亲眼目睹，而不言所据者为何。其对井田制的描述，亦不知从何而出。或皆以想像为之。

或问：既然如此，何以上文称《孟子》为《论语》之外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答曰：因为宋儒如程颐、如朱熹之流对孟子情有独钟。程、朱之流不仅把《孟子》捧为儒家经典之一，使自唐以后的所谓“十二经”成为“十三经”，而且把《孟子》与《论语》以及从《小戴礼记》中分离出来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合成为所谓“四书”，使之成为幼童发蒙的必读教材。于是，自元以降，《孟子》遂同《论语》一起，不知被多少人从头至尾烂读过几多回。因此，无论孔孟相提并论如何不妥，其相提并论业已为不可改写的历史。

虽然，《孟子》七篇之中也不乏读来发人深省之论、掷地有声之言，兹略举数例如下，以睹所谓亚圣者的风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64

以上引文大都通俗易懂，用不着译成白话。不过，应当指出，这几句话之所以通俗易懂，并非语言结构使然，乃是因为经常被人引用，以故面熟耳熟。由此亦可见以上徵引，并非柞里子的一己之见，乃“吾从众”之结果。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一语或不属此例，兹译如左：“人与鸟兽的区别微乎其微，一般人把这点区别放弃了，只有君子方才保留着。”不少侨居美国的中国人发现美国的民风更接近于“自然”，于是心向往之，而疑惑中国传统文化种种皆有违“自然”。窃以为彼所谓“自然”者，正《孟子》所谓“禽兽”者也。彼心向往之，以为当“去”之者，正《孟子》所谓“君子存之”者也。故特标出之，以明华夏传统民风之去“自然”，非愚昧所致，乃价值观念不同所致。

在以上引文中，“民为贵，君为轻”最常被人引用，而“社稷次之”四字则往往被引用者截而去之。之所以会如此，料想是因为“社稷”今不复存，故从略。就字的本意而言，“社”指土地神，“稷”指谷神。古代帝王视土地、粮食为立国之本，故“社稷”连文，往往用来象征“国家”或“政权”。就这种意义而言，“社稷”在今天不妨以“意识形态”当之，如此，则仍有现实意义可言而不必从略。北京的社稷坛本来保存完好，却偏偏改名为“中山公园”，不知改名者，是否视孙之“三民主义”为民国之社稷？

晚孟子近九十年而儒家有荀子出。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况，赵国人，显于齐，终老于楚。时人尊称之为“卿”，汉人避汉宣帝讳而改称之曰“孙卿”。因而其传世之作《荀子》又名《孙卿子》或《荀卿新书》。荀子诋毁孟子而自视为孔子的传人。《史记》合孟子与荀子为一传，《汉书．艺文志》并列《孟子》、《孙卿子》于儒家者流，可见汉人于孟、荀，并无厚此薄彼之见。然荀子不受宋儒欢迎，故自宋以降，几被排斥于儒家之外，其名声和影响皆不得与孟子同日而语矣。《荀子》三十二篇，末五篇大都记载孔子与弟子对话，多今本《论语》不载者，或为荀子所传之《论语》，误入《荀子》本文者。《议兵》与《强国》两篇，行文作对话式，或为荀子弟子所辑录，也未必应编入《荀子》本文。《成相》与《赋篇》两篇，文体与其他各篇亦不合，或为荀子授徒的教材而误入《荀子》者。其余各篇大致可分为四类：探讨哲学者有《劝学》、《非相》、《天论》、《解蔽》、《正名》、《恶性》，探讨道德伦理者有《修身》、《不苟》、《荣辱》、《君子》，探讨政治制度者有《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士》、《正论》、《礼论》、《乐论》、《大略》，专论儒学者有《仲尼》、《儒效》。此外，《非十二子》一篇，类似《庄子》的《天下》篇，是作者对先秦学术流派的批评和总结。

综观《荀子》所言，其旨在发扬孔子学术甚明。比如，《荀子》以《劝学》为首篇，显然意在模仿《论语》以《学而》为首章。《荀子》“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显然出自孔子“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荀子》“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君子居家之所以要选择乡里，出门之所以要同有操行的人结伴，是因为要防备邪恶、亲近正直”】，显然出自孔子“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乡里以仁厚的风俗为美，居家而不选择风俗仁厚的乡里，怎能称得上明智？”】，《荀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长大以后举止相异，是教育不同的结果”】，显然出自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性本相近，因所受影响不同而发生差异”】，《荀子》“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喜欢荣誉，厌恶耻辱；喜欢利益，厌恶损害，是君子和小人所共同的，所不同的是追求的方法”】，显然出自孔子“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与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如果不能以正当的途径得之，就不应当得；贫与贱是人人都讨厌的，如果不能以正当的途径去之，就不应当去”】。其余文字上虽不必如此接近而意旨雷同或相互发挥者甚多，未便一一枚举。